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产学研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高校拥有丰富的知识资源和人才资源,能够为产学研合作提供智力支持。该文通过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产学研发展历史的梳理,发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高校的角色属性有所区别。在产学研起步阶段,主要以出售技术和知识服务为主,其后曾一度跨出科教领域代替市场主体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但是校企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得校办企业问题频发,对学校本身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在产学研合作平台蓬勃发展的过程中,高校逐渐认清自身定位,退出市场竞争,走上了利用自身优势,打造科技资源集聚平台,提供各类科技服务,助力企业创新成长的道路。中国高校未来的产学研工作应当聚焦于始终从自身定位出发、释放“人”的活力、扩大职能范围三个方面,以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量子信息科技在中国的发展——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例

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是当今最前沿的学术领域之一。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潘建伟、杜江峰等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抓住机遇,参与国际竞争,在量子信息领域的多个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本文论述了量子信息科技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从国家、单位、个人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了中国量子信息科技之所以能快速起步并获得蓬勃发展的原因。

科教联结:中国科学院理学研究生教育的恢复与探索

中国科学院是改革开放初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开拓者。1977年中国科学院在率先请示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同时先行开展了包括建立全国首个研究生院等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探索。事实上,这种率先恢复是作为基础科学“火车头”的中国科学院敏锐把握国家基础科学发展需求的体现,更是为了解决院里基础科学人才梯队断层问题而采取的“紧急措施”。基于历史文献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科学院在研究生制度重建过程中通过研究生院集中师资教学、开设研究生班汇聚专家教学、依托分院集合教学资源、联合院属大学教学力量等方式扩充自身的教育职能,充分发挥研究所的科研优势以科研课题带动学生培养,借鉴国际前沿经验探索出科研与教育紧密结合的理学研究生培养模式,为我国走向科研化的理学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模式示范,加速了高层次基础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进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的背景与动因浅析

"文化大革命"中,地处北京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辗转迁至合肥。作为全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该校的下迁备受社会关注,也在科技界、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分析了导致科大下迁的历史背景与内外动因,指出在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感召下创办教育革命试验基地的热情、中苏关系恶化导致的战备疏散、与中国科学院关系的微妙变化、本校当权派的盲目等几个因素的合力作用促成了科大的下迁。

杨承宗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杨承宗是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我国放射化学学科奠基人,天然铀工艺领域的重要开拓者。杨承宗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学校创建、迁址合肥到第二次艰苦创业,他无不积极策划、参与,为学校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论述了杨承宗在科大三十余载的科教历程,探讨了他对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为何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出人才

创立才6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已经历过几次起伏: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立,在几年内即崛起成中国最优秀的大学之一;1970年迁到合肥后,不但远离首都,而且基本失去中国科学院的支持,资深教师大多流失,而物质条件又变得和草创时同样艰苦,经过改革,又在几年内再次崛起,发展势头甚至超过第一次创业;1987年后,因为学潮等的影响,它再次走进低谷;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211工程、985工程、知识创新工程等的支持下,心气很高、不甘人后的它又逐步恢复了元气。60年来,它培养出了不少人才,其经验值得总结;它尚未培养出诺贝尔奖级的人才,也有教训值得反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举办双边联合研讨会

7月30日到31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英国剑桥大学双边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市召开,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和南方科技大学的11名国内专家与来自英国剑桥大学和李约瑟研究所的7名专家齐聚一堂,就＂东西方的人与自然＂主题展开来了深入讨论。

从不自觉走向自觉的科技史多维度研究——科技史家万辅彬教授访谈录

万辅彬教授长期从事铜鼓、少数民族科技史、科技考古、口述史以及软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他带领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学科同仁经过30多年的努力,使科技史学科点成为中国科技史界南方重镇;他长期效力的《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开辟了“科技史”专栏,对80余位中国科技史家进行了系列访谈。万辅彬教授还组织过10余次科技史国际会议或全国性的会议,为中国科技史学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万辅彬作为资深教授一直活跃在讲台上,坚持亲自指导研究生,为中国科技史界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有用之才。万辅彬教授的治学思想、教育思想与创新风格很值得学习和借鉴。

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陶瓷科技考古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1928年,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成立。在所长周仁的带领下,该所将陶瓷业作为最早谋划开展研究的工业领域之一,旨在尝试以实验室和试验场相结合的工业实验室模式,用科学的方法改良中国经验制瓷传统。文章借助新史料,通过考察该所对南宋官窑古瓷的发掘和工艺总结、全国瓷土原料调查分析、古瓷釉料分析和仿制等工作,分析该所尝试改良陶瓷工业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研究发现,工程研究所将科学分析实验的设计视为古陶瓷研究的基础,运用包括化学成分分析、物理性质分析等方法为改良中国陶瓷工业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形成了中国陶瓷科技考古方法的早期实践。虽然工程研究所在其早期发展的十年间未能彻底实现改良传统陶瓷工业的目标,但其对古陶瓷理化研究的尝试,无疑为中国传统考古工作带来了新方法,推动了现代陶瓷科技考古研究的发展,使之成为中国古陶瓷考古与科技研究的先行者。

中美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比较研究

对中美两国社会力量设奖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对比分析,认为二者在4个方面有相似之处,包括设奖者以专业学会为主、奖励范围以单个学科为主、奖励对象以个人为主、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相结合等;同时也存在5个方面的主要区别,包括社会力量设奖的影响力、国际奖的数量、对社会力量设奖的管理、资金来源、评审机制等。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推动中国社会力量设奖的健康发展提出了看法。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特点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开展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研究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与科学技术发展关系的群众运动,这是一场为满足政治需要而对中国古代科技史进行考查和总结的带有学术意味的活动。本文在分析整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从研究目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科技史研究的状况及其特点,以期为中国科技史的史学史研究提供参考。

晚清“科学士绅” 西方科技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最早践行者

鸦片战争以降,传统中国社会遭受西方工业文明冲击,士绅社会身份群体的组成成分和角色发生了变化。至洋务运动时期,以徐寿为代表的新兴知识职业群体运用西方科技发挥社会功能,并因此取得"科学士绅"社会身份群体成员资格。这一社会身份群体的形成同时也是西方科技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体制化发展开端。"科学士绅"亲身实践科技以整合社会、领导公共事务,西方科技由此借道于中国传统行为规范、文化价值乃至社会体制,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对社会成员具有规制性的影响力。

我国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现状及特点

本文对我国社会力量设奖的现状进行了总结,认为存在多数奖项带有准官方性质、经费来源渠道窄、设奖动机多元化、影响力逐步提高等特点,并分析了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对如何促进社会力量设奖更加地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其在科技进步中的作用提出了几点建议。

科学服务人民--“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学家形象的建构与流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七年”时期,中国科学家的事迹和形象在国家层面的宣传报道中获得丰富呈现,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化表达,体现了国家科学观与媒介宣传之间的互动关系。文章通过对主流报纸、画报、宣传画等图文材料的整理,并结合科技史料对“十七年”时期的中国科学家形象进行系统分析,发现科学家形象的呈现随人才政策的转变而逐步分化,其分化始终围绕“科学服务人民”的主流国家科学观展开,与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紧密呼应。科学家形象的展示承载了新中国科技发展的美好愿景,但是由于对科技人才工作的浅层理解,形象呈现趋于样板化和模式化。研究对于当下追溯科学家精神,选树榜样人物,做好主流宣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科学院建院早期的“制礼作乐”——浅谈钱三强等科学家的贡献和作用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人民科学院”已列入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留法归来的钱三强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是《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的起草者之一。有评论认为:“钱实为科学院最初组织之灵魂也。”“中国科学院工作的‘制礼作乐’,三强同志‘与有力焉’。”本文着重对这一时期钱三强在中国科学院早期组织设计和制度建构中的角色与贡献做出历史的叙述。

从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院士选举看社会科学评价

如何客观公正地对社会科学进行评价,五十年前的人文院士选举提供了一个范例,文章结合历史史实和目前的部分研究成果,对当前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与方法提出了一些看法,并给出了一系列建议。

改革开放初期青年工人文化技术补习工作探析——以上海小三线为中心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展青年工人文化技术补习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上海市积极响应,在上海小三线企业中采用多元化的工作模式,开展了以政治学习为基础、文化和技术知识为主要内容、经济基础知识为辅助的文化技术补习工作。虽在开展此项工作过程中存在保障措施不足、法治教育薄弱和新老职工待遇没有平衡好等问题,但也提高了上海小三线青年工人的学历层次,提升了小三线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为区域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人才支撑。此项工作既总结了前期职工教育的不足,也为后续工作提供了实践经验。

科技手段在纸质文物断代研究中的应用

为更好地阐释纸质文物内涵及其承载的相关信息,断代成为了纸质文物研究中广受关注的问题。除了传统的目鉴与考订等方法之外,科技手段已逐渐应用于纸质文物的断代研究,其基本原则是无损或微损地提取与年代相关的物质信息。其中显微分析法、^(14)C测年法和建立纸张年龄相关性模型的方法,是基于纸张本体的断代方法;气相色谱质谱、拉曼光谱、近红外光谱、X射线衍射等方法,可以对纸质文物上的墨、颜料、印泥的种类进行判断,在结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可给定纸质文物的年代的上限;红外线摄影法可以对纸质文物隐藏的与年代相关的物质信息进行提取。关于纸质文物断代研究中的科技方法,现阶段还处在不断发展之中,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科技手段用于纸质文物的断代研究之中。

中国科学院的整顿与学术领导的恢复——葛能全先生访谈录

1975年,胡耀邦复出,奉命整顿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当时兼有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功能）。但在不久之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胡耀邦再次被打倒,整顿文件《汇报提纲》被当成“三株大毒草”之一加以猛烈批判。

“批林批孔”运动期间中国人的科技史观

通过对我国“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发表的大量与中国科技史相关的论文以及少量著作进行分析研究 ,从科技史研究的意义、科技的创造者、科技的来源与发展、科技史与政治活动的关系等五个方面 ,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人的科技史观 ,并简要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