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省思:202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2021年,学界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实证研究、理论建设与视角探索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在群体变迁、城市治理、社会日常生活等专题上收获较多新成果。其中,关于近代中国卫生防疫与社会团体的研究取得显著进步;环境史研究持续推进;社会文化史视角的运用范围更为宽广。不过,该研究领域存在着“不平衡”“内卷化”等局限,似可反思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等学术话语,寻求理论建构的突破性进展,提升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与共情能力。

微观视野下的天津近代化——读《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札记

在晚清的城市发展史上,天津走在了中国近代化的前列,曾被誉为“小上海”。天津规模变化之大,样貌更新之巨,经贸发展之快,在当时整个华北地区没有其它城市可与之媲美。一位西方学者对清末天津发生的巨变感叹道:“1900年的天津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产品,就像是一个世界性的小宇宙,登上了历史舞台,展现出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场景。”

社会文化史的行进与反思——读梁景和主编“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一辑札记(二)

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不断砥砺前行,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的梁景和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论丛"第一辑(以下简称为"论丛第一辑")十种著作近年已全部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研究领域的新成果与新动态。学界对其在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上的新意已有较为充分的揭示。笔者拟就其存在的可能属于"局限"的问题进行反思,以抛砖引玉,促进深入对话。

中共革命与乡村社会变迁的新探索——读《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札记

近年来,中共革命史与社会文化史在研究视野上呈现越来越多的交叉区域,二者相得益彰,有力深化了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认识与理解。2019年问世的韩晓莉著《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下文简称为《革命》)一书,是这种交叉研究趋势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其所著《被改造的民间戏曲——以20世纪山西秧歌小戏为中心的社会史考察》一书的姊妹篇。

量化历史研究是否意味着人的消失

大数据时代,新的信息处理技术深刻影响了当前历史学的发展。文献资料爆炸式增长、信息日趋数据化以及处理工具的创新,为量化历史研究方法的应用提供了重要契机。量化历史研究以量化数据库为基础,借鉴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着重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与因果关系,这一方法在面对长时段、大问题,以及对抗碎片化研究方面优势明显。量化方法正成为传统史学方法的有益补充。作为跨学科领域,量化历史研究需要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加强合作。量化方法虽然以数字为基础,偏重社会结构的讨论与分析,但也不会忽略数字背后折射出的“人的历史”。量化历史研究对普通人生活经验的关注以及对数据的考证辨析过程,体现了历史学对“人”的关切。历史学应结合微观视角,兼采量化方法和阐释分析的优长,形成有“生命”维度的综合性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西洋音乐民族化实践——以《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西洋音乐民族化成为音乐创作的实践方向。1959年,上海音乐学院师生为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在探索小提琴演奏民族化的基础上,创作出《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部作品以中国民间传说为素材,结合西洋交响乐形式和地方戏曲元素,通过小提琴表达中国人的音乐情感。作为兼具政治性与艺术性的时代经典,集体创作的《梁祝》,受到广大群众喜爱,成为西洋音乐民族化的典范。

汉语圣经浅文言译本考述

19世纪下半叶,圣经汉语翻译呈现出从深文言到白话文之间的过渡,产生了介乎深文言到白话文之间的浅文言圣经译本。汉语浅文言圣经共四种译本: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施约瑟译本。其中,杨格非译本、包约翰/白汉理译本、和合浅文言译本都只翻译出版了新约全书或部分旧约书卷,只有施约瑟译本是唯一的浅文言圣经全书译本。相较之前的深文言译本和之后发展至今的白话译本,浅文言译本可称为圣经汉译史上的重要过渡,其译本种类、数量和影响力都有限,只出版过汉字一种文字形式的译本。此时段的晚清传教士群体处于盼望各基督教差会能共同接受和认同一部圣经译本的心态中,较为忽略浅文言圣经译本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访苏参观团的多重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派出了上百个参观团访问苏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其中较早派出的有1950年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者访苏参观团。在苏方安排下,参观团主动探究苏联经验;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呈交了访苏总结报告,并选择了党领导企业等方面的经验通过报告会、报刊、书籍传播;推动加强、改进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建立后备干部名单制度,创设党的工业部,在工厂实行“一长制”。参观团及其成员在探究、传播、借鉴苏联经验等多重探索中扮演的角色并非始终如一,所起作用亦各有侧重。其多重探索聚焦于城市与工厂的管理,特别是党对企业的管理,捕捉由革命向建设转向的时代脉搏,与其他访苏参观团一起形成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力,夯实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建设的基础。

量化历史研究是否意味着人的消失

历史能否被“量化”?量化方法能否呈现有“生命”的历史?大数据时代,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正发生着深刻变革,这股浪潮也波及历史学领域。大型历史数据库相继建立,为研究者带来极大便利。作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量化历史属于学科交叉领域,它结合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