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晚清中外关系史研究综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于晚清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从研究内容来看,已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专题:边疆危机、甲午战争前后的国际关系、清末十年的中外关系、在华外国人与晚清外交以及外交制度与外交机构。从研究的时间特征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5年;第二个阶段是从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从1977年到现在。第一和第三阶段学术成就巨大,而第二个阶段基本没有什么学术成就。

浙东抗日根据地统战工作再研究

抗战中后期,浙江战场呈现出日伪军、国民党军、中共部队三方角力与斗争的状态。中共在弱势情况下制定了灵活务实、行之有效的战略策略,成功地统战了国民党军非嫡系的田岫山部和张俊升部,不但使自身力量逐步壮大,建立与巩固了四明山根据地,而且改变了浙东地区三方势力的力量对比。可以说,不断调整对田岫山、张俊升两部的统战工作方略,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是1941年至1945年中共在浙东地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关键所在。

陈仪与日据下台湾研究

陈仪是大陆日据下台湾研究的组织者与实践者。他及其随员对日据下台湾的研究代表了当时大陆台湾研究的水准。陈仪取鉴台湾经验,在政治上推行省政改革,经济上发展统制经济,加强闽台交流与合作。陈仪不但是"日本通",也成为"台湾通"。应蒋介石之邀,陈仪主持台调会,编译资料。由于对台湾问题长期观察,陈仪辨析日据下台湾的利弊,有独到处,亦有盲点。台调会搜集的资料,多从日本人编写的书中摘译过来,这些资料注重台湾总督府的制度层面与技术层面,忽视台湾民众。陈仪只注重研究台湾的"物",忽视研究台湾的"人",试图维持台湾总督府的行政架构与统制经济,与台胞的迫切需要隔着很深的鸿沟。

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苏区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集中逃跑事件,对苏区士气人心及反“围剿”战争的进行形成很大消极影响。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逐渐采取措施,纠正“左”的错误,采取符合群众利益,切合当时当地实际的施政方针,获得群众的欢迎,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

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再思考(1924—1931)

国民党左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1924年至1927年间,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为了在中国扶持一个亲苏、亲共的政治势力,曾主导过一种政治策略,即在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和基层党员中发展左派,进而造成激进的中国革命形势,以服务于苏联的远东战略。1928年至1931年间,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仍以"国民党左派"自居,并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左派"理论,主张调和阶级矛盾,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以党治国、以党治军,实现党的青年化、民主化,实行大资本国有化,等等,反映出国民党对于一种"非资本主义"的国家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

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的初始

20世纪50年代初期,如何改造与帝国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中国基督教会使其适应新社会,是对中共提出的新挑战。中共把握中国基督教会与帝国主义历史联系的关键点,以及因抗美援朝而出现的社会新局面,以割断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为突破点,领导中国基督教会成功开展了三自革新运动。在引导和支持基督教会进步力量的同时,中共因势利导,激发广大基督徒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团结大多数信教群众,表现了中共应对各种挑战所具有的执政能力。

台湾光复的正义性与合法性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侵占台湾。《马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日本窃取台湾是非正义的。中国人民从未放弃收复失地。通过《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美国、英国承认台湾为中国失地并支持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中国政府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是在践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与合法性。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台湾省实行有效治理。因中国内战导致台湾与大陆再次分离。美国为干涉中国内政,借《旧金山和约》,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旧金山和约》改变不了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历史事实与法律依据。

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

嘉道以来,随着内忧外患的社会政治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思想传统从整体上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来自西方,也来自中国本土,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大变局,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勃兴正是对此时代变局的回应。这种回应来自中国本土思想传统,是多元的,不是单一性的。除梁启超特别彰显的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儒学内部的乾嘉汉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也都为当时经世思潮的勃兴提供了思想资料。正因为如此,才有经世思潮的勃发奔涌。

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赫德与英德续借款

中国对日赔款的赔付主要是通过三次大借款来完成的,它们分别为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及续借款。赫德帮助英德借款取得成功后,为了防止剩余对华借款落入俄法手中,赫德继续为汇丰银行出谋划策,并向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提出了分10年还清剩余赔款的方案,但未取得成功。最终在向各方借款无着、日本拒绝赔款展期的情况下,总理衙门不得不仍将借款事宜交给赫德办理,赫德从而帮助英德续借款取得成功,同时也帮助清政府利用英德续借款偿清了对日赔款。

《苏日中立条约》的缔结与影响

《苏日中立条约》是在20世纪30年代错综复杂、动荡不定的国际关系背景下签订的。它以牺牲中国主权和破坏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为前提,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性质。该条约的签订,使日本解除了对中国侵略及"南进扩张"的后顾之忧,也使苏联可以无需再过多关注远东地区,得以将大量兵力调到西部,巩固了对德防线。总之,苏日两国在条约中各取所需,谋求保全了自己的最大利益。

列强对一九二七年广州起义的因应

1927年广州起义前后,尽管中共"暂时对于租界、税关、教堂及一切外人生命财产,不加妨碍",事实上没有骚扰外国人的行动,但英、美、日等列强还是以未经证实的所谓共产党将袭击外人的流言为借口,帮助国民党镇压起义,并配合国民政府与苏联断绝外交关系。这反映了列强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嫉视和偏见,虽然它们和国民党基于反共反苏的共同目的,增进了相互间的关系,但并未获得渴望民族独立的中国人民的好感。

中国究竟有没有“封建社会”——驳潘顺利“中国中古社会形态就是封建社会”说

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中国有无"封建社会"问题,中外学界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对于这样一个投入了学者大量精力、且尚未有结论的重大问题,应该遵循学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原则,和历史研究"论从史出"的基本要求,深入研究、严谨取证、慎重定论,而不是轻易做出判断。

中塚明教授的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

日本研究中日甲午战争史的重要代表人物中琢明教授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他在山边健太郎的指导下查阅刚刚公开的日本国会图书馆收藏的陆奥宗光文书,在此基础上撰写《日清战争》等论著。1977年以后,他主要致力于陆奥宗光的《蹇蹇录》的校订工作,由此发现众多涉及甲午战争主要问题的重要历史细节。1993年退休以后,他在研究"佐藤文库"所藏日本陆军中枢参谋本部起草的《日清战史草案》的基础上,揭示了1894年7月23日凌晨日军占领朝鲜王宫事件的真相。中琢明一以贯之关注的问题是日本发动甲午战争的真正目的及战争的性质。他的研究表明,甲午战争是由日本精心策划和挑起的,战争的目的并非日本官方所宣传的是"为了朝鲜的独立",而是对朝鲜和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