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学界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文化史研究综述

1949年国民党迁台以后,台湾社会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文化日趋多元,并因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极为复杂的面向。对于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大陆学界起步较晚,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文化认同以及文化思潮三个方面。由于研究群体主要来自文学、哲学、政治学、台湾研究等非历史学科,现有研究成果多从当下出发,其思辨性较强,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历史学界亟须加强对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文化史的专门性研究,可以在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拓宽选题,从历史视角出发,以充实史料为基础,作深入扎实的实证性研究。

大陆学界有关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研究综述

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致力于揭露与批判日本侵略压迫台湾人民的殖民本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两岸对日据时期台湾史及台湾社会经济史关注的加强,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明显增多,其关注焦点也转向对台湾部分学者提出的所谓"殖民现代性"的深度辨析,从实证角度驳斥"殖民统治有益论"。不过,大陆学界对日据时期台湾经济与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尚有不足,还需要从扎实的史料工作入手,辩证分析延续与断裂、传统与现代、民族主义与殖民等多重命题相互纠葛的局面,如此才能真正厘清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所谓的"殖民现代性"特质。

当代台湾政党史与政治史研究概况

国内台湾史研究基本未脱"革命史范式",政党史与政治史研究是大陆台湾史研究的重点。由于两岸长期隔绝,当代台湾政治政党史研究起步不高,与海外学界缺少交流。同时,在较长时间内,学术研究较多受到意识形态影响,主观性强,用词极端。这些不足近年来已有显著弱化与改善,研究人群亦在扩大之中。然而,亦应看到,当代台湾政治政党研究虽"显"而不"深",一些论著为现实政治催生,实证研究与调查不足。

1949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的研究

日据时期台湾史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承上启下的延续性和某种意义上的断裂性。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近二十年研究状况有较大发展,有细化和深化趋势,并有对海外研究的互动、争鸣与驳斥,但仍有较大伸展空间。文章对日本据台、台湾民众的反抗和政治运动、台湾籍民和台湾义勇队、国际视野中的台湾及台湾对外关系,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等方面研究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期以利于学界。

“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

1987年"解严"后,台湾的历史研究逐渐渗入本土主体性问题。李、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地将其导入中学教育,并将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当做培养"台独意识"的工具,以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提出的"同心圆理论"为依据,在1994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史、增大台湾史的教纲修订,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离开来,并将"台湾史"作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的主体。这种隐匿着"台独"意识的"青少年历史思想改造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同。

辜显荣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充当的角色——以辜显荣的部分信函为例

日本占据台湾50年,为推行其统治之策,日本在台湾社会特意扶植了一批"亲日台人",其中,辜显荣最具代表性。他不仅在日本侵台当初,就充当日本侵台军队的"带路人",而且在其后的生涯中,始终积极为台湾总督府"治理"台湾出谋划策。辜显荣为日本可谓"竭尽全力",他通过与中国上层政治人物的一系列面谈及信函联系等方式,竭力诱惑这些人物"臣服日本",永远充当日本的附属国。从辜显荣的部分信函可以看出,辜显荣确实为日本军国主义吞并中国大陆"呕心沥血",凸现出中日近代关系史上一段极为特殊的博弈过程。

全国媒体对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反应

二二八事件爆发后,全国主流媒体密集报道,提出解决办法。《中央日报》代表了官方立场,指二二八事件为暴乱。中间立场的媒体评论持平,长官公署与台胞都有责任,应和平解决,需尽快恢复常态,妥为善后,改革台湾省政。国民党内CC系必欲去陈仪而后快,陈仪是首恶必办,负全部责任。左翼要发动民众反蒋,将所有责任推给国民党政权,是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导致了二二八事件。这些媒体的反应并不能改变蒋介石对台军事镇压,却激起全国民众对二二八事件的高度关切。在全国舆论强大的民意压力下,台湾实行省政改革,缓和省籍矛盾。

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的宏观检讨

台湾史是一门兼具学术与政治意义的新兴特色学科。中国大陆的台湾史研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属于中国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从研究史的角度,对于60多年来大陆学界台湾史研究成果做一宏观性的检讨,具体分析各个不同时期台湾史研究的特点,剖析唯物史观与"台独"史观论争的典型事例,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展现新的研究趋向,将有助于推动台湾史研究的深入拓展。

1949～1954年台湾当局为“承认”越南保大政权之曲折“外交”

从1949年7月法国控制下的保大政权成立,到1954年8月日内瓦会议后法国退出印支,台湾当局欲"承认"越南而不得。台湾当局先是选择以法方为主要交涉对象。在遭到冷遇后,试图避开法国,直接建立对越关系。但不久又否定这一想法。法方力求拖延,使台终未能与半独立的保大政权"建交"。在法国的敷衍阻挠之下,台湾当局以为日内瓦协定之后,"承认"保大便无问题,终致1954年8、9月间复被越南寻以借口一再拖延的尴尬局面。

“台湾意识”再探析——从“台湾意识”内涵的历史媾变中认识其本质

"台湾意识"在百年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最初与中国命运共同体相关、具有强烈"祖国"内核的"中华民族意识",在战后自党外运动起渐次被李登辉及民进党媾变为"台湾第一"、"台湾优先"等与中国大陆对立的"台湾意识",并成为政党发展或政权更迭的思想工具。"台湾意识"媾变的过程表明,现今岛内的"台湾意识"内容虽复杂丰富,但核心内容已经是"台独意识"。这种"台湾意识"在外部美日因素及大陆强大压力下,可能进一步被民进党所利用,成为其"柔性台独"的思想武器。

马英九执政期间日台关系之演变

建立于现实战略利益基础上的日台关系,具有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客观地看,冷战期间以及结束后的今天,日台关系从属于日美台三角关系的格局并未有大的改变。同时,中日关系的大格局也影响着日本台海政策的调整。马英九执政期间,日台关系的外部环境不会有大的改观,既中日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一如日美关系亦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偏离。因此,日台关系进入低调平稳的发展时期亦是历史当然。

近代日本对钓鱼岛的“踏查”及窃取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历史上不属于琉球,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次次企图将其纳入领土范围。1885年,日本通过实地踏查,了解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富藏铁矿资源,为"贵重之岛",便想窃取。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取得优势的前提下,没有通过清政府,将钓鱼岛等岛屿强划为冲绳县所辖,后又捏造所谓天皇"敕令"企图掩盖窃取之事实。本文主要依据日本所藏原始档案资料,对日本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踏查及窃取过程做深入探讨,以厘清这段历史。

日本“吞并琉球”计划出台始末

琉球在明朝时期就接受中国的册封,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日本对此亦予以默认。1609年"庆长之役"使琉球又成为日本萨摩藩的"属地"。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有计划地对外进行领土扩张。与萨摩藩有着藩属关系的琉球,自然成为第一个领土目标。1871年7月废藩置县实施后,琉球的归属问题成为必须着手解决的大问题。鹿儿岛县便借机向外务省提交了《鹿儿岛藩琉球国事调查报告处理意见书》,拉开了吞并琉球的大幕。日本在没有告之琉球政府的情况下,单方面将琉球的外交事务纳入外务省,将琉球的"对外独立权"剥夺;又通过对琉球王一等官的册封,使琉球王对内最高权也被日本政府所取代。又由于日本早已驻兵琉球,使构成主权三要素之一的自卫权早就丧失。故象征琉球主权独立国家的对内最高权、对外独立权及自卫权都基本丧失,琉球由一个独立的王国,变成了日本的属地。

国民党退台初期向下扎根的尝试

国民党退台后,为克服以往弊病,出现了一场反思热潮,倡导"群众路线",进行土地改革,改善渔民、盐工、山胞等贫苦民众的生活状况。国民党在谋求新生的改造运动中不但规定农工应占新党员的半数之多,还设法发起各种民众运动,提出为民服务、为民除害,倡导社会调查。这些措施的意图在于另起炉灶,在以前边缘化的统治区域站稳脚跟,赢得民众,建立所谓模范区和复兴基地。然而,由于国民党本身的局限性,其"群众路线"所行不远,与民众之间仍有距离,在台湾根基的稳固尚不能实现。

魏道明与“二二八”事件善后

60年来，由于复杂的因素，“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摆脱不了现实政治的影响。论及南京国民政府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大量的学术著作及文章往往只强调军事镇压的一面，而政治安抚的一面却视而不见。事实上，魏道明为妥善处理“二二八”事件，化解省籍冲突，做出了重要努力。

马英九执政期间之日台关系初探

一、2008年马英九当选——日台关系的新变数2008年3月22日,马英九高票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1由于陈水扁执政期间日台关系的"非正常"发展,并多次引发中日之间的矛盾与葛藤,因此,马英九的当选则为日台关系的今后发展引入新的变数。台湾岛战略地位重要,长期以来,日本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演变极为关注。早在选举之前,日本各大媒体均派出记者进入台湾进行报道。

1950年“台日贸易协定”的签订及影响

"台日贸易协定"的签订,开启了国民党迁台后的台湾对外贸易,为日后与日本贸易的顺利进行及贸易额度的增加奠定了基础。对刚刚败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来说,"台日贸易协定"既解除了缺乏外汇难以开展大宗贸易的窘境,获得了恢复经济所急需的各种物资,又在"外交"困境中争取到一个有力的"盟友",起到了提振经济稳定民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