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考论——兼及陈寅恪《柳如是别传》

钱谦益在顺治四年丁亥三月晦日被捕,关进京城刑部狱,在狱中作《和东坡西台诗韵六首》。他选择苏轼《狱中寄子由》的第二首和韵并在小序中转换诗题,是为了赠诗给柳如是,且其中还隐含他以苏轼自比而诉说冤屈的意图。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将这组诗的写作背景误以为是钱氏因黄毓祺案牵连而被关进南京狱,从而造成一系列失考。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大多从外证考辨,如从这六首诗出发,则可更加明晰钱氏被关押的地点以及柳如是暂居之地与生辰等问题。陈寅恪又在这组诗中挖掘出钱氏“思念故国,讽刺清朝”之意,但是钱氏此时明显还是寄希望于清朝的当权者为自己洗刷冤屈。在钱氏后来的回忆写作中,他对丁亥年被捕事,又产生新的态度与感情。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可以对“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以及明清诗文研究的现状做出一定的反思。

钱谦益论诗诗对杜甫《戏为六绝句》的承传与新变

钱谦益所作论诗诗《姚叔祥过明发堂共论近代词人戏作绝句十六首》,在承传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基础上又产生新变。钱氏继承了杜甫尊重前贤、别裁伪体的思想,以批评当时的诗坛流弊。钱诗延续了《戏为六绝句》“戏题”的自况心怀,但也增添了走出“嗤点前贤”的矛盾、消解讽刺的紧张等意味。钱诗与《戏为六绝句》都是以近代视野和当世视野为论述重点,但不同于杜甫对时人的包容态度,钱谦益以自己的诗学为标准,将时人划分了阵营。《戏为六绝句》论述的内容可能不仅仅限于诗歌,这种现象在钱谦益论诗诗中更是蔚为大观,他论述了文学家、批评家、书法家、画家以及女性群体,且对后世论诗诗产生重要影响。

“理想”之变:19世纪法国美学中的摹仿问题

巴托为18世纪法国美学既有的论美路线添补了一条艺术哲学路线,开辟了理想主义-古典主义相结合的法国美学传统,但他所重新阐释的摹仿论及艺术体系根基不稳。19世纪初的法国学院爆发了一场围绕“理想美”的论争,德·昆西和达维分别持摹仿论的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前者得到学院派主力库赞的声援。库赞的弟子儒弗瓦则采取更加折中主义的态度,将“摹仿”与“理想”对观,客观上为达维的写实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并推动了“摹仿”的狭义化进程。丹纳从自然科学借来“本质特征”,以取代“摹仿”充当艺术体系的基础性原则,然而可能依然未脱理想派的窠臼。此后,维龙的反理想-反摹仿以柏拉图理念论为靶心攻击学院艺术和学院美学,其实与丹纳的实证思想、印象派的极端写实主义同出于科学主义立场。以“理想”为核心的摹仿论经过在法国美学里的漫长旅程,至此方告一段落。

寻找突然感动的瞬间——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经典教育之我见

复旦大学中文系在本科教学阶段开设的原典精读课程,尝试培养学生以独特的个人感受为基础解读文学经典的能力。这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文学解读方式,带有深刻的浪漫主义文学观的印记。在新媒介环境下,信息量的大规模增长、信息获取渠道的增加,改变了人们理解作品的方式。“讲故事”这种在本雅明看来已经消逝的阅读方式,在新媒介时代再次复活。在这一语境下,很多文学研究者把作品仅仅当作研究的素材,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研究方法拆解作品。进入文学经典的方式只有适用与否的区别,而没有好坏之分,真正能分出优劣的,只是运用方法的具体实践。

天才论的多重路径及其艺术导向——论艺术社会学早期论争中的天才难题与生命观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作为学科名称的“社会学”首次出现在奥古斯特·孔德那里。艺术社会学探究艺术、艺术家与其他社会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也扩展至艺术在社会环境中被使用的方式。相关探讨早已见于古代的亚里士多德、朗吉努斯、贺拉斯,近代的维柯、杜博、赫尔德、孟德斯鸠、斯塔尔夫人等发展出一脉艺术-社会学说。至19世纪,它醒目地演化出一个成果丰赡的论域,圣西门、马克思、恩格斯、罗斯金、威廉·莫里斯等人专事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批判,奠定了艺术社会学的一般方法。

曾巩与欧阳修交游史实考论

通过以时间为序对曾巩与欧阳修的交游考证,可知两人政治、文学、学术等方面的彼此影响。在三十多年的交往中,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其志向、主张乃至性格、作风有很多共同之处,切磋砥砺,同声相应。然而两人之间的影响又是不对等的。欧阳修是影响曾巩最大的人物,曾巩在立身行事、治学为文等方面皆受欧阳修沾溉。他虽然很受欧阳修器重,但不论在政坛上还是文坛上,显然都是作为欧阳修的羽翼出现的。但考察二者之关系,也应看到曾巩对欧阳修政治上的襄赞;学术上,曾巩对欧阳修的显在影响,主要在史学方面,欧阳修编修五代史时便吸纳过曾巩的意见。

天才论的多重路径及其艺术导向

1859年达尔文《物种起源》问世,冲击了基督教世界的上帝造人说以及生物学里的物种不变论。“上帝之死”带来新的伦理问题,生命问题被打开新的思考空间。在《艺术的起源》(1894)里,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记载了法国刚刚发生的一场同题接力赛。

杜博的诗画对观与艺术理论的现代起源

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贺拉斯《诗艺》的重释,“诗如画”语义向一律论方向变迁,出现了画法上的诗化与诗论中的图画主义。德·皮勒、艾迪生、杜博、凯姆斯伯爵、狄德罗、伯克、莱辛等先后阐发诗画关系。杜博在《对诗与画的批判性反思》中围绕诗画,论及艺术功能论、媒介论、题材论,也涉足艺术的跨媒介潜能,随着狄德罗、莱辛的发扬而形成一条理论脉络。“人工激情”论在本质上是一种摹仿论版本,通过论证作为摹本的诗画作品以相似方式造成受众的心理效果而支持着体系观念。它比巴托版摹仿论更开放,更方便容纳崇高感的鉴赏理据。在现代艺术理论史上,杜博的承启位置与起源价值应当得到彰显。

论人物品评的文艺美学意义

钱锺书将"人化"文评视为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此种特点之生成,与古代中国流为俗尚的人物品评有着直接、密切的关系。人们将人物品评特别是魏晋审美性品评的"等第"之法,"由形征神""形神兼备"的品评观念,"风骨""气韵"等范畴、概念,以及片言隽语直击本质、"感悟式印象式即兴式譬喻式"的思维、言说方式,移用、借鉴到文艺美学领域,促进了后者的发展、成熟。通过社会生活中盛行的人物品评,医学乃至相人术、阴阳、宗教等学科、方术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可以为文艺美学直接借鉴、吸纳的公共知识。人物品评之所以在古代中国流为俗尚并深刻影响了官员选拔、修史等制度以及文艺美学等,是因为人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处于中心位置。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即是围绕着人物生发、建构起来的。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事件、观念、结构、制度、功能、规律、通则等慢慢垄断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人与人物随之在人文社科研究中消失。今天,呼唤人与人物的回归,恐怕是古代中国研究在重视自身特点及生成语境基础上推陈出新的不可或缺之要略。

论人物品评的文艺美学意义

所谓“人物品评”,亦称“人物品藻”或“品题”,指赏鉴、等第人物的德行、才能、功业、容貌、举止、气质、神情等等。在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人物品评占有重要位置,流为精彩纷呈的俗尚。它不仅有利于惩恶扬善,引导人们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对于维系人伦.

历史、互文与细节描写--评孙甘露《千里江山图》

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是一部颇为独特的间谍小说。对孙甘露来说,虚构间谍故事的关键,就是以寻常之物为起点,通过发掘隐藏在寻常之物背后的历史,窥破其对间谍的独特意义,从而找到真相、完成任务。“历史”是《千里江山图》真正的关键词,这部作品对情节的编织、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对场景的描绘以及对叙述节奏的调控等,几乎都围绕着“历史”展开。孙甘露一方面成功地调配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谍战题材的类型文学以及先锋文学等不同的写作资源,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自己此前的文学创作方式,用无数严谨的细节描写,营造出浓郁的生活质感。

19世纪法国美学中的表现与同情

一、表现的歧义与同情的转型"表现"是美学与艺术理论的重要概念。门罗·C.比尔兹利在其《美学:批评哲学中的诸问题》一书中规定,艺术的"表现理论"(Expression Theory)关联起两种观念:其一,艺术作品表现什么;其二,艺术家表现什么。他认为,表现理论的本质在于根据观念二来解释观念一。(1)类似地,《美学历史词典》中的"表现"词条规定.

北宋西湖莲社社集编纂考

西湖莲社是北宋文化史上的重要社团,有学者称其为"目前可以考知的宋代最早的诗社",社主省常亦被尊为"莲社七祖"之"七祖"。向敏中、王旦、王禹偁等重要人物纷纷投诗入社,但又未能亲临寺院参加活动。莲社这个"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寺方通过编纂社集"建构"、宣传出来的。本文以近年从韩国流入国内的宋刻孤本《杭州西湖昭庆寺结莲社集》为基础,对西湖莲社的社集编纂情况做了稽考,指出:西湖莲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基于弘法宣传、招徕或联络社员的目的,编纂过《西湖莲社集》《续西湖莲社集》《钱塘西湖净社录》《莲社诗盟》《白莲堂诗》《莲社诗》《入社诗》等一系列的社集。这些社集呈现出层累递编或续编迹象,符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莲社社员不断壮大、诗作不断累积的状况。社员丁谓参与了莲社诗集的编纂并为之作序。南北宋之交,因为一场大火,寺院及社集版片化为乌有,故这些社集流传不广,宋以后罕见传本及谈艺家提及。

克鲁萨的《论美》及其美学史位置

在围绕西方美学史的写作里,瑞士哲学家克鲁萨的《论美》时常被忽略,或者得到负面的评价。本文认为,该书在原创性上确有不足,但作为第一部系统性的法语论美著作,它对美学史有其独特贡献。克鲁萨将一种笛卡尔式的哲学思维引入美的研究,同时清除了笛卡尔的相对主义立场对建立美的理论的阻力。克鲁萨从对'美'的语言分析入手,着力于阐述美的一般观念,总结出美的一般原理。《论美》具有折衷主义色彩,尽力保持观念论与感觉论的平衡,给美的感觉的探讨留下一定余地。克鲁萨的审美趣味没有超出传统的古典主义,对想象和天才问题缺乏系统探讨,终未能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美学研究。

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的疾病书写及情感角力

钱谦益《病榻消寒杂咏》组诗写于康熙二年冬至三年初,距离他去世时间不足五个月,可视为其绝笔之作。从疾病书写的角度考察这组诗,能够更好地把握钱谦益晚年的心态。此时的钱谦益被耳聋、眼花、气疾等病症困扰,因而寻求佛道思想来解脱,但是这些思想并没有成为他的精神寄托,反而成为他表达病痛时的意象资源选择。该组诗描绘了众多病与穷的古人群像,这些形象受到钱谦益主观的改造,其中的韩愈形象代表了钱氏对自身文坛盟主身份的体认。该组诗的疾病书写暗含对明朝时局的批判以及复明运动的隐喻,并指向了钱谦益欲洗刷贰臣耻辱的自我建构。该组诗的天气书写、结构模式、人物意象等,透露出绝望与希望之间的情感角力,显示了身处疾病中的钱谦益的真实体验。

選本批評與常州詞派唐宋詞統序的建構及嬗變

從選本來看常州詞派唐宋詞統序的建構發展,可以窺得流派宗尚的傳承與變化。張惠言《詞選》確立了温庭绮的經典地位,而董士錫、董毅父子又對姜、張詞風重新審視,這體現流派建立之初的根基並不牢固。周濟確立了宋四家的經典地位,但仍對姜、張有所抑制,這體現常州詞派需要繼續發展光大的意圖。譚獻延續了周濟以周邦彦爲經典的統序,但以歷時的排列來建構詞選,顯示了包容的態度。陳廷焯以王沂孫爲典範,顯示了較大主觀性,但他對姜、張的重視,可以窺得浙派仍然在發展的事實。朱祖謀確立了吴文英的經典統序,掀起了“夢窗熱”,晚年他作了反思,兼學蘇軾,以求“以蘇疏吴”,顯現了他對自然天工的回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