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工业发展初期沿用高能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模式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提高能源效率是解决当前环境污染与能源短缺双重困境、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必然选择。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催生了政府环境规制。现有理论分析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成本效应和技术创新作用于能源效率,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考察地区特征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可宏观数据往往会忽略企业异质性的影响。基于2003—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能源环境数据,可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能源效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能源效率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末端治理成本和倒逼技术创新对工业能源效率产生正向影响。同时,环境规制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由于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环境规制对重度污染企业的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明显,并且对高资源禀赋地区的能源效率具有更明显的改善作用。

能源效率内生化、回弹效应非对称性与减排潜力估算——基于中国城市电力数据的实证分析

能源回弹效应是能源与环境政策目标的重要威胁。通过构建附加回弹效应的能源需求随机前沿模型,利用2006—2017年中国100个城市电力消费数据,分别测算了工业及居民用电的能源效率与回弹效应,并分析了电价调整政策的影响及电力行业潜在的节能减排贡献。研究发现,中国工业与居民用电的能源效率均为非有效,均存在较高程度的部分回弹效应。居民用电的回弹效应存在价格非对称性,而工业用电的回弹效应是对称的。工业电价下降10%时会使其回弹效应增加15.55%,电力消费增加9.47%;实施居民阶梯电价会使其回弹效应降低20.15%,电力消费下降1.15%。电力行业通过提高用电效率可实现23.77%的节能减排量,但回弹效应会抵消13.19%的贡献。政府对工业与居民用户应使用差异化、精准化的能源价格与环境规制手段,从而更有效地实现能源效率和减排目标。

激励与保健:影响中国区域生育率水平的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各地区生育率水平的逐渐下降,从区域状况切入,探讨各省(区、市)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机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受赫兹伯格双因素理论的启发,有关生育率水平影响路径的分析可以从激励与保健两个视角展开,采用模糊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则有助于识别不同前因条件产生的耦合性作用。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是影响生育率的主要因素,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促进区域生育率水平的提高。当前中国逐步显现出的低生育率问题实质上是主要社会矛盾在人口和生育方面的体现,除了直接的生育成本外,机会成本在居民生育决策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生育率问题,必须着力缓解当前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从而降低由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生育成本上升的负面影响。同时着力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生育氛围。在国家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制定具体的生育引导政策,因地制宜地完善各地区政策。

面向碳中和的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发展研究

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推动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重中之重。绿色发展的长期需要为传统意义上的能源系统协调发展注入新的理论内涵。面向碳中和的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发展,是立足于绿色低碳发展背景,同时兼顾能源低碳产业链深度融合、能源产销空间均衡、能源技术耦合发展、能源市场相互联动与政策体系协调保障的全新发展方式。面对现阶段我国在推动能源供需双侧协同转型方面存在的问题挑战,未来能源供需双侧协同关系需要由“被动式”协同向“主动式”协同、“弱”协同向“强”协同以及“静态”协同向“动态”协同演进,形成以“需求牵引供给,供给适配需求”的双向驱动方式。能源系统的深度调整不仅要在量上解决能源供需错配问题,更要在产业、空间、技术、市场、制度等结构体系上推动能源供需双侧深度耦合。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对降低共建国家气候风险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平台。然而,许多“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处于气候变化敏感区,部分西方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建设存在一些质疑与污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建项目可能增加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该研究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视角探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倡议共建国家气候变化风险的影响,进而考察其内在机理。基于2004—2020年65个共建国家的面板数据,以各国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为被解释变量,评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应对气候变化风险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地区的直接投资显著减轻了共建国家的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在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加剧的背景下,提高了共建国家气候风险应对能力。②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国邻国以及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而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降低当地气候变化脆弱性风险的作用更为明显。③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作用可以通过收入增长效应、政治稳定效应部分解释,符合“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发展成果、推进全球治理的重要理念。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在降低共建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同时,并没有加剧当地的碳排放水平,表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投资并没有引发部分西方国家所污蔑的“碳排放转移”问题,绿色始终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底色。该研究为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的时代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为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政策建议。

PPI-CPI剪刀差与能源企业投资

生产和消费领域的供需不均衡往往会导致PPI-CPI走势背离,形成明显的剪刀差,2020年后我国PPI-CPI剪刀差问题逐渐凸显。本文基于产业链上游能源行业上市公司数据,研究PPI-CPI剪刀差对能源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PPI-CPI剪刀差扩大会降低能源企业的投资效率,且主要通过引发过度投资而产生影响;PPI-CPI剪刀差会导致传统化石能源企业投资不足和非化石能源企业投资过度,且对非化石能源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估值较低的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受到的影响相对更大;2020年后,PPI-CPI剪刀差的负面影响增大,能源企业发生过度投资的概率明显增加;存货的控制与调整可以缓解剪刀差的不利影响。本文为能源企业管理者理解PPI-CPI剪刀差的后果与作用机制提供了依据与启示,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与能源系统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煤电CCUS产业化发展路径与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是实现煤电产业低碳转型升级的重要技术路径,也是保障未来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手段。然而,当前煤电与CCUS技术耦合的发展路径尚不清晰,相应政策机制也存在优化空间。作者量化测算了煤电CCUS应用对于中国能源低碳转型战略的贡献,从时空维度刻画煤电CCUS产业化发展路径,进一步构建适应国情的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煤电耦合CCUS发展具备技术经济可行性,不仅可以实现能源电力系统深度脱碳,带来显著的煤电行业产出及就业红利,还能有效控制全社会平均碳价格水平。在时间维度上,未来煤电CCUS产业化发展路径应划分为技术研发与示范(2021—2030年)、规模化应用(2030—2040年)、商业化发展(2040—2060年)三个阶段。在空间维度上,技术经济可行且适合集群发展的区域为鄂尔多斯盆地、准噶尔盆地、渤海湾盆地等。通过构建包含“宏观支持、财税金融、市场机制、技术研发示范、管理体系”等在内的综合性政策支撑体系框架,有助于实现煤电CCUS的规模化发展。在煤电CCUS的技术研发与示范阶段,应实行封存补贴、发电小时数补偿、上网电价补贴等更为确定性的激励政策。当项目成本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应逐步过渡为碳交易、绿电交易机制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并推广绿色金融等机制。基于相关结论,该研究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中国煤电行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参考。

碳中和背景下中国电力系统研究现状、挑战与发展方向

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立足于中国国情,目前中国电力系统在发电侧表现为火电占据发电主力,风电、光伏发展空间广阔;在用电侧表现为电力消费持续攀升,第二产业用电量占比较高;在电网侧表现为电力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电网数智化转型稳步进行。中国电力系统低碳转型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煤电机组的大规模灵活性改造带来的成本与技术问题,风电、光伏占比提高对供电稳定性的考验,经济增长伴随电力需求的不断扩大影响转型进程以及新能源电力的大规模运输与消纳对电网侧的压力等。虽然目前关于低碳电力系统的研究重点与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所重合,但部分问题仍有待继续探究,如未来发电侧发展方向抉择、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用电侧的电力经济研究与消费者行为研究、电网侧的智能电网技术和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等。总之,未来电力系统研究的方向应该紧密结合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国情,以解决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为核心要义,为中国电力系统的低碳化转型指明方向。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与储能产业的发展

在能源低碳转型背景下,可再生能源将得到大规模发展,但其波动性、间歇性和难以预测性的特征会加大电力系统实现实时平衡的难度。储能技术能有效地降低可再生能源发电接入电网时造成的波动,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可靠性,从而实现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稳定接入电网。因此,储能产业已经成为能源低碳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目前我国储能产业在储能配比、标准体系、应用成本、市场机制、产业政策等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建议通过增加独立储能配置、建立完善的储能系统标准体系、突破技术创新壁垒、明确储能市场主体地位、设计合理的补贴机制等措施推动我国储能产业快速发展。

中国石油需求与全球石油库存对国际油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石油总供给、中国石油需求、其它国家或地区石油需求、全球石油库存和国际石油价格等时间序列,构建一个五变量的SVAR模型,研究国际石油价格对各因素的结构响应。并重点分析了中国石油需求和全球石油库存对国际石油价格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石油需求对国际石油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冲击,而全球石油库存对国际石油价格有显著的负向冲击。本文还发现中国石油需求和全球石油库存对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贡献度较大,两者之和占比高达20%左右。因此,中国石油需求和全球石油库存是影响国际石油价格重要因素,分析国际石油价格变化时不能被忽视。

新质生产力与“双碳”目标的关联和挑战——基于能源低碳转型的视角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其高质量、绿色、创新、低碳和科技属性,保障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助力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推动能源系统数智化升级,加快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和新兴技术应用。“双碳”目标引领加速能源转型,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包括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内生动力的技术创新、能源结构的清洁低碳化变革、终端用能方式的电气化转型、以清洁电力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以及依托市场化机制崛起的绿色金融市场催生的新质生产力。当前,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构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新型能源系统,推动用能方式的电气化转型,从而缓解全产业链竞争力与低碳转型之间的冲突,满足AI发展低碳但未必低电耗的现实需求。同时,要完善市场化减排和交易机制,借助数字经济、智能微电网、CCUS和储能等新兴技术,为新质生产力与“双碳”目标的协同推进保驾护航。

塑造新能源产业鲜明新质生产力特征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能源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落脚点,又是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新业态。在新的实践要求下,中国新能源产业亟待摆脱传统增长方式和发展路径。故此,围绕新质生产力特征,分析新能源产业所面临的新挑战、探讨如何推动其发展尤为重要。首先,本文介绍了在新质生产力理念下,新能源产业已呈现出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其次,探讨了新能源产业后续发展中,进一步强化上述三方面特征可能面临的相关挑战。最后,基于上述挑战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了针对性建议,旨在助力筑牢新能源产业“绿色”底色的同时具有更鲜明的新质生产力特征。

异质性劳动力集聚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研究

在异质性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如何平衡产业升级进程和“双碳”目标下碳排放约束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能否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通过构建两区域、三产业的碳排放理论模型,刻画异质性劳动力和资本跨区域流动的内生机理。以异质性要素配置与能源替代、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揭示地区劳动技能水平、要素配置结构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对数理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行必要校准并对模型中的关键性质和结论进行数值模拟,发现技能型劳动力的集聚能够反向推动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进而强化能源替代效率,从而可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有效降低碳排放;而资本的集聚则会对劳动力集聚产生挤出效应,对劳动要素和能源要素配置产生替代效应,不仅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还会扩大碳排放水平。最后,利用中国省级宏观数据构建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对模型的理论性质和数值模拟的结论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地区间技术水平的高低是能否有效发挥技能型劳动力对能源替代效应和能源利用效率反向推动作用的关键所在;在技术集聚水平较高的地区,技能型劳动力对碳减排的作用效果要显著强于技术集聚水平较低的地区。

董秘审计背景会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董秘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协调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关系、为公司重大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和决策建议等事务。分析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可考察董秘审计背景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董秘审计背景对应计盈余管理行为甚至是对隐蔽性更强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都起到了抑制作用,促进了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以及审计监督质量后发现,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在公司治理水平低、审计监督质量低的公司中也更明显。

现代能源体系下的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协调发展

电力市场是能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也是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重中之重。自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出以来,以电力市场为抓手的碳市场被寄予了更多希望。碳市场在加快促进电力行业降碳提效的同时,也给新形势下的电力市场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厘清碳市场和电力市场的作用机制及其互动关系,剖析碳约束下电力市场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促进碳市场与电力市场协调发展的相关举措,有利于电力系统清洁、低碳转型发展并可助力现代能源体系构建。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与碳减排——基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视角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中国实现气候和环境目标的关键动力,但不同地区发展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能力和方式可能依赖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基于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面板数据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市1997—2015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区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只有当收入达到既定水平后,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才能实现碳减排效应;在此之后,其边际减排效应随着收入增长而提升。进一步,由于碳减排具体机制的收入临界值条件有别,不同省份在不同年份的碳减排机制存在差异:在样本末期,所有省份都能利用可再生能源比重提升渠道机制,但仅有不到一半的样本省份能够利用碳生产率提升渠道机制。基于部分线性函数型系数模型的新实证框架,本文发现经济发展差异下不同省份之间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异质性碳减排机制,有助于充分评估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能力和潜力,促进区域间合理分解和制定气候政策目标。

欧洲能源危机的可能影响及启示

俄欧能源关系破裂、欧盟绿色低碳转型步伐过快以及新能源供应不稳定是导致此次欧洲能源危机的主要原因。此次欧洲能源危机,很可能会加重欧洲内部分歧,并主要通过影响能源进出口对我国经济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为中国保障能源安全和布局能源转型提供启示:要以保障能源安全为前提,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在构建以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为主的新型能源系统过程中,正确处理用能需求增长与可再生能源电力不稳定性之间的矛盾关系。在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前提下,现阶段我国发挥煤电“压舱石”作用是推动能源供需两侧深度耦合与协同发展的关键。

清洁低碳转型需要兼顾能源成本

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资源禀赋特点使得清洁低碳转型将推高能源成本,进而对国民经济和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因此清洁低碳转型需要兼顾能源成本。本文分析了清洁低碳转型可能面临的能源成本上升问题,从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消费成本等方面分析了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据此提出降低清洁低碳转型中能源成本的实现路径。因此,中国政府应当加强清洁煤炭和新能源的技术创新,加快能源体制改革,提高能源效率,设计有益于提升新能源企业竞争力的政策等方式降低能源成本,实现清洁低碳转型。

加快发展页岩气,改善我国能源结构

《天然气发展“十三五”规划》对天然气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例提出要求——力争提高到10％左右；《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煤以内，如果按天然气10％的比重，天然气消费量折算约为3700亿立方米，在2015年天然气消费量的基础上按照复合增速算，年平均需求增速要达到约13％。

碳中和下的大国博弈及中国突围

全球性的气候治理问题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都有极广的跨度,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碳中和目标,各国长期不懈协同合作是必要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时间维度而言,温室气体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消除,还应考虑其代际影响。另一方面,目前全球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超过84%。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要变革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再造一个清洁低碳的能源系统,绝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