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杆管理在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中的应用──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为例

标杆管理是加强大学生党员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创新管理模式。实施学生党员标杆管理需把握好四个原则和把控好六个关键环节,从而发挥好标杆管理的作用,取得实效。

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与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

英国汉学家汤姆斯于1818-1824年间翻译的三部中国通俗小说,受到了19世纪早期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和汉学的双重影响,采用了“正文+注释”的翻译方法,在传达中国文学韵味的同时,介绍了大量的中国文化知识,同时又分别借鉴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中的爱情罗曼斯、历史罗曼斯文类和诗体小说的模式对原文本进行了部分调适、改写和重构,使之便于西方读者所接受。汤姆斯的中国小说翻译,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为中外文学交流互鉴提供参考。

《现代汉语词典》名词释义中语言与百科信息的选择与呈现

语文词典与百科词典被认为是两种基本的词典类型。而在词典编纂实践中,语文词典的释义中经常会出现数量不等的百科信息。文章以普通名词中的具体名词类为研究对象,分析它们在《现代汉语词典》相关版本释义中语言信息与百科信息的选择与呈现。文章秉承认知语言学关于词义的观点,认为词义具有百科知识的特点。因此,语文词典释义的语文性与百科性并不是一个“是与否”的性质问题,而是“多或少”的程度问题。词典编纂者需要做的工作是根据释义需要、词典类型以及词典用户的需求,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底层义场为基本模块,确定载义和辨义的必需信息和冗余信息。

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背景下高职英语教学中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的培育研究

从高职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的重要性出发,结合教学实践调查高职英语教学中学生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培育存在的问题,从高职英语的课堂教学、课外活动以及英语教师文化素养提升三个方面探索高职学生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培育的策略与实现路径,旨在培养学生中华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使其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过程中发挥其有效作用。

文本赋义:早期中国经典的阐释方式

文本赋义是早期中国经典形成的基本路径。借助制度赋义、道德赋义和学术赋义,文本获得了经验阐释、价值阐释和学术阐释,成为知识体系、判断体系和学理体系。通过赋义,口传文本稳定为知识文本,知识文本确立为公共文本,公共文本强化为经典文本。凝聚历史经验、价值认同、学理建构的早期文本,经过持续阐释成为传承知识的经验来源、衡量德行的价值依据、阐释学理的学术体系,凝聚为早期中国文化经典。

《中国诗词大会》中的传统文化传承

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诗词大会》是文化传承与价值传递充分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有力对接的时代产物,具有文化传承主体专业化、文化传播内容丰富、文化传播渠道多元化等突出优势,能够给人们带来文化盛宴,促进文化的交流、传播与创新发展,增强全民文化自信,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现代化表达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剧本杀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创新路径的学理阐释

传播路径直接决定传播的影响和效果,因而探索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创新路径成为当前学界关注的焦点。剧本杀在竞争激烈的文娱市场脱颖而出,有望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创新路径。剧本杀主要吸引“Z世代”的大城市青年,以剧本杀为依托的国际传播能够发挥青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剧本杀汇聚中西文化元素,能够提供推理揭谜乐趣和沉浸式角色扮演体验,具备国际文化传播创新路径的潜质。以剧本杀为依托的民间文化传播具有较高的自由度和灵活性,不容易被误会为“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也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

剧本杀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创新路径的实践策略

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及其全球影响日益成为学界关注焦点的背景下,寻找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创新路径以及切实提升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已成为研究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作为兼具文学与游戏双重属性的文化业态,剧本杀有望成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创新路径。其一,剧本杀汇聚文学、表演、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样式,能够自然地融入京剧、武术、书法等传统文化元素,充分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其二,剧本杀精准定位于“Z世代”“大城市”“青年人群”,能够充分发挥青年在文化交流过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吸引众多国际玩家参与体验。其三,剧本杀的“本土化”传播策略尤为关键,若能借鉴相关产业的国际推广经验,结合目标市场的文化特色,调整游戏的内容和形式,剧本杀有望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显著的传播成效。

早期中国公共秩序之建构

早期中国在自然、生产、行政、生活和社会领域内持续建构公共秩序,并确立了秩序运行的道德原则,将之强化为道德认同,作为衡量社会行为的标准,形成了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礼乐制度,将道德认同作为内在要求,形成了既能别异又能合同的秩序形态,使之担负价值判断的职能,不断促成公共秩序的运行。两汉将孟子所总结的四端拓展为仁、义、礼、智、信五伦,依托天地自然秩序建构起人伦秩序的运行模式,阐释了公共伦理的基本逻辑,建构了公共秩序的评骘体系。

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依据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民族差别在于文化而不在于种族。早期中国正是以文化的差异来区分华夷,并随着文化的趋同逐渐强调华夷共存。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诸胡皆出于华夏,因文化风俗不同而分途发展,由此明确了华夷为血缘共同体。十六国与北魏皆强调自身的华夏血缘,形成了华夷一体的观念,并通过隋唐的制度性建构深化了民族共同体认知。

文化润疆视域下高校美育课程的课程思政教学路径探析——以新疆财经大学为例

高校美育课程作为高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是检验高校育人成效与水平的重要指标。在新时代背景下,新疆高校美育教育不仅要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而且要强化美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系,彰显美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魅力,把美育的育人重点需放在重塑学生人格、提升学生文化认同上。高校要在美育中融入课程思政元素,实现对学生“德”与“智”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该文从文化润疆视域下美育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模式出发,结合文化润疆理论在高校美育中的实践经验,探讨新疆高校美育与课程思政融合教学的创新模式和实施策略。

基于数字化时代的中哈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思考

随着互联网、移动技术和其他数字工具的迅速普及,新媒体与信息技术的日益融合使得人们的交流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化。特别是数字全球化时代下的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为跨文化交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此背景下,中哈两国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展,更加频繁地利用数字渠道进行沟通。虽然,数字化时代增强了交际的便捷性,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本文通过探索数字化时代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数字化环境下中哈之间的跨文化交际的新特点和新挑战,针对这些新的挑战提出了应对策略,旨在更好地促进中哈两国直接的跨文化交际,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双方的了解和合作。

中国造型艺术的美学意境探微——以中国舞蹈与绘画为例

意境不仅仅是中国诗学的核心,更是中国古代诗学艺术经验的深刻概括,它体现了虚实相生、情景交融的美学特质。同时,意境也是主观与客观融合后创造出的独特艺术形象,不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也在绘画、舞蹈、建筑、书法等多种艺术形态中得以体现。为了进一步揭示意境的美学含义,现从意境理论切入,以中国舞蹈和绘画为例,通过对中国舞蹈的灵动飘逸和绘画的笔墨神韵的细致描绘,深入剖析了这两种造型艺术在意境创造上的独特之处。探讨中国造型艺术的意境之美,从而进一步揭示“意境”范畴突破有限之象、追求无限之美的美学含义,不仅丰富了中国文艺美学的内涵,也为人们欣赏和理解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全球化与中国想象——当代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及中美力量的变换调整,中国正成为被世界电影聚焦的潜力市场。好莱坞大片要走进来,华语电影也想走出去,新世界格局下的电影工业正在发生微妙转型。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解读2008年几部大片的中国情结,透视处于转型期的当代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三种代表性策略,探讨它们对未来中国电影发展的影响。

中国英语学习者花园幽径句错位效应强度研究:计算语言学视角

该文借助126名英语专业大二学生对100个花园幽径句和对照句的限时理解实验,讨论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解读花园幽径句过程中产生的错位效应,测算了效应强度,并与stanford parser的自动翻译进行了人机对比研究。花园幽径现象是一种有意识的受控行为。其编码和解码具有行进错位和认知过载现象,并能反映人类复杂的心理认知活动。实验证明:在划分的引导词类错位、宾语辖域错位、嵌套错位和兼类错位四类中,错位效应呈现非对称性,其中兼类错位频数最高,错位效应强度也最大。在人机对照中,机器的程序解码错位和学习者认知解码错位不具有完全联动性和绝对共时性。

新媒体在语言文化传承中的应用

由于人口流动、环境改变等原因,汉语方言功能不断弱化,其所承载的文化也危在旦夕。各地方言文化是我国语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使用新媒体,通过网络努力构建方言社群,搭建交流平台,强化方言文化的实用功能和情感交流功能,更新其传播形式,促进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和传播。在此过程中,可将网络视频作为主要手段,以众包作为主要策略,以青少年作为关键群体。

基于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的中国文化课程建设

中国文化课程具有知识点繁多、信息量大、历史跨度长等特性,使用传统教育技术手段进行课程建设,难以满足学生的需求,运用BB平台建设该课程,可以实现远程学习、交流互动。运用BB平台进行中国文化课程建设,应该注重教学、交流、评价三个方面。

“语言与新媒体”多人谈

人类进入超语时代李宇明(北京语言大学)超语(translanguaging)概念萌生于20世纪90年代。威廉姆斯(Cen Williams)1994年的博士论文,认为在威尔士语振兴教育中,英语和威尔士语相互切换使用不仅没有副作用,还可以大幅提升学生的双语学习能力,对教师与学生来说都大有益处。威廉姆斯的导师贝克(Baker)在2001年将这种现象及观点引介到语言学界,并创造了translanguaging这个术语。20多年来,人们对超语进行了诸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

建构活的文化与活的魂灵——“中国文化”课教学实践中的人文素质教育思考

面对当今文化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成败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培养具有独立民族意识和文化自觉的大学人才。以"中国文化"课程教学为实例,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入手,围绕如何建构大学生的文化主体性这一核心问题,分别从"知识与经验的融通、美育与智育的融通、科学与人文的融通"三个方面论述了在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应遵循的前提、原则和方法。

中国文学语言三段论

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划分为"文言"和"白话"两个阶段。从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来看,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应该划分为"殷商古语""文言"和"白话"三个阶段。"三分法"与"两分法"的区别,是将"殷商古语"从"文言"中分离出来。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的主要理由是:"文言"时代的人们读不懂"殷商古语";"殷商古语"与"文言"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存在差异,尤其是它们各有一套语汇系统;阶段性是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一大特点,区分"殷商古语"与"文言",可以清楚地展现中国文学语言质的飞跃。"三分法"较"两分法"更接近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