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民国时期重庆经济史料概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收藏与重庆地区相关的民国时期档案约7000余卷，按其内容分为政务、经济和教育文化三大部分(其中“政务部分”已在本刊1996年第1期上介绍)。现对经济(包括经济总类、财政金融、工矿电业、商业、交通及邮电)部分的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概述。

驳《检证南京事件证据照片》--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再检证

保存下来的大量历史照片,证实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但日本右翼学者对证明大屠杀事件的143幅历史照片"考证"的结论竟是完全否定,认定没有一张照片是真实的。本文结合若干史实,对日本右翼学者的错误观点一一反驳,并就教于学界。

本·提里特关于编印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致中国驻英国大使郭泰祺函两件

本·提里特(Ben.Tillet),英国贸易工会主席,长期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事业。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提里特将反映大屠杀的相关材料汇集成书,寄赠英国贸易工会俱乐部成员及相关媒体,揭发日军暴行。本组史料系提里特致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的两通信函,反映了提里特编印南京大屠杀相关材料的动机和过程。

国民党战时对外宣传与南京大屠杀真相传播研究

侵华日军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之后,国民党对外宣传机构通过各种手段广泛搜集有关日军暴行的"同时代第一手资料",并利用业已建立的宣传网络,以多种方式在敌对国日本以及美国和英国等主要西方大国展开大屠杀真相传播活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国民党对外宣传机构只是诸多真相传播的主体之一,它既没有也不可能操纵整个真相传播。那些同情中国、秉持人道主义精神主持正义的外国友人,尤其是那些滞留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及其同伴们,他们是早期真相传播的核心力量。

侵华日军暴行与纳粹暴行原因比较研究初探

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性暴行、抢掠、人体试验等空前反人道的罪恶行径,比较二者暴行的发生原因、规模、方式及其影响,对于进一步深化有关日本战争暴行和二战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部分西方学者否定这一课题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是一种偏见。就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而言,两者暴行的动机有其共性也有其差异,并不完全相同。其共同点在于都要通过法西斯暴行来镇压反抗和威慑被害国人民,并发泄兽欲,区别在于德军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其兽欲和服务于战略需要。德国法西斯的屠犹暴行具有欧洲民族与犹太民族矛盾的历史背景,加上希特勒纳粹党的疯狂理论与实践、发动和维持战争的需要;而日本军的暴行则更多的是出于民族性格的的阴暗面,“膺惩”中国人的政治需要和对于被侵略国人民奋勇抵抗的疯狂报复。通过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比较,我们可以找出其中相同点与不同点,深刻分析,剖析原因,这对促进两个民族的反省,有着重大的价值和现实意义。

抗战期间的档案工作——以国民政府交通部为中心

抗战爆发前,交通部曾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档案工作加以规范,经费投入、人才培训亦有通盘规划,档案工作已逐步完成从传统的“师傅带徒弟”式的“世袭家承”模式向现代档案工作模式转型。抗日战争突然降临,打断了这一进程。战争期间,“掌卷”被视为“庶务”,受不到重视,加之经费缺乏,人才流失,档案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1932年中苏复交档案史料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筹备与苏联复交,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外交组拟具“中苏复交问题方案”。本组史料反映了中东路事件平息后中方筹备中苏复交的过程。

汪伪奴化教育政策述论

汪伪国民政府建立后,为配合日军对沦陷区的侵略和统治,消灭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和民族意识,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制定了一系列奴化教育的宗旨、方针和政策,并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而变化。汪伪奴化教育政策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点,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汪伪奴化教育政策紧紧围绕“和平反共建国”的卖国方针制定并组织实施;在后一阶段,为配合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汪伪将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入了战时轨道,其教育政策也是围绕着“完成战争之使命”而制定。汪伪的奴化教育政策遭到了沦陷区广大爱国师生的反抗,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失败。

试论近代海关监督及其维权斗争

关税是国家税收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关税征收和保管的海关监督历来是个肥缺,炙手可热。中国近代海关大权自操于外国人之手以后,原拥有主管海关大权的海关监督,其地位越来越低,职权也逐渐被剥夺,甚至变成徒有虚名的傀儡;而外籍税务司不断与监督争夺管理海关权力,反仆为主,俨然成了中国海关的主人,形成一种世所罕见的畸形关系。海关监督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围绕监督的地位和权力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随着中国关税自主进程的改变,海关华员的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许多海关的负责人已是华人,海关监督的监督职能已失去作用,最终走向消亡。

宋子文与战时西藏问题交涉

英国出于其殖民利益的需要,意欲染指西藏,作为缓冲地带。因而中英在西藏问题上的冲突不可避免。如何既能维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又能协调战时中英关系,防止中英关系恶化,成为摆在宋子文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康印公路交涉中,宋子文为保障我国国际交通线的畅通殚精竭虑。在一九四三年西藏危机交涉中,宋子文凭借其出色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外交才智,纵横捭阖,成功地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卢汉为云南省政与蒋介石孔祥熙等来往函电

抗战初期,为巩固西南大后方,国民党以抗战建国、巩固民族复兴基地为由要求云南地方当局整顿省政,并藉机向滇省渗透。本组史料对此有一定反应,特刊出供研究者参考。

斯坦法尼访华与中意关系

民国时期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意大利之间,曾保持过比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在墨索里尼执政时期,意大利也曾对华保持过比较友好的双边关系,其在政治、军事、航空工业等方面,对中国有过一定的影响。而斯坦法尼则是30年代前后,意大利与中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对中意关系的认识、贡献及其使华经过,对研究这一时期的中意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英三方秘密准军事行动会议记录(1945年1月24日)

该史料为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编号为PRO:HS1/323。1945年1月24日,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部魏德曼将军召集中、美、英三方军事人员会议,以协调各方在中国战区内部的秘密准军事行动。

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兼与刘庭华先生等商榷

太原会战由平型关、忻口、娘子关作战组成。八路军参加了太原会战的全部作战并参与了会战的组织指挥。作战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混合编组,共同战斗,同处于一个战场,是"战场作战的配合",即战场正面作战的配合。八路军的作战是以正规军在战场侧面与敌之背后进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个时候与正面战场所对应的敌后战场产生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具备。这就是"敌人占地甚广"还没有产生,敌后战场所依赖生存的根据地还没有建立。因此太原会战是由国共两党军队共同进行的,将正面战场称作国民党正面战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