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实现新转向

话语体系是系统存在、价值存在、文化存在和生产力存在,以上特性决定了话语体系的转向具有历史必然性。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教育革命的综合效应生成了审美启蒙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工业效率运动中转向了效率主义。进入数智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中国职业教育话语体系从效率主义转向生命主义,这种新的转向要求职业教育回归人的生命本质,营造教育生态系统,突出教育生长特征。

从效率主义到生命主义:数智时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反思与重构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基于物本逻辑建构起来的效率主义职业教育话语体系。效率主义职业教育强调“培训工人技能以提高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制造业经济高速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批量需求,但是这一理论体系已无法诠释数智时代的新质生产力需要。在中国,新质生产力这一表征数智时代生产力变革的中国话语,迫切需要中国职业教育重构一种生命主义的新理论话语体系。重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要基于人本逻辑,转变思维模式,改变话语体系,还要从中国文化土壤出发,这是以职业教育改革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审思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形态与趋势

我们应当在行动社会学意义上深入理解“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判断,据此审问和慎思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在当下的四种表现形态:“差异化”形态、“类型化”形态、“效率化”形态、“适应性”形态。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应当探索复杂性职业教育学、建构意义性职业教育的“质量契约”,并且促进训练性职业教育的终结。

深圳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成效、问题与建议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在我国已经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基本制度安排。深圳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得益于政府、学校和企业的协力推进。数字化时代的产教融合必须深化改革,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争当产教融合“攻坚先锋”,需要找准问题,在建设大数据平台、重构教学团队和重塑文化观念等方面重点突破。

庄西真:我们最需要的是职业教育大众化

现代社会,一个人就业前总要接受一定的教育,学得一些有用或无用的知识和技能,但是,要顺利就业、找到好工作并非仅仅接受某些教育或者说接受越长时间的教育所能办到的,这与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提供足够的岗位有关,也与一个人接受什么类型教育有关。从二十多年来的本科扩招和研究生扩招中,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一点。

审思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形态与趋势

我们应当在行动社会学意义上深入理解“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判断,据此审问和慎思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在当下的四种表现形态:“差异化”形态、“类型化”形态、“效率化”形态、“适应性”形态。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应当探索复杂性职业教育学、建构意义性职业教育的“质量契约”,并且促进训练性职业教育的终结。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探析

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是指共在的时效性和以信任为前提的实效性。从校企关系看,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可分"依附型""名利型"和"共生共长型"三类,其中"共生共长"是建构校企"命运共同体"的科学方式。增强我国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有效性,应重视在研究我国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律法与良知的统一;从需求和信任的逻辑前提出发,建立职业院校和大中小微企业的大数据平台;回归职业教育的初心与使命,关注底层大众的职业生活。

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职业教育作为“类型”的历史逻辑

诞生于工业社会的职业教育是由国家立法保障的底层大众教育权利。职业教育既是社会公平,也为国家经济,在政治层面满足大众教育需要,在经济层面满足工业发展需要。从1917年美国《史密斯-休斯法案》出台到2019年中国《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历史实践证明,不同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教育与经济诉求,必然要在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做出职业教育制度或立法抉择。新时代中国教育制度将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类型”,以期完善职业教育递升体系和提升职业教育社会价值,其出发点是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服务产业集群的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建设逻辑与策略

产业集群在演变的不同阶段产生了对专业性人力资源和特色专业建设的需求,成为职业教育专业集群建设的服务对象和基础依据。服务产业集群的职业教育专业集群作为顺应产业变化的创新型专业组织,以职业联系为纽带密切了专业与产业的关系,并具有依存性、区域性和动态性等特征。因此,应根据集群组织的特点和具体需求,形成合理的专业地域、类型和层级结构,建立共享型、异质化的专业集群体系,并通过产业内的职业分析方法探索具体化的专业设置方向,切实提高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层次性困境及体系构建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专科层次,因而习惯上将“高职”等同于“高职专科”,并在这种“层次论”语境中探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由于历史原因,高等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实践中形成了复杂的联系,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逐渐地确定为“技术技能人才”。然而,“技术”和“技能”是两个不同概念。“技术技能人才”这一提法不但模糊了职业教育专科和中专的区别,还无法显示高等职业教育各个层次的培养目标。基于原有人才培养目标的困境,有必要重构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其总的人才培养目标应为“技师”,其中专科、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相应地培养技师、高级技师和技术研发师。

论职业学校教育的焦虑与消解

职业学校教育焦虑是整个教育焦虑环境中的一个较为严重和特殊的类型,是影响职业学校教育社会吸引力的消极因素。职业学校教育焦虑的本质是人们通过工业效率主义涂层而引发的关于教育身份预期的担忧,这种身份焦虑并非普遍现象,也并非不可避免。消解职业学校教育焦虑,实现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转向是根本之策,找到职业教育“生命意义”是关键之经,建设职业学校教育品牌和特色是基础工作。

审思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形态与趋势

应当在行动社会学意义上深入理解“中国职业教育进入了新时代”这个判断,据此审问和慎思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在当下的四种表现形态:“差异化”形态.“类型化”形态.“效率化”形态“适应性”形态。面对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新时代中国职业教育应当探索复杂性职业教育学、建构意义性职业教育的“质量契约”,并且促进训练性职业教育的终结。

文化赋能和市场连接:高职教育培养新时代文创人才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对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人才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高职教育培养新时代文创人才应特别重视"文化赋能"和"市场连接",其主要内容是激发学生的天赋才能和职业志趣、在专业教学和市场连接中培养获知"最好之物"的能力、促进从业者的全面发展和实现劳动快乐等。

职业院校毕业生“就离职”现象研究

频繁的就业和离职在当今职场已成为一种“就离职”现象。与本科高校相比,高职院校毕业生拥有更高的就业率和离职率。“就离职”现象与功利主义价值观、专业知识抽象性和流动的现代性高度相关。“就离职”现象提醒职业教育,应当为职业生活的心灵居所提供帮助。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下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研究

创新生态系统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创新主体、创新资源与创新环境的互补与协同。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剖析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生态系统构成特征与问题,发现香港地区创新生态系统区域特征突出、创新主体协同不足、创新资源优劣不齐、创新环节衔接不畅,需与深圳乃至整个大湾区进行互补与协同,推进数据、样本、设备、资金和人才“过河”,立足创新生态链的中游“转移转化”与下游“商业化”,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改善科技创新制度设计、搭建政产学研桥梁、营造科技创新良好氛围、完善引才用才机制、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湾区城市共同推进香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我国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应然范式、实然样态与使然路径

产业学院是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应扎根于联动保障的组建基础、厚植于要素完备的组织运行、服务于产教共需的职能定位、着眼于多方共享的建设成效。实证调研发现,我国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面临组建基础保障不够有力、组织运行机制不够健全、基本职能彰显不够充分、产出效益评价不够多元等问题。基于此,提出我国高职院校产业学院的使然路径:保持政策投入的支撑性与持续性、保持保障的规范性与自主性、保持职能效益的共生性与共享性、保持评价的系统性与发展性。

《未来产业工人工匠精神培育路径与策略研究》推介

长期以来,产业工人的工作岗位在很大程度上被工业效率主义定义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因而他们往往以“合格产品”的身份走出职业院校大门。即是说,不少传统的职业院校在培养学生时非常重视其社会功能的工具性,却往往忽视其职业生涯的精神性,这是不全面的。2016年始,我国大力倡导工匠精神,引发了全社会关于产业工人精神价值的广泛讨论,也引发了许多职业院校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内涵的积极反思。

潮流逆转与观念重塑: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析论

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通过更真实、全面的方式考查学生发展潜能,对我国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文章从美国一流大学招生的历史演变,及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与实践框架、实施效果出发,对该项招生方式进行系统考察。研究发现,美国一流大学招生制度演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表现性评价招生的设计理念以测量高阶能力为导向,强调知识技能的应用性;实践框架以整体性考查为核心,凸显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从实施成效来看,美国一流大学表现性评价招生扭转了过分倚重标准化考试评价的潮流,重塑了美国大学招生以科学选材和维护社会公平为目标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