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理大数据的情绪识别研究进展

随着计算技术和人机交互技术的不断发展,情感计算(affective computing,AC)逐渐成为情绪研究的新兴领域,而情绪识别(emotion recognition)又是情感计算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基于生理信号的情绪识别方法比其他指标如面部表情、语音语调、身体姿势等更难以伪装,也能提供更丰富的信息.目前基于生理信号的情绪识别研究很多,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刺激选取、诱发情绪的类别、采集设备、特征提取方法、不同的降维和分类算法等,各个研究的识别准确率差异性很大,很难进行比较.针对使用DEAP数据库(用音乐视频诱发情绪并采集脑电及外周生理信号的公开数据库)进行情绪识别的16篇文章做了梳理;对特征提取、数据标准化、降维、情绪分类、交叉检验等方法做了详细的解释和比较;最后分析了现阶段情绪识别在游戏开发、多媒体制作、交互体验、社交网络中的初步探索和应用,以及情绪识别和情感计算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国内医学研究生压力状况分析

目的探讨当前国内医学研究生压力状况以及压力源的分布情况。其次考察压力源在医学研究生中性别、年级、独生子女情况以及婚姻状况变量上的差异分析。方法采用研究生压力源量表对全国13个省(包括直辖市)的医学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调查发现1 216名医学研究生中有57.6%的人认为自己压力很大且经常存在。前3位压力的来源是学业、就业和经济。性别方面,男性医学研究生在人际交往(P<0.01)、经济(P<0.01)、婚姻爱情方面(P<0.001)的压力要大于女性。年级方面,博士研究生整体压力要高于硕士及八年制研究生(P<0.001)。独生子女的医学研究生在人际交往(P<0.05)及婚姻爱情方面(P<0.01)的压力要高于非独生子女。相对于已婚的医学研究生,未婚的医学研究生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更大(P<0.05)。结论当今医学研究生承受了多方面的压力,研究结果为医学研究生的培养和健康教育提供了科学依据,为改进国家医学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新的参考。

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

研究旨在考察隔代照料与中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系以及家庭亲密度的中介作用。采用流行病调查中心抑郁量表(CES-D)、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和家庭环境量表(FES-CV)亲密度分量表测量中老年人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和家庭亲密度。自编隔代照料问卷测量中老年人的隔代照料频率。共计325位45岁及以上有照顾孙辈经验的社区中老年人参加了问卷调查。结果发现:第一,隔代照料强度与中老年人的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存在显著负相关;第二,家庭亲密度部分中介了隔代照料与抑郁症状、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关系。结果表明,隔代照料对中老年人心理健康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家庭亲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部分中介了上述关系。

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认同、主动行为、任务驱动对工作绩效的促进机制

目的探查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认同、主动行为、任务驱动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方法采用整群抽样对246名中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1)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认同、主动行为、任务驱动和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2)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认同直接正向预测工作绩效,同时还通过主动行为和任务驱动的多重中介作用对工作绩效产生间接的预测作用;(3)教师继续培训认同度的高低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不同,培训认同度低的教师通过任务驱动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工作绩效,培训认同度高的教师通过主动行为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工作绩效。结论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认同影响教师的工作绩效,主动行为和任务驱动产生中介调节作用。

老年人的消极交往与心理健康

积极交往和消极交往分别会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产生有利和不利影响,然而,探讨消极交往的负面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研究主要涉及消极交往的类型(社会隔离、丧偶或离婚)、来源(配偶、子女或朋友)及强度,并探讨感知评估、自尊的中介作用及性别、婚姻、受教育水平等变量的调节作用。社会情感选择理论、优劣势整合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及镜中我理论在一定范围内对消极交往的负面作用做出了合理解释。采取"原谅"或"认知疏远"的应对策略能有效缓解消极交往的负面影响。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不同文化背景及社会网络背景下消极交往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加强对消极交往的理论研究和线上研究,并关注相关的干预研究。

心理学与脑科学理学与脑科学:进展、思考和展望

脑科学,又称神经科学,是研究脑和神经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交叉性学科。脑科学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局限于探讨大脑的工作原理和发现大脑疾病的异常机制。自20世纪50年代里奥克（David Rioch）成立第一个神经科学实验室以来,基于脑的研究受到大量科学研究者的关注。

老年大学学员组织融入度和抑郁症状的关系及其机制探索

探讨老年大学学员组织融入度和抑郁症状的关系,检验正向、负向情绪的中介作用以及亲密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调查2632名55岁及以上的老年大学学员,控制相关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变量后发现:组织融入度与抑郁症状呈负相关;正向情绪和负向情绪中介了组织融入度和抑郁症状之间的关系;亲密关系正向调节了组织融入度–抑郁症状、组织融入度–负向情绪的关系,增强组织融入度对亲密关系较弱学员的心理健康更有改善意义。

社会网络视角下信息技术企业员工组织支持感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目的了解信息技术企业员工组织支持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边界条件。方法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采用组织支持感知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积极情感/消极情感量表和提名法对627名信息技术企业员工进行在线问卷调查。分析各项指标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检验组织支持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效应和社会网络中介中心性的调节效应。结果积极情感得分为(29.970±7.334)分,消极情感得分为(17.70±7.67)分,性别中均是男性高于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3.47,P<0.01;t=3.33,P<0.01);在年龄分组中,积极情感得分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2.96,P<0.05);在入职年限分组中,组织支持感知、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得分随着入职年限增加而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F=3.92,P<0.01;F=5.83,P<0.01;F=3.01,P<0.05)。组织支持感知与中介中心性、生活满意度及积极情感相关性具有显著性(r=-0.124,r=0.527,r=0.467;P均<0.01);中介中心性与生活满意度和积极情感相关性具有显著性(r=-0.145,r=-0.170;P均<0.01);生活满意度与积极情感相关性具有显著性(r=0.562,P<0.01)。潜变量路径分析结果显示,组织支持感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正向预测效应(β=0.673,P=0.000),中介中心性正向调节了组织支持感知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b=0.125,95%CI:0.004~0.231)。结论信息技术企业员工社会网络中介中心性的提升有助于促进组织支持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企业管理者可从组织支持的加强和对员工中介中心性构建能力的培养入手,增强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污名化对被污名个体人际互动的影响

污名是指个体所具有不受欢迎的特征,这种特征会导致个体在一定社会背景下被主流文化群体贴负性标签、贬低、侮辱而遭受到污名化。污名化对个体或群体本身会有消极影响,不仅会使个体遭受到来自他人的歧视、排斥或拒绝等这些直接作用于自身的外部影响,还会进一步消极影响被污名个体在人际互动中的表现和行为反应。被污名个体与主流文化群体之间的消极互动又会进一步加剧主流文化对被污名个体或群体的排斥,形成恶性循环。从被污名个体的角度出发,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讨污名化对被污名个体人际互动方面的影响以及被污名个体采取的应对方式。

健康老龄化背景下老年人社会参与量表的编制及信效度检验

目的:在健康老龄化背景下,编制老年人社会参与量表,并检验其信效度,为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评估体系提供参考。方法:结合文献分析、半结构化访谈和量表评估设计量表的维度和条目,制作初始量表。以方便抽样的方式在北京市某城区街道37个社区开展调查,共获得1453名60岁以上老年人的有效样本,采用随机分半样本1(n=752)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等,样本2(n=701)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及信效度检验。分析社会参与和抑郁情绪及正负情绪等心理健康指标的相关性。结果:新编量表包含22个条目,社会参与分为亲友互访、团体文娱、志愿公益、家事活动、休闲活动、网络参与6个维度。6因子结构模型拟合良好:χ^(2)/df=3.26,CFI=0.91,TLI=0.89,RMSEA=0.057,SRMR=0.048。量表具有良好的项目区分度、omega合成信度(0.87)、ICC重测信度(0.85)和效标关联效度(0.49)。社会参与和抑郁情绪(-0.26)、正向情绪(0.33)、负向情绪(-0.12)等心理健康指标显著相关。结论:本研究编制的老年人社会参与量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经检验量表具有较好的信效度,和抑郁情绪及正负情绪等心理健康指标呈显著相关,可用于评估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状况。

医学专业研究生压力源与焦虑症状: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压力来源与焦虑症状之间的关系,以及负性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和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方法采用研究生压力源量表、霍普金斯症状自评量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对全国13个省(直辖市)、16所医学院校的1216名医学专业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使用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以及SPSS-process中介、调节方法进行数据处理。结果(1)压力源得分为(2.45±0.54)分、焦虑症状得分为(1.68±0.59)分、负性情绪得分为(2.26±0.70)分、社会支持得分为(5.28±1.01)分。(2)压力源与焦虑症状(r=0.37,P<0.01)、负性情绪(r=0.38,P<0.01)呈正相关,与社会支持(r=-0.20,P<0.01)呈负相关。(3)负性情绪在压力源和焦虑症状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0.24,SE=0.02,95%CI:0.20~0.28),占总效应的58.54%;(4)社会支持调节压力源对负性情绪(R^2=0.24)和焦虑症状(R^2=0.44)的影响。结论负性情绪在压力源与焦虑症状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并且社会支持在其中起着多重调节作用。

为什么存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语言能力是人类的特征之一.人类语言具有极其复杂的结构,可以用有限的元素生成出无数的语句,用来表达思想、情感,传承人类文明.但人类是如何获得和学习语言的问题至今未解.Science杂志在2005年提出了125个需要探索的科学问题,"为什么存在语言学习的关键期"(Why are there critical periods for language learning?)即是其中之一.本文重点阐述控制或调节语言学习关键期运作的因素,以及影响关键期内语言学习的重要条件,并指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隔代教养意愿与祖辈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家庭亲密度与生命意义感的链式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在隔代教养意愿与祖辈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法,选取663名隔代教养祖辈,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家庭环境量表(FES-CV)亲密度分量表、生命意义感量表(MIL)和隔代教养意愿自编问卷分别测量受访者的生活满意度、抑郁症状、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和教养孙辈意愿。结果:相关分析显示,教养意愿、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教养意愿、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与抑郁症状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路径分析表明:第一,教养意愿通过家庭亲密度间接缓解祖辈抑郁症状。第二,教养意愿通过生命意义感以及"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的中介链,间接促进祖辈生活满意度并缓解其抑郁症状。结论:链式中介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家庭亲密度、生命意义感在隔代教养意愿与祖辈主观幸福感之间所起的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