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院校红色主题校园文化建设路径研究——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

校园文化是高校的软实力,也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品格。高等艺术院校长期扎根于时代文艺新人的培养,新时代立足艺术院校红色艺术资源特色,发挥红色文化精神力量,打造校园红色文化新生态,用红色文化筑牢立德树人之根。中国美术学院坚持艺术院校基本办学属性,将传承弘扬红色文化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点,以红色艺术资源搭建校园文化育人大平台,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美术学院特色、行之有效的全员育人新格局。

新艺科背景下的美术院校实践教学新形态——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例

新艺科建设为美术院校实践教学新形态提供了理论引导和政策支持。后者的出现是当代社会生活变迁和艺术教育自身调适双向运动的结果,它通过社会现实艺术呈现的专题化项目教学,融理论教学、方法论教学、实践教学、社会调研教学和专业创作教学为一体,具备一次活动多重教育实效的特征和优势,契合新艺科的建设目标和育人理念。美术院校实践教学新形态须切实从强化思想引领、健全体制机制建设、设定合理教学目标以及加强过程管理等方面共同发力、协同推进,以期真正实现新艺科建设的追求目标,将艺术作为一种社会更新的力量,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

高等美术院校在社会美育建设中的功能研究

该文围绕当前国内美育发展过程中的具体情况,结合我国本土社会美育的特征,探讨以中国美术学院为代表的高等美术院校在社会美育建设中发挥的基础功能和拓展功能。高等美术院校本身能够提供丰富的美术作品、美育人才、学术研究、活动展出等,这也是高等美术院校所具有的基础功能。在深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高等美术院校在社会美育建设中的功能逐渐由单一向复合转变,从被动转向主动,从阶段性迈向终身性、全民性,高等美术院校在社会美育建设中功能得到延伸。该研究进一步厘清高等美术院校在社会美育建设中发挥的职能,以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美育建设中的功能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践探索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民主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中国式民主,这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民主,是一种讲形式更注重内容的实质民主。中国的民主实践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的成功治理;创造了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在当代成功实践了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大多数人的民主理想;破除了西方对民主话语的垄断,让人们看到了除西方民主形式之外的另一种可能。

文艺下乡:新中国成立初期太湖流域评弹艺人的思想教育与身份重塑

新中国成立初期,太湖流域的评弹艺人在舆论敦促与国家督导下,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了国家对农村地区的思想教育。以往自由散漫的艺人开始以一种"文艺轻骑兵"的崭新姿态成了国家在农村的"文化代理人"。艺人的努力虽然有效地传播了国家意志,但由于经济问题以及缺乏编创能力,艺人们对下乡并没有普遍的兴致,甚至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抵触情绪。蜂拥而至的评弹艺人使农民通过他们传达的内容对国家政策以及国家提倡的革命理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但农民对评弹艺术的娱乐性消费也妨碍了自身对国家意愿的准确判断。同时,在国家的布置下,艺人被要求在下乡的同时过滤掉旧思想,实现身份再造。而评弹艺人在对农民日常技能的竭力模仿中,迅速完成身份转换则成了他们的迫切需要。

生长的艺术——人工智能“情感化”时代艺术的使命和道路

人工智能“情感化”的新发展实质仍然属于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范畴。过高估计人工智能“情感化”对艺术影响的根源在于技术理性崇拜的宰制和对艺术本质的误解。人工智能“情感化”非但不能终结艺术,相反,艺术应承担起规范和引领技术智能化发展的使命,使其成为符合人类利益的建设性力量。为此,艺术应当走“生长模式”的道路,而非技术理性宰制的“生产模式”的道路。

建国初期党对地方文艺的改造——以上海地区的评弹革新为例

1949年中旬,革新成了上海地区评弹发展的大势所趋,媒体在期间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正如舆论对评弹改革产生的争论一样,谙熟传统的艺人们在面对陌生的革新语境时表现出了普遍的畏惧情绪。为了转变文艺界的观念促进艺人进步,党开始以春节戏曲竞赛的模式引导文艺改革以及对艺人进行思想改造。适时举行的"春赛"从演绎技巧与表演内容上对评弹的发展路径作了规定,并为接踵而至的大规模戏改运动奠定了基础。

说书人与乡绅社会:晚清民国江南县域地区的文化入境与文人应对

江南县域地区一直是说书人涉足最广的就业场,也是乡绅群体最基本的权力空间。从乡绅对说书艺术的接受史来看,射利谋存的说书人与砥名励节的乡绅集团并非两支天然对立的势力。说书人的娱乐属性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的文化涵养,疏通了与乡绅的对话渠道,缓解了两者的对抗关系。清末以降,在绅权认定体系日趋瓦解、乡绅权力部分失效以及俗文化在社会改造过程中异军突起的历史语境中,说书人以世俗文化入境,对乡绅掌握的文化主权造成了挑战。为了避免权力的遗失,乡绅通过文化嫁接、身份让渡,甚至介入说书人与地方势力的纠纷,适时向对方暗示了权力的在场,明确了文化阶序,并且重新调整出了两者的生态界线,使具有传统儒教秩序的“乡望”体系得以维系。

美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坚守和机制优化

新时代对美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一现实要求,美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应有明确的价值坚守,构建更具灵魂、更具根性、更具人才培养能力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文章指出,美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须在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凝聚课程思政建设共识,推进教学内容更新,创设适应美术专业特点的教学形式,健全课程思政建设的监管考核制度,以实现课程思政建设的机制优化,将美术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杭州城市意象空间的叙事生成:以西湖与钱塘江为例

城市意象代表着观众对某个城市的情感、认知、体验和记忆,是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集合体。城市意象会吸引观众去解读城市独有的人文内涵和精神特质,形成良性互动。作为著名的山水景观城市,杭州的城市意象与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杭州城市的人文内涵、审美品格和精神特质。以西湖为代表的优美和以钱塘江为代表的壮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学叙事建构起杭州的城市意象空间。进入新时代后,在不断推进城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意象成为沟通传统与现代的时空交接点,并通过新的图像叙事方式展示现代杭州的精神内核。

“敬畏”与“洒落”合一:王阳明的休闲审美智慧与境界

中国传统休闲审美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儒家休闲审美哲学与个体生命存在相联,生命的自由体验与生存的合理规范始终成为其内在的张力。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已内含这种张力,到宋明时期则形成了“敬畏”与“洒落”两种并峙乃至对立的休闲审美观。王阳明在自身“三变”的生命体验基础上,提出“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阳明以圆熟辩证的本体功夫论解决了儒家休闲审美哲学中“敬畏”与“洒落”的矛盾,会通儒道释三家,由此合一而成的圆融境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传统的休闲审美哲学与人生境界理论。

论明代后期戏曲中的佛教“觉悟”主题

中国传统戏曲发展与佛教思想存在异常密切的关系。佛教主题是佛教思想影响戏曲的重要表现。明代戏曲中的佛教主题甚多,其中"觉悟"主题涉及个体在生命流变中对自我、生命、世相的觉悟,也是佛教核心义理和观念的体现。"觉悟"主题通过人物的定位、情节的安排、冲突的设置将佛教思想与戏曲故事有机融合。通过分析戏曲中的"觉悟"主题,不仅能了解佛教思想在中国民间和文学中的展开,更可以考察佛教思想影响戏曲的途径与方式。

从“美育救国”看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和实践

蔡元培从"美育救国"的宗旨出发,将融会中西的学养运用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美育思想和实践。他从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宏观视野出发,提出美育思想,推行美育实践,形成了以感情陶养养成高尚人格的美育路径。尽管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其理论和实践的功效未必尽如人意,但他基于"美育救国"宗旨的美育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不仅在中国美育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示范效应,而且对于中国当代美育而言也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从雅俗分野到雅俗互摄——晚清民国群际互动中的江南书画家与说书人

从说书人与书画家各自的群体气质来看,雅俗立判的文化分野使两者似乎并无相交的可能,但在传统礼教的调和下,彼此出现了聚合的空间。在说书人与书画家实现互动的过程中,权力关系与等级秩序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书画家以书画定义文化权力并借此维护日趋衰微的群体地位的尝试得以彰显,而说书人希望通过书画家的技术转让完成上位的努力却在对方捍卫文化身份的自觉下未能完全遂愿。同时,性别既是书画家在与说书人的往还中回溯文人情境的依赖手段,亦为女说书借用的性别策略。女说书们凭借所掌握的书画技能与特殊的身体符号将自己间接地导入了以书画家为代表的文人阶层,也借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职业身份以及书画中的物化品格规避了性别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

节庆、阃范与女性夜行: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民众的夜间生活与性别社会

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秩序中,女性夜行遭到了儒家礼教与国家公权的双重规范。然而,女性的娱乐天性在国家调整官民关系的过程中得到释放,她们适时利用民间信仰体系的开放性获得了夜行的最大空间。当然,女性夜行频发的事故,也使士人与官方不得不进行干涉。对此,女性因应的策略既巧妙又直接,她们在“祈育”与“示孝”等儒家语境中游走于夜幕之下,又用“夜宿山门”“偷窃”甚至“点肉身灯”等挑衅儒家与官方底线的方式回应两者的制裁。从不绝于书的文献记载与屡禁不止的实际情况来看,女性的因应策略不但持久,而且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