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战略是支撑企业"走出去"、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聚焦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模式,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出发,对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经验及其意义进行总结,探索中国金融业"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制度变迁的绩效及对策研究

制度变迁是推进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国防科技工业的制度变迁分为经营制度变迁、产权制度变迁和管制制度变迁三类,并分别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对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个制度因素对于国防军工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效果是不同的,军民一体多元化发展代表的经营制度变迁、非国有资本注入代表的产权制度变迁对军工企业绩效产生了正向影响;技术因素或者技术变迁对国防军工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的结果从国防科技工业改革、军工企业资本化运作、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以及完善军民融合法律体系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第二轮养老金改革的兴起与个人账户制度渐行渐远——拉美养老金私有化改革30年之反思

1981-2011年,拉美养老金改革已有30年历程。30年里,拉美地区既经历了由现收现付制向个人账户制转变的第一轮养老金私有化改革;也正在经历着重视公共因素和社会因素在养老金制度中的作用、完善个人账户制度的第二轮养老金改革浪潮。首先在对拉美第一轮养老金改革回顾的基础上,对第二轮养老金改革出现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说明个人账户制度较低的覆盖水平、较高的管理成本以及缺乏共济功能等自身缺陷,以及拉美"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为第二轮养老金改革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良好契机;其次,对第二轮养老金改革的主要情况进行了阐释,主要集中于个人账户制度"国有化再改革"、公共养老金制度的复兴以及个人账户制度的完善等三个方面;最后,由于拉美人口老龄化以及财政压力,对个人账户制度的改革将会继续进行下去,第二轮养老金改革也会相伴而行,二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与政府、国有与私有、路径突破与路径依赖的关系。

试述农村家庭保障的历史变迁及其道路选择

农村家庭保障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由完全家庭保障、部分家庭保障逐步过渡到现在的家庭保障的转型期。在农村家庭保障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正确的道路选择是在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同时,建立适度的家庭保障,共同为保障农民的生活保驾护航。

节能发电调度与电力工业节能减排

我国提出并付诸实践的节能发电调度是在安全约束下集节能、环保、经济为一体的多目标优化调度。它是我国为促进电力行业节能减排而推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电力行业落实国家能源产业政策、提高电力系统效率和效益、加速电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电力工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必须搭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政策做支撑的"三位一体"的节能发电调度实施平台,才能确保电力工业节能减排的有效落实。

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机制探讨

本文揭示了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的原因,分析了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的利益关系,提出了使用国产首台(套)装备风险补偿机制的政策取向。

警惕自由市场体制的乌托邦《大转型》读后感

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一般认为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是其背后的根本原因。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警惕地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和纯粹的计划经济一样,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乌托邦思想。自由市场体制在功能上的局限性和对社会机体的伤害,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而来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同样触目惊心。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风险不是刘易斯拐点、不是制造业结构转型、也不是"国进民退",而是政府的角色发生错位。政府应该是自由市场体制的制衡者和监督者,我们要警惕的是政府变成放任的自由市场体制的角色。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应用探索:微电影教学方法

经济新常态为高等教育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模式不断创新、深入发展,是高等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微电影教学方法是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教育内涵与意义的升华。以团队形式拍摄微电影,详细记录整个创新创业实践育人过程,既丰富了实践教学手段,又可以检验学生学习成果,是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紧密结合的有效形式,力求打造德育大平台,开出有温度的创新创业教学课堂,实现专门课程、专创结合课程、思创融合课程的有效贯通。

靠什么消除公众的养老忧虑 澳大利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体制给我们的启示

在全球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潮流中,澳大利亚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从80年代中期开始对原有的养老保障体系进行调整,并加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形成了一套独特而有效的管理方式,对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提供了具有指导性的依据。

新加坡：从普遍提供公共住房到满足日益增长的私人住房需求

住房能够满足人们多种层次的需求,是促进家庭流动的社会表征之一。此外,住房也能够检验新加坡提供基本福利物品,以及应对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日益摒弃公共住房这一批量化生产的消费品、追求更高居住品质时的管控能力。高端私人住房需求已经影响到了新加坡的发展轨迹,此种需求能否得到满足甚至成为获取中产阶级持续政治支持的谈判筹码。为了证实渴望获得私人住房的房屋所有者的一般态度,作者进行了问卷调查。文章讨论了1960年后新加坡住房政策背后的基本原理,尤其是深入探究了为何有效的公共住房提升要与质量更好、社会地位更高的私人住房相结合,即便国家为改善公共住房质量做出了不懈努力之后依然如此。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住房价格螺旋上升使许多人失去了住房购买力。制定未来规划以满足人们对私人住房的偏好与需求时,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诸如高房价、土地有限且固定、竞相使用中央公积金(Central Provident Fund)作为购房主要融资来源等等。或许更为可行的方法是缩小公共住房和私人住房在土地使用期限等方面的差距,目前政府也在着手研究这一办法。

失业保险新发展:拉美失业保险储蓄账户制度

拉美地区失业保险制度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对稳定失业者的基本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世界其他地区失业保险制度一样，也面临着覆盖面狭窄、道德风险问题（自愿失业以获取失业补偿）、对失业者再就业激励不足等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