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创新的增值税优惠政策研究

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必须充分发挥作为重要产业政策的增值税政策激励知识产权创造运用和科技创新的作用。我国应建立知识产权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认定制度,对经过认定的知识产权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实行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允许自行研制的仪器设备和无形资产按照市场价格或公允价格计算抵扣进项增值税,允许企事业单位据实合理抵扣进项增值税,应降低知识产权服务业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税率,制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知识产权目录和增值税优惠政策。

试论我国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

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性科技资源,知识产权关系国家安全,加强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对维护科技安全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既有研究着眼于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的实施效果分析,缺乏基于制度现状的法律机制研究,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文章全面梳理了中国知识产权安全审查机制的制度现状和法律渊源,分析了知识产权安全审查的特殊性、复合性和间接性等基本特征,明确了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在国家安全审查、技术贸易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的体系定位。在理论上厘清了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的法律构造,在实践上可为我国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工作提供研究参考。

支持创新的地方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基于创新系统与制度逻辑的分析

知识产权政策是支持创新的基础性条件,地方政策是国家政策的具体实践。从地方层面出发,以创新系统和制度逻辑理论为基础,建立包括经济和社会基础、创新要素和主体、知识产权管理机构和政策制定四个维度的地方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分析框架。以深圳为例,从演进发展维度将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划分为初创期、完善期、成熟期和优化期四个阶段。研究发现,知识产权政策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创新资源是地方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演变的动力,知识产权政策体系在演进过程中呈现内部协同特征,知识产权政策多方位覆盖不断深化。针对地方知识产权政策体系的完善,提出:应通过技术预见与制度梳理应对政策滞后问题、应根据地方特色积极培育和争取各类创新资源、应提升政策与知识产权全链条的匹配度。以期为我国全面创新发展、创新型国家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科技自立自强的历史逻辑、理论内涵与实现路径

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科技事业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目标。纵观我国科技发展史,党的全面领导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根本保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是基本原则,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制度主线,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客观要求。科技自立自强与自力更生和自主创新一脉相承,科技自立自强是指我国能够依靠自身力量创造出适合发展需要的足够数量的高水平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这些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能够有效支撑我国产业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强调通过自主研发、自主生产和自主应用来减少对外部科技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国力。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知识产权严格保护制度、科技创新生态体系和科技评价考核制度,建设科研兴趣导向的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

爱尔兰科学基金会研究中心成果转化模式研究

[目的/意义]爱尔兰依靠科技创新跻身欧洲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国家行列,其中爱尔兰科学基金会集中优势科研力量和聚焦核心关键科技领域,成立了一批国家级研究中心,对经济社会创新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成果转化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其经验模式对我国科研机构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方法/过程]本文以益生菌微生物研究所为案例,从中心定位、科研活动、机制安排、实现方式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其成果转化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对爱尔兰科学基金会研究中心的成果转化模式进行了分析。[结果/结论]本文发现该研究中心成果转化体现了以下特征:把成果转化目标融入研究中心设立的宗旨;把成果转化工作嵌入科研活动的全流程;建立“依托单位-研究中心”两级专业服务力量;通过委员会管理机制促成果转化;把成果转化指标纳入研究中心的考核内容。最后,本文提出了对我国各类科研机构开展成果转化工作的启示。

财政性知识产权国有资产管理与权利下放研究

本文运用创新理论和创新生态体系理论研究了财政资金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私权属性、知识产权资产特性、权利合理配置下放、知识产权准确评估等热点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不是阻碍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运用的主要问题,高校科研机构内部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运营机构能够有效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供需不对接问题和信息与风险不对称问题,以及专利权碎片化问题,应建立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管理和投资功能三类部门和人才团队,建立"相互支持、相互约束"的机制,建立种子投资基金。对于单位在一定时间内没有转化实施,不涉及公益性,或者知识产权较少的科技成果,可以将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下放给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

技术转移机构模式创新——基于边界组织的路径拓展

技术转移是推动科技发展、发挥科技成果社会效用的重要方式,也是当前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任务。技术转移机构是推动技术转移的专业服务力量,我国技术转移机构虽然数量众多,但仍存在较大缺陷。边界组织作为起源于科学社会学的一种组织类型,在消解跨边界活动中的社会界域边界现象方面具有很强的组织优势。基于边界组织视角,将边界组织拓展到技术转移领域,构建技术转移机构边界组织模式理论模型,将其与现有模式进行对比,探讨边界组织模式的作用机理及优势,并结合边界组织模式的实践经验,从我国科技创新现实需要出发,提出构建边界组织模式技术转移机构的思路。

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国际技术转移新态势探析

国际技术转移是创新要素在国家间流动的重要方式,事关国家创新发展与安全。有别于一般市场交易活动,国际技术转移受各类制度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制度逻辑,从国家竞争、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和市场主体方面构建国际技术转移多维分析框架,发现国际技术转移呈现出一些新特征:越来越受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影响,国家安全成为影响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因素;各类国际科技竞争使国际技术转移复杂化,而科技合作则有效促进国际技术转移;气候、能源和健康领域的技术转移受到广泛关注;产业升级给国际技术转移带来新需求。进一步分析我国国际技术转移的制度进展,以期为我国更好地开展国际技术转移活动提供有益参考。

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的知识产权策略

知识产权是面向创新驱动发展,加强科技与金融结合的核心之一。科技活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投资,科技创新主体通过高质量知识产权能够吸引投资,投资者通过投资知识产权能够获取创新利益。文章从研究开发和成果转化两个环节论证了科技活动的投资属性,分析了其中的知识产权作用。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从国家需求、行业属性、禀赋差异和目标导向4个方面提出以知识产权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主要考虑,并提出关于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知识产权储备、知识产权市场化模式、知识产权与相关政策的具体策略建议。

专利诉讼保险精算优化模型构建与支持政策实验研究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专利诉讼保险发展的政策,但我国企业投保规模并不大。现有专利诉讼保险精算模型缺乏专利风险报酬、保险代理等因素;现行政策中企业保险费类型简单化,缺乏根据专利价值计算保险费的措施,影响了投保企业和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政府高额补贴模式不合理且很难持续。本文构建了“政府—保险公司—代理机构—投保企业”专利诉讼保险多主体共赢模型,研究和提出了包括专利风险报酬率、保险代理率的专利诉讼保险多因素变量精算优化模型,开展了多因素变量情境下的专利诉讼保险政府财政补贴政策实验,提出了专利诉讼保险政府补贴政策改进建议。为提高专利诉讼保险的积极性,保险公司应收取合理的专利风险报酬,应大力开展专利保险代理业务,投保企业应按照专利价值计算和选择合理的保险费,政府应在提升保险代理率的情况下逐步降低保费补贴的比例。

商标蟑螂现象之反思与应对

商标蟑螂作为知识产权领域“蟑螂家族”的一员,广泛出现在以商标注册制为基础的国家,恶意取得商标后并不实际使用商标,而是专门通过向他人发起商标侵权诉讼或者以发起商标侵权诉讼相要挟以获取高额利润。商标蟑螂骚扰实体企业经营,扰乱商标注册秩序,严重破坏我国市场营商环境。究其原因,制度缺陷和公众认知不足是商标蟑螂现象在我国愈演愈烈的两大根源。对此,应强化商标使用在商标取得、维持和保护阶段的重要性,提高对真实使用的商标的司法保护水平,以缩小商标实际权利和纸面权利之间的权利保护缺口。同时,加强国内国际商标信息共享,提升公众的知识产权文化意识,从而有效治理商标蟑螂现象。

市场化的科研组织:爱尔兰的经验及启示

高效运行的科研组织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而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是影响科研组织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并取得一定成就,但是仍面临领域布局趋同化严重等问题。本文运用案例和访谈方法研究爱尔兰科学基金会资助的17个国家级研究中心(SFI研究中心)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旨在为我国新型科研机构管理和产学研合作提供借鉴。发现SFI研究中心高水平的科研产出及其产业化的关键在于市场化的治理结构和运行模式。治理结构方面的特征包括高效率整合优势科研力量,多维度的目标和绩效管理,稳定支持与滚动筛选结合,灵活完善的内部治理;运行模式方面的主要特征包括网络化的科研活动,市场化的运行管理,多渠道的经费筹集,与产业合作的研究平台。

中国与意大利地理标志制度比较研究

地理标志的运用是促进乡村发展的有效工具。通过比较意大利与我国的地理标志制度,并从制度框架、运行体系和运行情况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意大利保护地理标志的专门立法模式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运行,而我国的混合模式更倾向于"自上而下"的方式。尽管我国地理标志注册数量近年来增长较快,但其潜在价值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为充分激发地理标志的作用,需进一步拓宽地理标志产品的推广形式,加强部门合作,加强地理标志领域的监督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