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安宫官学制度管窥清廷办学思想演变

咸安宫官学是为培养内府及八旗子弟而设的内务府官学,因所收官学生挑选较严,教习选拔要求较高,较景山等处官学待遇较优,雍乾时期教育质量较好,被时人称为"天下学校之领袖,八旗人材之渊薮".雍、乾两朝,各种制度在摸索中逐步成型,运作虽尚欠成熟,却也是咸安宫官学最富生命力、最受清廷重视的时期;嘉庆以后,各项事务已有成规,然而师生多敷衍塞责,诸多章程形同具文,教育质量反大不如前.本文拟依托清代档案,结合其他史料,概述咸安宫官学的课程设置和教习员额,使能一见清代官员培养和文化政策的演变,简析教习与官学生的在学待遇、考勤考绩、入仕途径等,管窥咸安宫官学与清代官场风气、民族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影响.

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朱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

有关清代奏折的研究,学界已经比较深入,主要关注奏折的起源及奏折制度的演变及内容、特点、作用及评价1,但仍有未尽之义,比如奏折的进呈与传递,奏折的批阅,就还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通常所知的奏折处理程序并不能涵盖全部奏折的处理方式,京内奏折与外折的处理方式就很不一样。

清代京内衙门档案中奏折的形成

奏折是清代大臣呈给皇帝的上行文书，数量众多，价值巨大。一般认为奏折要么保存在宫中，要么存于军机处，前者称“朱批奏折”，是奏折原件，后者为“录副奏折”，是抄录的奏折副本。前者的形成是根源于朱批缴回制度，后者则是由于军机处的奏折录副存案制度。

1844—1848年中法关于在琉球的法国传教士之交涉考

1844年至1846年法国三次向琉球派遣传教士。从1844年秋至1847年秋,琉球先后四次通过进贡或接贡的机会请求清政府向法国交涉,迫使法国将留琉之传教士撤离。道光帝先后多次谕令两广总督耆英设法与法方全权使臣拉萼尼及法国印度支那舰队司令官瑟西尔进行交涉,但耆英认为几个传教士对琉球没有实际威胁,建议琉球只须采取消极抵抗政策便可。在其主导下,道光帝对此事的态度亦渐转变,谕令从先前的急切措词逐渐变为后来的"相机妥为之"。1848年2月,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七月王朝被推翻;同时,由于在琉传教效果甚微,巴黎外方传教会大幅削减了在琉传教士的活动经费。8月,法国军舰将最后一名传教士伯多禄接回,持续四年之久的中法关于撤回驻琉传教士的交涉终告结束。

明代《出书稿》作者与时间考

《历史档案》2010年第2期至2011第1期登载的《出书稿》，是关于明代后期很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该资料未署著者、时间，点校者称“《出书稿》辑录了明代轶名官员于明万历十七年至十九年驻宁甘陕地区抚剿蒙古各部时发给其他官员函件的誊缮底稿”，出言谨慎，未能进一步指实。如果能确定《出书稿》的作者及其确切时间，将更有助于发挥该资料的史料价值，笔者尝试对此进行考订。

嘉庆年间王树勋还俗捐官案

嘉庆二十年(1815)五月初二日,掌江西道监察御史石承藻参劾湖北襄阳府知府王树勋系广慧寺僧人还俗捐官一案,后由此牵涉众多官员人等。关于王树勋及其案件,文献多有记载或评价。如张惠言《书山东河工事》曾提及嘉庆初年山东巡抚伊江阿幕客"王先生"之豪横。

清代内务府呈稿及其史料价值

清代中央各官署办文，多由其内部各司处等承办撰拟，部院官员具名画押。各衙门因习惯不同，所撰拟文稿或称堂稿，或称说堂稿、呈（堂）稿等①。雍正朝议定：“各衙门卷案，俱应呈堂用印收贮。遇有查阅，满汉司官亲身验看。”②故各司处所撰拟文稿及最终行文的正式文件副本俱应呈堂收贮，以备查照。内务府呈稿即内务府所属各司、处、院撰拟，报堂签署，归档存案的文稿。

斜日射熊归帐殿 便因余兴一挥毫 从皇室的重阳社交看民族风俗交融

在清代宫廷中,重阳的受重视程度与端午、中秋并列,仅次于元旦、上元、万寿诸节。重阳节俗不仅能以一人一家为单位进行,在宫廷皇室更是表现为不同层面、不同形式的社交活动。其礼俗既有民间常见的登高、颐亲,也有普通百姓难以参与的围猎、换补子,既有文人气质的赏菊、吟诗,也有北地旧俗的打围、拜天。这些民俗互相混杂,不分你我,也可由此一见国家统一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风俗文化交流、交融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