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富先老”意味着什么?——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蔡昉所长

老龄化终将成为全球问题。据预测,到2025年,65岁以上的人将占世界总人口的10%;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0%(大约20亿)。随着疾病预控的进展,到21世纪中叶,人的自然寿命期望值将达到或接近110-120岁。老龄化是一个阶段性的、缓慢的发展过程。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节,我国的老龄问题表现得相对特殊。老龄问题很重要,不仅因为它对社会保障产生直接影响,还在于它与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密切相关,关系到一个周期内几代人的生活质量。把愈来愈多的老年人置于闲散状态和边缘位置,是浪费重要的社会资源。因为缓慢,才容易忽视;因为特殊,才需要切中实际;因为重大,才需要超前应对。“人类社会制度是按纵向设计的,而现在的问题却是横向蔓延的”。正如罗马俱乐部主席贝切伊所说,老龄问题也是横向膨胀的,涉及到社会体系的方方面面,需要以系统论的方法去研究,需要整体上协调一致的政策调控。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加大对老龄问题的关注力度。

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转折点——中国人口与就业绿皮书（2007）

在认识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对经济发展阶段做出判断，揭示特定国家在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特征，特别是具有转折意义的特征，是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从而形成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的政策思路的关键。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中，呈现出了一系列具有长期影响的阶段性特征。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未必能缓解就业压力

有人问我，肖前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呈现下降趋势，这能否缓解就业压力？在我看来，这个问题要从就业人口总量和结构性矛盾两方面来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意味着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数量减少了，在就业岗位需求随着经济发展依然增加的情况下，它对缓解就业压力有一定作用。但是如果考虑到结构性失业的因素，结果则可能相反。

全球化与中国国内劳动力流动：新趋势与政策含义

从2004年春天开始，媒体相继报道中国东南沿海出现了农民工短缺。例如，英国的《经济学人》在2004年10月9-15日期中报道，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有1900万农民工，但仍面临着200万劳动力短缺。到2005年，劳动力短缺现象进一步加剧，波及面从珠江三角洲蔓延到长江三角洲、华北沿海地区，甚至在劳务输出大省湖南、江西等地，企业也都同样面临着招工难的问题。

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后果的个案研究——基于北京海淀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类学调查

立足微观视角,关注农民工在城市中因社会保障缺失所遭受的个人和家庭风险、贫困和社会歧视。通过对个案的深度访谈,达到人类学对调查对象的深描,客观地反映出城市流动人口因社会保障缺失而陷入困境的农民工的生活形态。

中国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孩次性别递进过程分析

应用孩次性别递进分析方法,使用1990年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抽样数据,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并就1990年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已经显示了生育性别干预的特征,2000年以来纯女户生育性别比升高到190以上,纯男户生育性别比下降到90以下。2005年纯女户的偏男倾向依然非常明显,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也表现出明显的人为干预现象。正是由于对生育第一孩的性别比的直接干预,才促使了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和高孩次生育性别比及高孩次生育率的下降。

我国农村人口年龄结构的地区比较及政策涵义--基于江苏、安徽、河南、湖南和四川的调查

现有的调查难以全面系统反映农村人口变迁,人口普查不仅时间滞后,而且缺乏农户较详细的流动信息。该研究采取整村抽样方法进行农村人口调查,初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和转移还将继续,但速度将减缓;农村主要务农劳动力将继续趋于老龄化,一段时间后总量会大幅度下降;"留守儿童"的问题与非农就业机会相互影响,因而呈现比较明显的地区差别。

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与中国的选择——与GDP相连的空帐、比与资本市场相连的实帐更可靠更可取

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全球性养老保障制度的大辩论中达成了一致的结论有: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一样、都不能应对人口结构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的财政困难;如果把转轨成本也算在内的话,积累制与现收现付制的收益率是相同的。本文通过对全球性公共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内容的详尽考察发现,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几乎都是现收现付制,今后也没有改为积累制的打算,并且理论上公共养老保障制度只能实行现收现付制。另外当筹资方式为现收现付制时、也可以建立缴费与给付一一对应的个人帐户,这样对我国来说就再也没有必须采用积累制的理由了。而在名义缴费确定型现收现付制中,我国现行制度中存在的激励不足、投资风险、巨额转轨成本等难题都可以较容易地得到解决。

人口老龄化并非危机──兼论人口负增长前绝对不应放宽现行生育政策

近些年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趋势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有人甚至认为中国面临人口老化危机。根据有关预测，60岁以上老年人口2014年将达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会在一定时期维持在3亿-4亿的规模。另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3．73亿，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1％。到205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14．78亿，65岁及以上人口大约为3．34亿，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22．6％。

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场分析

本文使用地级市层次的人口流动数据分析我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及流入中心的流场范围。我国已经形成了"4大5小"流入中心和以川渝皖赣湘豫为核心的流出圈。长三角地区辐射范围广,有明显的圈层结构;珠三角地区的辐射呈"漏斗"状,覆盖中南部省份;京津冀地区的流场辐射广大东北、华北地区;海峡西岸地区吸引力的辐射范围集中在邻近的中南省份;其他小流入中心辐射范围小,却也因历史、地理和经济特点呈现不同形态。流场分析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是吸引人口流入的最重要因素;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源。

增长趋势放缓将是中国经济新常态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之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表现有时被称为＂中国经济之谜＂,其核心是指这样一种独特现象：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被誉为＂中国奇迹＂;另一方面,不断增大的结构性风险则让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的崩溃不可避免。

人口问题不只是数量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在人口问题上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如何重新审视人口问题,如何理解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科学评价机制,以及我国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面临的国内国际风险,我们特约了三位人口问题专家进行了探讨。

国际大都市与北京市人口疏解政策评述及借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进入了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的时期,带来了道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加重、资源过度消耗等一系列城市问题。本文总结了东京、首尔、香港、纽约和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人口疏导政策,这些政策包括:产业转移带动人口转移;快速交通建设扩大人口分布和职业通勤范围;卫星城、次中心城区的住宅规划吸纳人口;公共资源分配向郊区倾斜,完善配套基础设施;防止低效益的传统第三产业过度膨胀。北京市现有的人口疏解政策可以分为产业调控类、资源调节类、驱出限入类和行政协商类,各有优势和劣势。在经济结构转型的战略背景下,北京市人口调控需要一个包括产业规划、建设规划、人口管理和政府推动的综合人口调控体系。

衡量劳动市场供求状况的另一个指标:求人倍率

本文详细整理分析了我国政府分别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两套求人倍率统计的特点,分析了求人倍率与失业率的区别,比较了我国的求人倍率统计与部分发达国家求人倍率统计的异同点;根据我国求人倍率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低学历劳动者的供求压力比高学历劳动者小得多;最后给出了我国求人倍率的明确的定义,提出了今后完善这项统计的注意事项。

中国内部能产生雁阵经济吗

中国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后发优势”因为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差距，而差距意味着技术、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落后，因此可以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可以引入外资，不需要自己积累，所有这些后发优势都能为中国的发展所利用一“后发优势”中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产业转移。中国与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差距，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引进了技术、资金、管理和制度，另一方面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雁阵模型”。

劳动力市场新特点和展望

随着从全球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2010年中国就业增长强劲，并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最引人注目的包括春节以后普遍而持续的“民工荒”、劳资冲突频繁发生、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上涨，以及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对于此类现象，投资者、企业、地方政府和学术界，有着不尽相同的认识和解释。其中，关于中国劳动力是否出现真实的短缺，认识上固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反差，但是，从政策的角度也许暂时不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提高劳动所得应从贯彻《劳动合同法》入手

十七大报告中特意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纳入劳动分配范围,这具有纠正当前资本在分配中强势地位的含义,也与过去'初次分配强调效率。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及其应对

随着中外贸易摩擦的加剧,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日益成为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市场经济地位的缘起、欧美等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标准、非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并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国养老体制的改革之路

选择正确的养老保障模式,可以为潜在的老龄化危机提供一种防范机制,最大限度地减轻社会养老负担。

教育匹配对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基于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教育程度在婚姻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中都是十分重要的个人特征,教育匹配特征在婚后继续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随着我国女性受教育程度的快速提高,尤其是高学历女性的增多,传统的同质匹配虽然仍占据主体地位,但是向下匹配的高等教育程度女性也占到了27.59%。本文基于第三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匹配类型不影响初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劳动参与,中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向上匹配会显著提高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而高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向下匹配会显著降低其劳动参与。这意味着性别身份准则抑制了向下匹配的高等教育程度女性的劳动参与,高学历女性在婚后退出劳动力市场,造成其人力资本的作用未充分发挥,于社会而言是人力资源的浪费;若为避免受到性别身份准则的影响坚持向上匹配或同质匹配,又会由于匹配对象少被迫晚婚,与此同时教育程度较低的未婚男性受到严重的婚姻挤压,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