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部门利益与科学家自主性的调适——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筹建与初期发展为中心的探讨

1953年,中国科学院从事化学研究的第5个机构——化学研究所——在北京酝酿筹建;3年以后,各项工作开始正常运行。在筹建过程中,功能不同的群体——科学家与科学管理者——之间、利益不同的群体——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各种认识、主张不断斗争、不断协调,直至最终取得某种平衡。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利用极其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为建立一个与新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新的科研体制所作的尝试。

人类对自然界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是自然科学史的内因──兼论自然科学史的外因和动力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对一个人、一个时代人类均会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文化积累的增长和自然史的进一步展开。人类又总能突破原有的这些局限性。这种有限性和无限性的矛盾运动，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全部自然科学历史，故此矛盾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内因。这种内因以及这三个外部条件（外因），又共同构成了自然科学发展的动力。

于光远在自然科学政策研究方面的贡献

于光远作为经济学家和哲学、自然辩证法学者而闻名于学术界。然而,在五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他也曾用相当多的时间参与我国自然科学政策的研究与制订。他从1954年到1966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处长。其间,他还是1958年成立的、以聂荣臻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科学小组的成员,1964年他又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在这期间,我曾在于光远领导下,参加过大部分这方面的工作。回顾这一段历史,于光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当然并不仅限于这几个方而。

科学史、科学学与未来学的相互关系

本文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出发,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入手,考察科学发展及有关问题,着重分析科学史、科学学和未来学的发展概况,查明各个领域的基本任务和重大问题,进而探讨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中国古代科学遗产的现代社会功能

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科学技术,其上发展起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但是,今天发掘、研究中国古代科学遗产,决非只局限于发掘具体的成果.这是因为古代科技成果,在当时虽很先进,但在今日,其原理也只能放在中小学教科书中介绍.

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路径

从科学思想的进展看科学哲学的新路径董光璧几十年来科学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使科学陷入危机，因而为科学辩护的科学哲学也陷入危机。于是，科学哲学向何处去就成了严肃的话题。在“告别理性”的号召下，似乎科学哲学的特征必将从“为科学辩护”转向“批判科学”。其实，...

科学中心转移规律再检视

数十年来,科学中心转移规律或者说汤浅规律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传播与研究,但甚少质疑之词。汤浅现象是传统科学计量学的产物,而传统科学计量学在进行计量研究的过程中不考虑诸多难以量化的影响因素,尤其是社会文化制度方面的因素,并预设了一些可疑的前提。非汤浅式的科学技术成果计量研究,如英国化学家戴维斯的工作,可给出不同于汤浅论题的结论。在今天看来,以科学中心概念描述世界科学的历时发展过于简单。新的科学计量学宜更多融合当代科学史、科学哲学及科学社会学的学术成就,并通过综合理解历史情形确定计量研究的边界条件与初始条件。

科学社会史的一些基本问题

本文主要就科学社会史的名称和定义,对象和任务,学科地位与学科关系,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编写方式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与教学的实际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论述。

揆端推类，告往知来（上）──科学的现状和未来

本文试图对作为整体的科学的特征及其发展的大趋势给一概括的表述。这种表述是以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诸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其基础的。这些学科的众多成果与系统科学的成就结合提供了一种虽然不完备但比较适合理解当代“大科学”的科学系统观。依据科学系统观讨论科学进步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社会条件的影响，并建立科学“预测”的思想构架，为选取适应学科、前沿学科和重点课题提供一种思路，进而对科学的未来作出某些判断。

应用科学研究——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科技创新的灵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和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转变时期，这就是树立了以实践作为检验一切原创和创新想法的唯一标准，作为辨别是非的准则。从改革和开放的观点出发，学习、鉴别和继承我们民族的和西方的优秀科技知识、经验和文化传统，引进、模仿和粗放式的发展经历了20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引起国内外关注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即使用“革命”和“飞跃”来形容都嫌不足。尽管这些效益对于不同的地区、阶层甚至个人由于获益的差距过大而反应不一，但是总的说来这些年“毕竟做了大量有益于社会和人民的事情”，正像季羡林先生所说，这是他所经历过的近百年来中国情况最好的时候，“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古代科学遗产与当代四化建设

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中国有着灿烂的古代文明,而今在党的领导下正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如何发挥我们民族文化的优势,充分继承古代一切优秀的科学遗产为四化服务,是摆在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前的历史任务。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有必要以改革的观点,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全面讨论中国古代科学遗产与当代中国四化建设的关系。至今犹存的科技史上一切有用的东西,譬如对自然的观察记载、对自然认识的理论和方法,对自然改造的成果和其他的技术创造物、科学工作者的优良品质等等,均是我们优秀的科学遗产。科学遗产为社会服务的途径和方法应是宽广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蓬勃发展趋势,已展示了这一美好前景。

揆端推类，告往知来（下）──科学的现状和未来

揆端推类，告往知来（下）──科学的现状和未来董光璧３社会目标与科学的自治必须对人类历史中的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有相当详细的了解，才能很好地理解科学的意义和它的前途。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已成为当个世界最迫切的问题。如何才能作到协调发展？这既是一个理...

马赫:一位人文主义的科学家

马赫的名字在我国既熟悉又陌生。大多数人只知道马赫是一位列宁严厉批判过的唯心论哲学家,对于他的其他方面则所知甚少。甚至个别研究物理学史的人竟不知道马赫是一位物理学家。对于深入研究马赫,恢复他的符合历史真实的、公正的、完整的形象,也还存在一些思想障碍,例如有人这样发问:“要研究的科学家多得很,为什么偏耍研究列宁批判过的马赫?”马赫是一位对科学和哲学都有过重大影响的成绩卓著的科学家和明智审慎的思想家。今年是他诞辰150周年,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著书撰文纪念他。我想借此机会介绍他的形象的一个侧面:一位科学兴趣广泛,关心人类的前途和命运,酷爱真理和主持正义,献身于解放人类思想事业的人文主义科学家。

科学与伦理学 人类价值的重建

面对当代全球性的各种危机,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把危机的根源归罪于科学技术的过度发展,因而主张限制科学的发展速度。另一种观点则将之归结为道德理想的沦丧,因而强调加强伦理学建设。其实,既不是科学发展的过度,也不是人类道德水平的倒退,而是文化异化的历史表现。文章试图依据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结构,论证文化进化中的理性重建和当代理性重建的任务。以下四个基本观点将特别被强调:(1)人类生存在自然与文化的夹缝中,观念的重建是文化进化的基本机制:(2)人类文明进步总是基于文化的保持和改善,并且一直受到科学创造和道德理想两个源泉的滋养;(3)历史上人类生活在自然崇拜和自然恐惧的张力之中,而当今的人类生活在技术崇拜和技术恐惧的张力之中;(4)科学理性的提升需要引进价值观念,而伦理价值的完善需要引进规律观念。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灵魂

吉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了一本周光召院士赐序的书,题名为《21世纪100个科学难题》(以下简称《难题》)。这使笔者想起了几年前我国科学哲学家林定夷教授在其大作《科学的进步与科学目标》(1990年)中说过的一句话,'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真正灵魂'。笔者内心中一直赞赏他这句话,但表达共鸣的愿望却长期沉寂心底。《难题》的出版给了笔者公开内心'机密'的难得机会。什么是科学研究的'灵魂',从不同角度审视会有不同的说法。

科学的生态结构和科学理论评价

从进化论的观点,可以把科学看作人类进化的一部分,从而科学理论的形成和演进也可以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原则来理解。按这种进化论科学哲学观点来考察科学理论评价问题,能够达到这样的结论:科学理论评价是科学自然选择表现之一即认识论选择;因为科学理论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作为科学的认识论选择的科学理论评价必然是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