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直管县市与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的改革研究

中国行政区划呈现出“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盟)、市-县(旗)、市-乡镇”的多层级状态。调整规模、减少层级、增强活力,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体制以及相伴生的政府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长期战略任务和目标。实施省直管县市体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层级体制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它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和实践意义。

长株潭一体化中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包括株洲、湘潭的一个典型的城市群,它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区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在行政区经济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从发挥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效应着手,针对长株潭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用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来进行协调,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措施和设想。

上海大都市区行政区划体制研究

上海正在朝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大都市战略目标迈进。但上海是中国面积最小的直辖市 ,受政区空间与行政区划体制的制约 ,发展面临一系列的矛盾。解决行政区划矛盾的政策性思路一是内部改革 ,充分发挥现有政区空间的潜力 ;二是以上海为中心 ,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联合政府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范围内解决国际大都市的政区空间问题 。

中国都市区行政区划改革若干问题探讨

中国都市区行政区划改革若干问题探讨刘君德，王德忠刘君德，１９３７年４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德忠，１９６６年１０月生，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中心博士生。伴随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日益提高，特...

特大城市郊区农场属地化与行政区划调整研究——以上海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不断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典型单位———国有农场所固有的政企合一、企业办社会的单位管理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农场企业本身的发展,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农场所属地区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农场实行属地化管理已是大势所趋。文章由揭示农场单位制日益显性化、深层次的矛盾入手,归纳总结了我国各地农场属地化的经验模式,并以上海市郊部分农场为例,在上海市郊农场政企分设、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从行政区划调整入手,对新世纪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农场属地化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体制创新

大批建制市的崛起是中国城市化最显著成就之一。中国的城市绝大多数是城乡合治型的广域型行政区。城市建制与行政隶属关系转型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为此 ,中国城市行政区划管理体制需要创新 ,以促进中国城乡社会结构转型 ,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和水平。

特大城市边缘地区城市化与行政区划体制改革研究——对特大城市边缘地区“撤县(市)改区”模式的透视

随着我国特大城市郊区城市化的不断推进 ,在特大城市边缘地区出现了“撤县改区”这种行政区划调整模式。本文分析了这种模式产生的原因及其存在的弊端 。

长株潭地区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长株潭自古一体,但1951年以来成为了3个行政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各自发展,已发展成为长株潭联合大都市区。处于转型期的行政区经济严重影响长株潭联合大都市区、长株潭地区发展。消化或解除这种影响,必须调整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的调整一是保持3个市格局的小调整,二是与3个市市制有关的大调整,大调整优于小调整。大调整有3个市合并,省管县制、3个市市区合并为1个市,省管县制、缩小的3个市之上设立联合政府3种方案,第二方案最优。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协调发展之行政区划战略研究

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是应国务院要求,为了协调渝鄂湘黔四省市毗邻地区发展而成立的国家战略区,也是促进我国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选择。其作为当前国内跨行政区划单元数与层级建制最繁多的经济协作区,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经济对该区协作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文章拟从如何突破行政区经济对该区发展的制约的视角进行研究,以期为促进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协调、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策略建议。

浦东地区行政区划研究

行政区划是国家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大政。建立一个合理、科学的行政区划体制是地区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党中央、国务院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决策,是我国改革开放国策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上海经济振兴的重大转折。然而,浦东地区现有的'一地六府'的行政区划体制,不能有效地组织和促进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难以形成高效、统一的协调机制,极不利于浦东地区的统一规划、布局、建设和管理。

中国近年来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何在?——基于EHA-Logistic模型的实证分析

【问题】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其行政区划调整的逻辑是什么?具体而言,本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1)2010年后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的逻辑是否已经超越了强经济导向?(2)与政治或治理相关的国家重大战略等因素是否正在影响中国政区改革的实践?【方法】本论文基于事件史分析(EHA)方法的离散时间Logistic风险模型,运用2010—2017年间县(县级市)调整的事实,提出并检验了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空间区位以及国家治理的关联。【发现】行政区划调整的经济逻辑依然存在但被政治与空间治理逻辑弱化。不同类型县级政区调整存在一定的逻辑分异:(1)撤市设区呈现出强地级市—弱县级市模式,撤县设区则是强地级市—强县模式,不同类型政区初始条件差异会影响设区逻辑;(2)撤县(市)设区发生在重点城市群的概率较大,而撤县设市更可能发生在边境地区。【结论】县级政区改革对国土空间治理有重大影响,中央正通过对涉及国家战略、边境海防、城镇化、城市群的重点区域进行地域重构与权力重组,以全方位提升国家空间治理能力。然而,未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会逐渐显现,解决空间治理问题不一定需要频繁运用政区调整手段。

准行政区划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行政区划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区划指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广义的则指一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区域,包括一些未被列入正式行政区划体系而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准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为中国统一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因地制宜和灵活多变的政策工具,很多还逐步发展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然而,目前对准行政区划的研究较少、重视不够。为此,结合古今典型的准行政区划案例,对准行政区划概念和类型进行了科学界定和系统归纳,划分次行政区划、虚行政区划和半行政区划3种类型;基于政治地理学中的尺度和领域等理论,构建了理解准行政区划形成演变的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准行政区划研究的若干议题。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行政区划重构逻辑

近年来,我国行政区划变动比以往更大幅度地展开,表面上看似乎仍然是以撤县设市、撤县设区、城区重组等为主要形式,但实际上却在悄然进行着大规模的重构。根据全国范围的大样本分析与深度调研发现,当前全国行政区划重构正在经历着空间-体制的双重逻辑转变:空间维度从城市自发需求向全国战略布局引领的提升,体制维度从局部性变化向全面结构性优化的转型。十八大以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更完善的体制与空间基础,行政区划优化战略重要性不断提升,由此生成行政区划重构的新逻辑,开启行政区划发展的新方向,这势必对我国的未来发展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更需要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高度,推动行政区划优化设置向纵深发展。

论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原有的行政区划、行政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行政管理体制已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当前经济转轨、新旧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交替的新形势下,研讨和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仅要打破传统思路,用新观念、新思维去探讨这一重大课题。

关于区域旅游障碍的辨析——兼论行政区划对区域旅游发展的影响

区域间旅游障碍由制度性障碍与非制度性障碍两大类型组成。所谓区域旅游障碍,主要表现为各区域之间对公共品牌旅游资源经营权的垄断、市场隐性分割、基础设施滞后、环境安全隐患、信息不对称,以及服务疲软所诱致的利益博弈问题。区域旅游障碍虽然与行政区划格局有一定相关关系,但没有必然联系。行政区划是国家权益地方性配置的制度性安排,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既有中央政府的统一意志,又有地方政府积极性的行政区划格局,是中国区域旅游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条件。区域间旅游经济发展的本源性动力是竞争。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之间都可以寻求其旅游资源与产品的互补性和合作发展的契机。区域旅游合作是区域旅游发展竞争的高级形态和境界。打造无障碍旅游区,构建区域旅游发展过程中相关利益群体和谐共存、相关区域之间统筹和谐的发展局面,是现代地方政府有效作为的重要领域和空间。

重视区域旅游合作开发中的行政区划因素

本文从关注区域旅游合作现象入手,探索这一现象的经济和制度根源。通过解剖行政区与旅游区的互动作用关系,提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中存在的行政旅游区、旅游边界、旅游产品政区分割、区域旅游利益分割和政区之间管理制度错位等五大问题。针对实践中利用行政区划和旅游规划手段解决上述矛盾的两大途径,进一步分析了行政区划与旅游规划的关系。在区域合作开发过程中要充分重视行政区划因素,并探索性提出行政区划调整、自然区域型旅游规划、跨政区旅游产品创新、打造无障碍旅游大市场等四项措施解决行政旅游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