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第一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培训班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开训

2013年4月10日，公安部第一支赴利比里亚维和警察防暴队培训班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开训。

联合国维和警察与中国警察执法安全理念比较研究

执法安全理念是警察执法中的核心要素之一。联合国维和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强调安全意识、保持装备优势、合理的"武力升级"、妥善运用"撤退"战术以及团队精神。由于存在对警察执法安全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警察的执法安全意识淡薄、警察综合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中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在执法装备使用、协作意识、战术程序运用以及安全意识四个方面都与联合国维和警察存在差异。通过进一步突出理念、安全、经验与团队在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性,将有助于进一步规范我国警察执法安全,提升执法水平和质量,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立足维和实际 着眼任务需求 在发展中创新维和警察防暴队培训教学工作

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成立于2001年3月，隶属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该中心建筑面积17000多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维和培训中心成立以来，已举办25期维和警察培训班、8期维和警察防暴队培训班、3期警务联络官培训班、2期中英维和教官培训班、1期发展中国家维和警察业务研修班和1期越南公安高级干部业务研修班。共培训维和警察1745人、瞽务联络官99人、外籍警察62人。

联合国维和行动性别政策的演进探析

2000年以来,联合国出台多项维和行动性别政策,既产生积极作用,也面临多重挑战。考查联合国维和行动性别政策的演进阶段,分析其内容和作用,发现政策总体趋于全面发展并逐渐优化,政策力度从注重性别平等的量变逐步转向质变,由强调政策规范向提升政策效能的重要转变,并提出我国应对这些政策变化的对策。

维和警察教育训练面临的挑战与我国的实践

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的一大创举。自1948年在中东地区部署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内容不断扩大、手段逐渐丰富、机制日益健全，已成为在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实践多边主义、实现集体安全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联合国维和的退化与出路

联合国维和经历了从冷战时期以维持和平为核心任务,到后冷战时期将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相结合的进化。自2010年以来,由于冲突形态变化、干涉主义影响、安理会授权轻率和大国操纵等原因,联合国维和发生了退化,从“维持和平—建设和平”模式退化到了“建立和平—维持和平”模式。维和退化的本质是安全方法替代政治方法,主导了联合国的冲突管理工作。联合国秘书长领导的改革还未解决维和退化的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既为联合国维和带来挑战,也是联合国扭转维和退化趋势的机遇。中国应当积极推动联合国维和回归进化的轨道。

联合国维和事务与中国维和话语权建设

联合国维和事务是指联合国为履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使命而在政治和行动两个层面从事的工作,其中的话语权关涉各国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的利益。会员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话语权可以分为应得话语权和实得话语权。应得话语权可以用会员国在安理会的地位、国家实力以及对维和事务支持的力度为指标衡量;实得话语权可以用会员国在秘书处各级官僚机构、政策咨询事务以及利益分配机制中的代表权为指标衡量。研究发现,尽管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支持联合国维和事务的中坚力量,但是在维和事务中的实得话语权排名远远落后于应得话语权排名,表明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存在严重的话语权赤字。这既有中国自己的原因,也有联合国方面的原因。中国维和话语权赤字不仅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也不利于联合国及维和事业的长远发展。维和话语权赤字仅仅是中国在整个全球治理体制中话语权赤字的一个缩影。中国应通过多种渠道和手段加强维和话语权的建设。

中国的维和外交:基于国家身份视角的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的国家发展及其间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的变迁,促使中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3次演变: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是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之外的革命型国家;20世纪70年代末到2012年是逐渐回归国际社会的融入者;2013年以来,中国开始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发挥“引领者”的作用。基于国家身份的分析为观察中国维和外交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中国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家身份对应的是不同的国家利益,以及不同的维和外交行为。当前,已经成为“引领者”的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贡献超越了政治和物质层面,开始成为一名规范供应者。一些国内和国际因素制约了中国有效地在维和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维和外交需要认真应对的挑战。中国需要对自身的能力、利益诉求和国际形势有正确的判断,在发挥引领作用时科学决策、量力而行,避免行为冒进和资源浪费。

联合国维和事务与中国维和话语权建设

联合国是世界上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合法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维持和平与安全(维和)则是联合国工作的重要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成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国际话语权问题开始凸显。联合国维和事务及话语权研究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事务中的话语权,首先需要明确联合国维和事务及相关话语权的范畴。(一)联合国维和事务联合国维和事务包括政治和行动两个层面。

国际警务公共产品供给: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模式

2022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的9月7日设立为国际警务合作日。这既是对世界各地的执法人员对和平、安全和正义的奉献的褒奖,对国际警务合作工作的赞许,也是对更多国际警务公共产品的期待。国际警务公共产品是指由多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共同提供和维护的,以促进全球公共安全与秩序为目标的各种警务服务和警务资源。国际警务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需要国际警务跨国合作和协调才能更好实现。

反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安全风险及应对

联合国现有的内部安全管理系统对维和行动中安全风险的理解存在误区,局限于各种敌意的暴力行为,主张通过提升行动和技术能力予以应对,包括对各种暴力威胁进行主动出击和预防式打击。然而,在现实的维和环境中,威胁维和人员生命和健康的风险还包括各种事故、疾病和心理压力。需要全面考虑各种安全风险,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此外,还需要超越技术层面认识维和行动中的暴力风险。近些年维和人员因暴力行为伤亡的人数显著增加,主要是因为联合国在一些没有和平可以维持的地方建立了强势维和行动。维和行动的根本属性是政治行动而非军事行动,无论是在政治意愿还是行动能力上都不具备开展军事行动的能力。应该将强势的建立和平从维和任务中剥离出来,必要时经安理会授权交给有能力的区域、次区域组织或者多国部队去完成,让维和行动回归和平的本质。应该改进对牺牲、伤残和重病维和人员的抚恤工作,包括引入商业保险。

反思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安全风险及应对

作为和平的'保护者',联合国维和人员(简称维和人员)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执行任务,伤亡事件时有发生。自1948年第一项维和行动建立以来,70年里已经有3700多名维和人员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其中包括17名中国维和军人和警察。谁来保护和平'保护者'的安全?本文将对维和行动中的安全风险进行一项全面的研究和分析,寻求一条降低安全风险之路。

维和视角下人的尊严与人权保护

从学术角度而言，人的尊严是人权的源泉，这一观点有着深厚的学术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以人的尊严为基本考量的人权理论也得到了不断发展。在这个倡导权利的时代，人的尊严与人权保护是一种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

规范竞争与互补——以建设和平为例

目前,国际关系学界鲜有关于规范竞争问题的系统性、理论性研究。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主流学派和英国学派的理论逻辑,规范竞争是一种二元对立的静态关系,必然出现一方胜出的零和结果。作者借鉴中国思维的过程视角,将规范竞争看做是一个动态过程,并提出理论假设:规范竞争导致规范互补。作者提出在建设和平的实践场景中.中国的对外援助和投资等国际行为传播了"发展和平"规范,该规范与"自由和平"规范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在案例研究部分,作者提出在"自由和平"规范与"发展和平"规范相互竞争的利比里亚,建设和平的效果要好于"自由和平"规范独霸的海地。这样的差异表明,两个和平规范之间的竞争不但有助于改善建设和平的效果,还有利于它们共同传播。最近几年建设和平领域出现的一些新动向表明。"自由和平"与"发展和平"这两个和平规范,已经出现了相互学习和互为补充的趋势。

联合国建设和平行动与人权保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权问题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社会试图通过各种途径解决因各种冲突引发的人权问题。其中，联合国主导的建设和平行动与维持和平行动一样，是联合国保护人权行动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联合国主导的冲突后建设和平行动，着眼于从社会发展这一根源解决冲突问题，对于帮助刚摆脱冲突的国家实现持久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我在塞浦路斯开展的社区警务

2018年7月至2019年7月,我赴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尽管已经返回祖国一年多了,但在联塞部队辖区从事社区警务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主要任努1964年3月,为制止塞浦路斯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暴力冲突,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186(1964)号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下文简称联塞部队)。1974年7月,为阻止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冲突升级,根据安理会第353(1974)号决议,联塞部队扩大了部分职能,并设置了具有隔离功能的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