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分析师的外部监督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5—2010年新会计准则实施(新会计准则于2007年实施)前后6年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7612家样本上市公司的关注数据,检验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被分析师关注越多的公司,相应的其盈余管理行为就越少,而未被分析师关注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显著高于被关注的上市公司;然而分析师外部监督对于被关注上市公司虚增利润有抑制作用,但是对于其隐瞒利润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因此,在制度变革和转型期,更应规范证券分析师行业发展,抑制公司盈余操纵管理行为。

分析师关注能减少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吗?——基于新会计准则下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证券分析师群体一直是金融监管部门高度重视但尚未完全纳入金融发展规划的从业人员。在金融生态中,分析师是否发挥了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的作用,在关于分析师监管方面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利用2007-2013年中国证券分析师对中国沪深两市907家A股上市公司的关注数据,构建了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关注程度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分析师关注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区分大券商和小券商分析师异质性对发挥外部监督作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在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中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与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关注度呈显著的负向相关;②不论是用分析师数量还是研究机构数量来度量分析师关注,其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都起到了明显的抑制作用;③大券商中分析师的关注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更为突出。因此,规范培育证券分析师行业,不仅能够促进信息的传播,还能够影响上市公司所产生信息的质量。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金融扶贫工具的演化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金融扶贫工具不断创新演进,在不同时期为扶贫开发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至今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具体系。基于金融市场的一般划分,从信贷、保险和证券期货三个市场领域对金融扶贫工具演化的历史脉络、时代特征和变迁逻辑进行系统阐述分析,可以发现,40年来中国金融扶贫工具运用呈现出了从单一信贷到多元创新、从政策主导到政府市场双轮驱动、从支持产业带动到针对个体精准扶贫等特征。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进一步形成金融扶贫工具运用的长效机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是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和形成有一定规律可循,其中成熟、完备的资本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我国应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功能的再探讨

美国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CFPB）是美国《多德一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的核心内容之一,目的是在金融领域落实消费者保护政策,减少消费者因金融危机而遭受的损失,同时提振市场信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科创板IPO抑价率的影响研究

从投资者情绪视角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科创板IPO抑价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科创板IPO抑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通过上市前的市场情绪和投资者情绪两条路径传导,其中,上市前的市场情绪也影响上市时投资者情绪。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中的财政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科创板IPO抑价影响不显著,而货币和外汇政策不确定性对科创板IPO抑价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投资者情绪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责任投资的理论构架、国际动向与中国对策

近10年来,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责任投资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展。责任投资融合了伦理投资与绿色投资,它的核心驱动因素有长期价值、风险管理、客户需求、政府支持和受托责任。国际上,责任投资的"负面清单"包括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大领域。在短期内,改善环境或推动绿色经济成为责任投资的首要任务,具体目标体系则以《巴黎协定》为基础。对中国而言,需要积极借鉴国际经验,构建起利益相关者协同框架下的责任投资发展道路,展现"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对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并购知识技术密集、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战略性新兴企业,是传统企业借助外生力量促进自身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传统企业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的特征在于双方所属产业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由此体现出转型升级的特殊并购动因。本文将传统企业在战略性新兴标的业务方面创新能力的改变称为并购的转型升级效果。在产业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炼出影响并购转型升级效果的主要因素,分析了传统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融资水平、并购的渐进市场化制度环境对并购转型升级效果的影响机理,并利用A股传统行业上市公司并购战略性新兴企业的事件,构建有序响应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传统企业的要素禀赋结构与战略性新兴企业的适配性、传统企业的外源融资水平对其通过并购促进自身转型升级具有正向作用。在跨区域并购中,双方经营所在地的制度距离对并购的转型升级效果有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如何发挥并购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普惠金融: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近年来,多次与普惠金融相关的金融危机使人们愈加意识到,发展普惠金融亟需成熟的理论框架作为参照或指引。本文归纳了普惠金融经济行为的"5+1"界定法;尝试性地提出和界定了"普惠金融论",认为其主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对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和本质的解读,对普惠金融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分析,对金融发展是否公平的价值评判;更进一步,本文通过联合生产可能性边界模型比较分析了普惠金融的内生式和外生式演化路径;总结了发展普惠金融的基本经济效应,及其与包容性经济增长之间的理论逻辑;构建了一种可以测度金融发展是否平等的普惠金融公平系数。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国内外普惠金融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经济实践的启示。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红利”与“鸿沟”

本文系统归纳了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四种模式,剖析了现存问题及深层次原因。研究认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支撑农村数字经济增长,但会对数字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和客体认知禀赋等提出更高要求。当这些要求未被满足时,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生态鸿沟"、"教育鸿沟"等现象就会凸显,引致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域分化、服务深度不足、数字金融排斥、潜在金融风险升高等新问题。未来应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健全差异化激励机制和科技监管体系、填补城乡之间的"三重鸿沟",实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

完善上市公司法定内部人持股披露制度研究——以“宝万之争”为视角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法定内部人对公司负有信义义务,其持股披露义务是证券法上持续信息披露义务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协助侦测短线交易、防范内幕交易、提升公司治理的功能。法定内部人持股披露制度的核心包括标的证券范围、应披露的权益的认定和计算两方面。从'宝万之争'等典型案例反映出的问题及域外成熟市场的经验看,为确保法律规范内在体系的自洽和立法目的的实现,上市公司法定内部人持股披露制度的完善,可在标的证券范围上借鉴'权益证券'理念,以'股份和与股份相关的权益'取代'股份';在认定和计算法定内部人拥有的权益时,应扩张解释为'实质所有',并以'控制'或'经济利益'任一标准计算其权益。

论我国证券期货纠纷示范判决机制的制度化展开

不同于域外示范诉讼制度,我国证券期货纠纷示范判决机制是一种将诉讼审判镶嵌在调解制度中的纠纷解决系统,具有混合型ADR的性质。基于这一前提,我国在对示范判决机制进行制度化展开过程中,应分别在程序启动和调解协议拟定两个阶段,构建起当事人合意达成机制,以确保制度运行的正当性基础。同时,应根据先期集中调解、示范诉讼以及再次集中调解阶段不同的功能定位,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程序设计。最后,其纠纷解决方案的最终实现,应以当事人自愿履行为主,以获取强制执行力为辅。对于第一种实现路径,可以通过建立股票市场的信誉机制和凭借调解协议的程序法功能予以保障。

普惠金融:一个基本理论框架

当前,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在大力推进普惠金融。但是,与如此大规模的人类经济活动不相匹配的是,普惠金融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本文以金融发展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试图将普惠金融的经济理论提升为三大体系:一是对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的解读;二是对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关系的解读;三是对金融发展“优劣”的价值判断。普惠金融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概念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基本概念。

普惠金融的经济理论

在联合国倡导下,普惠金融迅速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施政重点。普惠金融理论的构建和完善,也成为当今学界和政界关注的前沿领域。普惠金融的概念界定有两个层面：一是基本概念,从实践层面以金融服务或产品为视角的界定。比如,国务院《推行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的界定：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

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重点领域和主要途径

资本市场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普惠金融的全方位、立体式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强力支撑。早在普惠金融的前身——微型金融阶段,金融服务就已经从单一的贷款,向存储、汇兑、保险、担保、消费金融、股权融资等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在部分小微企业（特别是创意型、技术型小微企业）的股权融资上,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两类货币型理财产品健康发展的思考

需要站在金融改革与安全的角度,科学引导两类产品依法合规、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一是立足产品功能本源,适度控制规模增速,创新产品模式,统一制度规则和监管安排;二是强化流动性风险监管,阻断风险传递链条,规范销售行为并完善信息披露;三是发挥公募基金制度优势,引导形成资本市场长期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