社会主义道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选择--访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研究员

本刊记者：2009年1月12日,您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从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演变、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发展、近代国际环境和民族危机的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态度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此文引起了读者和网友的兴趣。本刊也十分关注这个问题。我们结合读者的反应，提出了几个问题，请您再作些阐述。

中日历史问题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先生

■：步先生您好!您的研究领域涉及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抗日战争史，比较广泛。这些研究领域大多与近代日本有关，所以这次想请教关于您的研究历程和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史的一些相关问题。首先请介绍一下您是如何从东北地方史、中俄关系史研究，转向重点研究中日关系史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珍稀文献的收集与开放

文献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文献记载及其传播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传承方式，如何利用系统的或碎片化的文献重建历史并解读其意义，当见研究者的思想动机及其历史书写。文献传播涉及承载文献的文化空间，文献传播与传统意义上的人际传播整合更有其功用。从文献到文献传播实际上意味着学术研究价值取向的重要转向。就史学而言，当下媒介化社会省思文献传播的学术研究意义尤有价值。由于传媒技术的发展，如今人们从事学术研究，从文献传播到资讯内容的获取，较之以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年秋季，本刊与安徽大学“中国报刊与社会历史研究所”合办的“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学术论坛在合肥举行，约请几位与会学者对此发表所见，希望这组文章有抛砖引玉之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学术年会综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三届学术年会综述刘红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２９日至３０日，近代史所举行了两年一次的第三届学术年会。收到论文２０篇，内容涉及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诸领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现简述如下。（一）涉及近代政治方面的主要有《...

学术的传承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20年的努力和追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2年9月28日,主要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台湾史研究室。追本溯源,近代史研究所的台湾史研究源头可以上溯到本所前辈学者刘大年、丁名楠、余绳武三位先生1950年代合著的《台湾历史概述》。

回顾与省思:2023年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2023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呈现出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其学术热点仍表现为对社会史学科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主要包括史学研究“碎片化”问题、日常生活史研究、学术社会史研究、历史人类学研究、思想史与社会史研究等内容。同时,也形成一些新的学术增长热点,主要包括新革命生活史,全球史视野下的本土实践,借鉴社会史、社会经济史研究撰写某行业专业史等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社会史研究理论探索明显滞后、研究“同质化“”碎片化”状态仍比较普遍等问题。期待未来社会史逐渐形成自身的特点和理论,甚至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为历史研究视野和解释能力的深度拓展做出贡献。

打破地方主义:黄埔军校、国民革命与中国军事教育的近代转型

1924年黄埔军校的成立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重要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军事教育转折点。晚清民初,军事教育一直受军阀派系与军事地方主义的影响,各军校普遍带有深刻的地方烙印。1920年代,国民革命兴起,具有全国视野的黄埔军校在广东地方部队杂处的环境中诞生。孙中山不仅认识到党掌握武装的重要性,更明了需要以国民党军校为基础创建一支超越地方性的革命军队。黄埔军校创建之初,不但以北伐与国民革命为目标,而且以政治教育为核心,灌输主义与革命精神,而与国民革命目标相背离的地方主义也逐渐成了“不革命”“反革命”的代词,在黄埔军校早期学生中间逐渐形成了一股反地方主义的革命思想。

微观视野下的天津近代化——读《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札记

在晚清的城市发展史上,天津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前列,曾被誉为“小上海”。天津规模变化之大,样貌更新之巨,经贸发展之快,在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没有其它城市可与之媲美。一位西方学者对清末天津发生的巨变感叹道:“1900年的天津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就像是一个世界性的小宇宙,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现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场景。”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10年回顾

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近代中国已经10余年,这个理论给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研究最突出的成绩是商会,它使人确信近代中国确实出现过市民社会,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今后应该加强对清末民初新兴社会阶层、社会团体和社会运动的考察,对市民社会的研究而言,它们是三位一体的。

三十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范式之转换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复兴30年来,相继出现了＂现代化＂、＂本土现代性＂、＂社会与国家＂、＂社会治理＂等四类影响较大的研究范式,推动着学科不断走向新的广度、高度与深度。但作为以研究本土经验为主旨的学科,尚缺乏有效回应现实问题的重大理论成果,对于西方经验与理论已无力解释的＂中国道路＂这一世界理论难题,也还没有提出得到广泛认可的本土解释理论。展望未来,从＂社会治理＂着眼,在全球化视野下,向社会建设与发展维度方向拓展,可能会推动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治理与发展取得更深入的认识,为当今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治社会与善治社会,提出有益的历史启示和理论阐释。由此可能会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引领学科在理论创新上取得新突破、新进展。

2011—2012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11—2012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成果,既有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内容的扩增,也有诠释理论与分析方法的探索,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学科的一些最新进展和趋向。一方面,近年出现的一些热门论题仍在延续,如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控制、救济保障、教育改革、媒体传播、大众文化、记忆建构、城市史等领域都出现了较多论著,且研究内容日渐精深。同时,2011—2012年度还有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向:其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日益明显。这虽有助于丰富对历史的认识,但却在一定程度增强了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倾向。其二,研究领域不均衡。如灾荒救济、教育近代化研究仍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但宗教信仰及女性史领域的研究缺少有分量的著作。其三,社会史研究时段的后移也是一个新趋向。抗战时期的社会史研究较为活跃,有的还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开始大幅推进。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3

2012—2013年间,与当下中国社会转型重要问题相关的研究课题(如城镇化、社会控制、慈善救济等)受到关注,出现一些新趋向与热点。城市史、社会文化史、慈善史等领域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集中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小高潮,反映了这些研究领域已经有了比较深厚的积累,到了一定的总结与反省阶段。城市史研究呈现上海研究最多、二线城市次弱、其他城市薄弱的不平衡状态,制约了对近代城市变迁的全局与总体视野。乡村研究更加细化与深入,乡村管理与民间组织受到关注。社会控制和慈善研究更趋考察从民间和官方互动角度探索基层机制。但仍然存在问题意识不够凸显及社会科学化倾向日趋严重的不足。

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

近十几年来,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疏离政治史、革命史的宏大叙事,通过拓宽视野,在对史学本身诸多具体史事研究中取得新成果,同时出现了以现代化、科学化思潮研究为线索解读史学发展过程,并深层嵌入微观历史,尝试进行以新思路重新解读史学史的新叙事探索。同时也出现关注研究范式和理论探讨"重返宏大叙事"的呼唤。认同多元境界,以不同的叙事探索与具体微观研究并行,有利于推进史学史研究的深入。

中国近代史研究70年(1949—2019)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爆发前,虽政治运动不断,学术潮流多变,但中国近代史学界在很短时间内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开展了系统规范的资料整理工作,若干专题研究成绩突出,学术建树令人瞩目。'文革'期间,历史学遭受重创,命悬一线。1977年之后,随着国家整体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不但突破了政治史、革命史的单线叙述,理论方法也超越单一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和争鸣。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并行不悖的、自主而包容的中国近代史学,在开放而有纪律的环境中,不断推动学术进步。

60年来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

文章分三个阶段回顾和总结了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地区学术界翻译出版国外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著的情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翻译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外文研究成果不是太多,且主要以批判为主。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98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沉寂已久的学术研究活动开始复苏,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译介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推动学术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才的不断成长,译介工作走向繁荣,翻译出版的国外研究论著越来越多。此一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在进一步吸收和学习国外学者研究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对他们的观点给予更加深入的思考。中国学者对海外学者的观点所抱的态度已趋于理性,不再盲目地批判或接受,而是在结合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后提出商榷或驳议。

从传统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1980年代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为了总结三十多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经验,探寻中国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之路,2014年8月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史学月刊》编辑部在河南开封联合举办"中国近代史研究热点问题与理论前沿"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七十多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革命与改良、革命与现代化、新文化史、新革命史、社会文化史、抗战史、台湾史等领域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这里选载了五位学者有代表性的意见,分别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和现代化史等角度,在回顾三十多年来各相关领域研究成绩的基础上,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进行反省,并对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回顾与省思:2017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

中国近代社会史是1980年代兴起的新学科。30多年来，无论从研究范围的拓展、视角观点创新，还是新资料的发掘，年轻研究参与者日渐增多．并呈现越来越强劲兴盛的发展态势，收获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一直是学术界重点探讨的热门领域。2017年，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继续保持较高数量和水平，并呈现出若干学术热点与走势。本文将对此作一简要评述。

中国近代史研究50年

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1949—1965年的走向繁荣阶段，1966～1976年的扭曲和停滞阶段，1977年以来的复兴、开拓和繁荣阶段。在第一阶段中，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以“三次革命高潮”和八大事件为主体的研究体系。在第二阶段中，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儒法斗争”史几乎代替了整个近代史，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处于基本停滞和严重扭曲的状态。在第三阶段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学科创新，发展和开拓了文化史、社会史、早期现代化（近代化）和区域史的研究，呈现出整体性研究、中外融合、多学科交叉和反思创新的趋向。今后学术研究的取向，应按照本身的发展逻辑循序渐进，弥补以往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并根据中国和世界的未来社会发展趋势，开辟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研究领域。

追求之境:张海鹏先生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张海鹏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他著述宏富,既有精深的专题研究,涉及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与孙中山思想、留日学生、近代农民战争、国共关系、抗日战争、中日关系史与港澳台研究等诸多领域;更多的是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宏观思考与评论,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包括指导思想、话语体系、学科体系、研究范式及立场方法等诸多问题。他的主要学术旨趣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探索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建构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并在主持编纂《中国近代通史》中付诸实践,从而引导和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