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现代化

推动经济互嵌式发展,是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着眼点和切入点。从经济上看,互嵌发展是不同民族之间通过市场和非市场的经济交易形成的渗透关系,通过经济互嵌式发展,不仅扩大了各民族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选择空间和技能、偏好的匹配空间,而且还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本文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利用人口普查资料,从城镇化、受教育程度、就业结构、空间分布等方面综合评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发现各民族经济互嵌程度已有显著提升,但族际差异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了进一步推动各民族经济互嵌发展、促进各民族同步实现现代化的政策建议。

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努力缩小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分析了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聚焦于缩小差距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文章认为,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文章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核心是增强“五个认同”;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和共赢的;西部大开发二十年来,民族地区经济总体上实现了高速、持续和包容的增长,虽然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但相对差距在缩小,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覆盖面大,供给质量在有效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显著提升,这些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文章认为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

“五个发展”理念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研究

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在发展中,必须要有正确的发展理念。在"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的发展,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的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个发展"理念。给出了"五个发展"理念的分析评价框架,然后按此框架对民族地区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估,基于对现状的评估,提出了民族地区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的路径。

中国宏观经济在险增长研究(1992-2022)

中国宏观经济在稳增长和降风险之间寻求着平衡,基于IMF提出的国家在险增长GaR(Growth at Risk)分析框架,文章使用1992-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定量刻画了在险增长程度和尾部风险的时间演变。主要结论是:第一,增长分布具有尾部不对称和期限跨期替代,左尾更具有时间波动性,右尾则相对保持稳定,在不利冲击后,增长分布在短期呈现左偏,加大下行风险压力,冲击影响在长期逐步减弱。对增长作用的跨期替代效应上,外部条件正向作用明显减弱,金融条件正向作用逐步凸显,金融脆弱性负向作用和经济条件正向作用有增强趋势。第二,从低增长到高增长阶段,经济条件对经济增长均为正向作用,金融脆弱性则是负向抑制,外部条件主要为正向作用,而金融条件低增长阶段是负向作用,高增长阶段是正向作用。第三,在静态预演下宏观政策调控有助于经济稳定。目前工作重点在于金融领域,降低金融脆弱性,加强宏观金融监管,收紧金融条件,降低外部波动不确定性。

中国少数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展评估——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选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几个代理指标,分析我国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建设的进展状况发现:第一,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与总人口比较,除平均预期寿命外,其余指标的实现程度离全面小康还比较远,特别是第三产业就业和城镇化,差距尤其大。第二,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建设族际间显著不平衡。第三,从各地区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看,经济发达地区少数民族主要以散居为主,全面小康实现程度高,而集聚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全面小康实现程度低。因此,未来5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重点也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方面,政府支持的重点在于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着力于加强非农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着力于加快传统农牧业的改造,可持续提高农牧民收入水平;着力于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着力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乡域、县域经济一体化,夯实底部经济;着力于加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大中专教育,进一步少数民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着力于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交通基础设施与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来自高铁开通的证据

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是我国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以高铁开通作为民族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准自然实验,结合2004~2018年民族八省区地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数据,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我国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具有选择性,高铁发展阶段、城市规模、以及与规划骨干网的距离均有可能影响所在城市的高铁开通;整体来看,高铁开通对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且高铁的影响既表现出显著的“节点效应”,又展现了较强的“场所效应”;从影响的异质性看,高铁规模和新建站点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分别随城市财政实力的增强和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大,体现出影响的“马太效应”;从影响的动态性看,在高铁开通的第三年,其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开始变得显著,至第五年累积影响则达到最大,其后快速衰减,显示出高铁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时滞性和阶段性;从影响的机制看,高铁开通可通过交通改善机制和投资激发机制促进民族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且当前投资激发机制所具有的中介作用更大;基于有效挖掘“高铁红利”考量,研究结果蕴含的政策含义包括: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的高铁建设;完善高铁站点周边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增强高铁配套设施建设资金的保障力度。

深度贫困地区跨越“分形贫困陷阱”的路径与政策支持研究

深度贫困地区总体发展水平偏低,相较于发达地区,这里的居民、企业和政府的经济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不同层面的贫困表现出自相似的特点,即贫困具有分形特征。本文从分形视角分析了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状态,认为这些地区的贫困陷阱均衡在多个分析尺度(微观、中观和/或宏观)上同时存在,政府、市场和社区同时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并通过反馈效应自我强化,这种状态被称之为分形贫困陷阱。任何一个尺度的没有突破阈值的小幅调整都不可能使系统远离其主导的稳定动态均衡。鉴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分形贫困陷阱特征,持续脱贫拟继续实施大推进战略,着力于全面提高这些地区各个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

民族地区技术缺口与创新发展

创新是促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永续动力。民族地区总体创新不足,既是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表现,也说明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要素投入,经济发展尚处于要素驱动的阶段,而完全靠要素驱动的经济发展,受要素边际生产力递减和报酬递减的影响,是难以持续的。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新时代,经济欠发达的民族地区追赶经济发达地区,追赶的引擎不再是“大烟囱式追赶”,而是创新追赶。文章在对民族地区技术缺口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诊断出民族地区实现创新发展指数的制约因素。最后,利用“创新成功三角形”,提出了民族地区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认为要维持民族地区经济持续增长,并追赶经济发达地区,必须加强创新投入,进一步优化创新结构,使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的政策支持研究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56个民族,一个都不能少。文章认为,共同富裕的难点在低收入的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作为欠发达地区的民族地区,在协调发展方面还面临着较大的缺口,这既表现在东西部、内地与边疆经济社会的“不平衡”,包含着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以人为本的发展“不充分”这些基本的矛盾要素。文章分析了民族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指出民族地区处于多个国家战略的叠加,为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文章基于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提出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推动民族地区共同现代化,要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支持政策,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融发展对宏观经济韧性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当今,国内外冲击频繁加剧,对经济韧性的研究便被赋予了深刻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金融发展对一国宏观经济韧性的影响。文章采用产出损失的方法来衡量经济韧性,构建了不同阶段中金融发展与宏观经济韧性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中国31个省份2008-2018年的数据来验证假说和理论模型的合理性。结果发现:在抵抗冲击阶段,金融主要通过促进闲置资金的投资转化来增加经济体的抵抗力韧性;在经济恢复阶段,金融对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有限,过快的金融发展会阻碍经济发展,降低恢复力韧性;在经济重构阶段,金融对经济韧性仍然具有门限效应,但实际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已经背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

积极应对老龄化赋能扩大内需的路径选择——基于老年照料结构与家庭消费关系的视角

通过积极应对老龄化来赋能扩大内需,是统筹应对老龄化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现实问题。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分析老年照料模式选择对消费潜力释放的作用,结果表明:家庭老年照料服务有助于消费潜力释放;家庭照料对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老年照料的深度和难度也会影响老年照料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家庭老年照料通过优化家庭资源配置影响消费决策,并通过稳定收支预期降低了预防性储蓄水平,释放了消费潜力。据此,应发挥中华民族孝亲敬老传统美德的优势,巩固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并通过提供税收抵扣、财政补贴构建家庭养老社区支持体系,精准施策为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激励。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

基于民族八省区50个地级城市的样本数据,采用Fare-Primont指数法测算了民族地区地级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并以此作为度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进一步分析了民族地区城市发展质量的动态变化与区域差异、发展质量与数量增长的关系,以及发展质量提升的潜力。结果显示:2006-2017年,民族地区城市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在波动中有所下降,其中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有明显收敛的趋势,而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则在不断变化;根据发展质量和增长数量的相对关系,民族地区的地级城市可分为质量高数量高、质量低数量高、质量低数量低、质量高数量低四种类型;不同城市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质量改善潜力,且对于大部分城市,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在发展质量潜力释放中具有重要作用。鉴于质量发展的城市异质性和资源配置效率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欲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需采取有针对性的差异化政策,并注意通过倾斜和干预等形式补齐不同城市在要素资源上的短板。

生产网络、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从生产网络的角度出发,利用产品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关系,构建内生生产网络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变迁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得到的主要结论有:(1)产业结构变迁会伴随着生产网络中产品部门的变化,部门的变化通过投入产出关系影响其下游部门的投入组合,从而使其生产成本降低,最终使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加;(2)利用我国2007、2012、2017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生产网络,通过对比各年的网络指标,发现我国高度中心性和中介性的部门类别都发生了明显转变,都是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说明我国部门之间的投入组合变化较大;(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部门投入组合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变化呈正相关,即产业结构变迁能够使全要素生产率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