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史料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约有200余万件(册)。满文档案是清朝统治者在实施各项统治中,以满洲语言文字撰写的各项公务文书,经整理归档形成的档案。清朝以满语文为官方语言文字,这是清朝特有的规定,它不仅体现清统治者的民族统治特性,而且提高了满洲自身的社会地位。本文从满文档案形成入手,详细介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的概况,进而分析满文档案对研究工作的史料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全宗满文图书及其价值

满文创制伊始,以其作为书写工具的文献随即形成。自形成年代最早的满文图书算起,满文图书形成和发展跨越近300年,形成了种类繁多、数量可观的满文图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阁全宗藏有近三万册满文图书,多为清宫旧藏史书。这些藏书年代跨度大,具有鲜明的宫廷特色,精写本更具有鲜明的版本特色,装帧精美。满文图书的编纂活动不仅见于图书序跋,亦见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修书机构等形成的档案,这些相互关联史料,可资满文图书编纂的系统研究。

军机处满文土尔扈特专档评述

满文土尔扈特专档,又称土尔扈特档、土尔扈特专档、满文土尔扈特档,是清代抄录有关土尔扈特东归及其安置事宜的上谕、寄信、奏折和赏单等文件汇集形成的档簿。该档为记载土尔扈特东归档案中最具代表性的档案,对于研究土尔扈特东归起到最为基础的史料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发利用。

乾隆朝满文档案中的雅克萨与尼布楚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第二次雅克萨战争胜利之后,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俄东段边界。在《尼布楚条约》签订的百余年后,乾隆帝指示黑龙江将军明亮不必贸然增设卡伦,且依旧举行巡边活动。

从档案记载看清代满文翻译对音对策与实践

清代国家机关处理日常政务形成的各类文书由汉文、满文、蒙文、藏文等多种文字书写。相同内容的文书用不同文字书写,必然存在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对音的问题。针对满汉文人名、地名对音有误的问题,从清初至清末的诸位皇帝尤其是乾隆皇帝,制定了相应对策,颁发上谕,编纂字式颁行,校订史书等。后世遵循其做法,不断规范对音问题。但在公文实践中对音错误的问题并未完全杜绝,仍然存在因为人名音译错误发给双份钱、地名使用年久不宜改动等问题。清代对音对策与实践之间的差异,其原因主要有语言文字间差异、约定俗成的习惯等方面。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及其价值

军机处满文上谕按编年体汇抄而成,以明发上谕为主,间或抄录寄信上谕,其开本分大小两种,内容一致,且为手抄。军机处满文上谕档忠实记录了雍正朝至清末军政大事,为当时文档查阅利用、编史修志等政务提供了重要资料,自形成之妆即发挥出重要价值。

绥远城将军及其满文奏折

绥远城将军是清朝中央政权派驻漠南地区的最高长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形成的满文档案多与绥远城修建、八旗官兵移驻、设置官员管带、比丁按数均齐、供应钱粮草料、承应各项差务、将军接任、谢恩、出差、派遣八旗官兵赴漠北乌里雅苏台换防和八旗官学设置沿革等问题相关,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殷扎纳出使异域满文奏折浅析——与图理琛满文本《异域录》比较

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典藏的军机处档案里发现了一件殷扎纳的满文奏折,其内容与图理琛《异域录》有紧密关系,记载着同一使团的出使经过。虽然彼此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就出使事宜本身而言,并无根本区别。殷扎纳出使异域满文奏折的发现,为《异域录》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资料价值;同时也为康熙帝遣使借道俄罗斯远赴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部的历史以及满语文研究提供了新鲜资料。

满文档案中的年羹尧之子年兴新谈

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向来关注清初重臣年羹尧,研究成果较多,但较少涉及其子嗣活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军机处等全宗满文档案和满文起居注蕴含年羹尧第四子年兴史料,记载了年兴由最初发遣地广西赦回京城,改戍宁古塔将军驻地吉林乌拉,违例结亲永吉州知州魏士敏,加罪发遣三姓,终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肆意粘贴字帖而被问罪处死情形,再现满文档案史料在清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要作用。

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及其满汉文档案

清代,阿勒楚喀地区归吉林将军管辖,雍正二年起建立八旗驻防,乾隆七年起京城八旗移驻于此,并最终设立副都统衙门管理军政事务。现存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档案分为簿册和折件两类,簿册类的档案以行文档、呈文档居多,折件类的档案以咨文稿、呈文稿居多。这些满汉文档案是作为阿勒楚喀和拉林驻防八旗的第一手史料,对于全面系统地研究东北驻防八旗历史和京旗移垦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满文古籍丛谈

随着后金—清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满文经历了创制、改进和完善,进而形成了大量的古籍图书。在官刻和坊刻的共同推动下,满文古籍广泛流传。满文古籍起初版式简单,后沿用明朝的刻本版式,在版本、版式、题名、装帧等方面各具有特色,丰富了中华民族古籍宝库。

清代满文《诗经》译本及其流传

《诗经》是汉文典籍中最早的诗歌总集。满文《诗经》译自汉文。清代顺治朝《《诗经》就已经有满文译本了。该《诗经》译文在顺治、康熙两朝都有不同的版本流传。乾隆朝《诗经》译文按照"新清语"重新进行厘定,形成新的译本。本文拟梳理满文《诗经》的版本及其流传状况,试分析不同译本形成的缘由。

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及其编目

清代满文碑刻主要分布在北京、河北和辽宁地区,皇族成员和八旗官员的墓碑,御制或敕建的记事碑,以及著名寺庙建筑碑,一般都镌刻满文。满文碑刻大多为满汉文合璧,或满蒙藏汉文等多体合璧,详尽不同,易于解读,在清代人物传记、封赠制度、职官名目、丧葬礼制、寺庙建筑、宗教信仰、文化教育、科举考试、著名战争、重大事件、名胜古迹等诸多方面,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北京地区满文碑刻拓片文献已经具备清晰完整的目录,便于查阅利用。

清代满文四书版本研究

四书是儒家经典著作,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清代统治者很重视儒家经典的翻译,四书在康熙年间即被翻译成满文,乾隆年间又经乾隆皇帝钦定,详加批阅,形成武英殿刻本。民间书坊翻刻殿本形成了大量刻本流传于世。本文拟探讨满文本四书的形成,梳理其版本,阐释其影响。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及其价值

清代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多是根据皇帝旨意或命令编纂而成,多冠以“御制”“钦定”字样,涉及的语言种类多样,流布广泛。乾隆朝满文多语种辞书继承和发展了前朝的辞书成果,也为清后期其他满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范式,是清代该类辞书发展的顶峰时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乾隆朝官修满文多语种辞书在语言文化方面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为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提供了语言工具和历史文献支撑,为当代解读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提供了重要文献参考。

满文《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版本及其价值

《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历经多次修纂校订,形成了不同朝代的不同版本,各版本各具特色,内容记载也不尽相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清代各朝纂修的《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满文本,其形制、体例各有差异。掌握满文《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诸本的纂修情况,有助于深化清代满文古籍版本、满语文演变及清史史料等方面的研究。

满文篆字与官印官书述要

满文篆字仿照汉文篆字创制,是满汉文化深度交流交融的产物。清代官印普遍兼用满、汉和蒙古等文字,在以往各朝极其罕见。清代官印中,以完整32体满文篆字的官刻图书仅有《御制盛京赋》,该书对满文篆字及用满文篆字镌刻的官印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

清代满文朱批奏折中的人名及其对音汉译

满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以满文记录的清代档案是清史和满语文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康雍乾三朝宫中满文朱批奏折中出现的责任者人名为例,通过对其进行梳理,总结出清代满洲人取名用词的特点,尝试探讨满文档案著录和翻译工作中满文人名对音汉译应遵循的准则,以期对现代满文档案及满语文翻译工作有所裨益。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满文稿本及其价值

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满文稿本数量可观,特色鲜明,保存比较完整,清晰记录保存了编纂信息,反映出增删修改内容及翻译情形,体现了誊抄过程和功课的信息,能够为研究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满文本的纂修提供直接依据,补充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能够为研究清代末期满语文提供翔实的书面语语料。

追本溯源 史籍渊薮--写于《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即将出版之际

《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是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本和《满洲实录》4部清太祖实录汇集而成,经扫描复仿真制版后,即将印刷出版发行。其中《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康熙本和《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乾隆本属首次公布。此次清太祖满文实录的影印出版,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辽宁民族出版社合作完成,这4部清太祖满文实录是研究清入关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珍贵史料,也是研究清代官修典籍版本和满语满文方面的稀见资料,具有其他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学术研究价值。这样珍贵的历史资料的出版,有助于更好地整理和保护珍贵的满文古籍文献,进一步推进相关学科的研究,同时为广大读者创造便利的查阅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