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生命史看中国东南农村的变迁——《林村的故事》评说

《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是美籍华裔人类学家黄树民教授的专著。黄教授以一个闽南村庄为主线,揭示出中国东南农村地区在1949年以来所经历的变迁历程。

西藏铜佛像制作“昌都工匠群”的考察

该文作者在考察西藏拉萨地区和昌都地区铜像作坊时发现,这些铜像作坊的工匠均来自昌都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近百年来,工匠们不断地从翁达岗村为代表的柴维乡和嘎玛乡迁到西藏各地,或者到新的地方定居组织工场,或者到西南各藏传佛教寺庙制作铜佛像,已形成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制作藏传佛教铜像的工匠群体。他们主要由血缘和亲戚关系组成,并在各地建立起一个个铜佛像制作工场,对亲缘关系和昌都的地理认同成为其技艺传承的纽带。

年羹尧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过程中的作用

雍正六年（1728）之前的八年间,是清中央治藏政策逐步孕育、成形、确定的阶段。起初,清中央关于西藏地方的政策总是从它与西北边疆的准噶尔部的关系的全局来考虑,但是对于实行何种体制,似乎犹豫不决。雍正帝即位后,慎重处理准部、青海蒙古诸部、西藏地方这三方关联密切的问题,及至雍正六年,可以看到:固始汗的后嗣统治西藏的历史结束;西藏地方与四川、云南的界线明确划定;中央派驻拉萨的办事大臣制度已然建立;全藏由中央所信任的世俗贵族颇罗鼐开始统治。雍正一朝完成了康熙帝未竟之功,复给乾隆一朝的更完善的治藏方针奠定了基础。雍正帝的明智果断、知人善用固然在此起了决定作用,而川陕总督年羹尧所树立的功绩实不可没。

西方对西藏的误读及其原因

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方人对西藏和西藏文明有一种独特的“西藏情结”和“香格里拉情结”，这不仅对西方人的西藏观产生了很大影响，也是西方人误读西藏的重要原因。西方人的西藏观不仅为流亡藏人的“藏独”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学理依据，也推动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和西化。鉴此，有必要像美国学者赛义德批判和挑战西方的东方学那样，以批判意识和抗争意识分析和研究西方人的西藏观，澄清其对西藏的误读，从而廓清迷雾，匡正视听。

关于雍正五年西藏阿尔布巴事件的几个问题

雍正初年雍正帝所云“西藏事总未妥协”,反映了他对西藏局势的忧虑。雍正四年清政府颁给康济鼐的印信 ,目的是“以重其事权”,但因康济鼐被杀 ,此印遂失去意义。阿尔布巴等是有意选择圣旨未到、二大臣未来之时 ,杀死了康济鼐。颇罗鼐奏折抵京时间 ,要晚于阿尔布巴等人的奏折约一个半月。《清世宗实录》中所记时间 ,不是奏折抵京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