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使用绩效评价

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新发展理念对财政治理国家提出了历史新阶段的新要求,专项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匹配财政治理国家的责任和担当,更好地服务于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国家战略格局。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绩效使用评价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的辐射效应和倍数效果,提高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增强国家财政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财政专项扶贫发展资金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以及精准考核等四个层面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完善。为此,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加强财政扶贫发展资金使用绩效,提升精准识别能力、加强资金使用绩效审计、发挥各方监督作用和完善考核评价体系等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财政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笔者通过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所有制和税制变化所形成的财局与政局之间的互动演化,是我国财政改革的最重要内因;财政困境的突破和矫正分利失衡是政府推进财政经济改革的直接动力;财政改革经历了从控税源到改税制的发展演进。本文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用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历史演进的逻辑对中国财政改革进行分析,然后以此为基础,从政治逻辑、经济逻辑、财政逻辑和发展逻辑四个方面对我国财政改革进行了理论分析。笔者认为保障中央政府的财政经济权威是改革不可动摇的政治逻辑,适应基本经济制度的变化是财政改革的经济逻辑,经济决定财政是财政改革的自身依存逻辑,财政经济矛盾的展开和克服的无限循环过程是财政的发展逻辑。财政改革尚面临三个深层问题,即政府层级之间的收支均衡问题,国有企业发展的"收益个人化、成本社会化"带来的巨大系统性财政风险管控问题,财税对社会两极分化的有效缓减问题。

我国财政安全的内涵、挑战和实现路径: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

财政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文试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厘清财政安全的内涵和要求,甄别我国财政安全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并给出实现财政安全的政策路径。本文提出,财政安全是指一国的财政收支短期平稳运行,中长期实现跨年度、跨周期平衡,并储备一定的财政空间和财政资源,应对各种自然、政治、经济、社会重大冲击,以维持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当前,我国财政安全主要面临来自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自然灾害和复杂国际形势等方面的挑战。实现财政安全,未来政策取向可以考虑从强化中期财政规划管理、构建政府债务管理长效机制、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建立与数字经济适配的数字税收体系和建立高效的财政应急管理机制等方面着手,以财政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良性互动。

财政分权、政府创新偏好与环境治理

财政分权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不仅影响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好,而且会对区域生态环境质量产生深刻影响。文章基于31个省份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财政分权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并深入探讨政府创新偏好在二者关系中的相关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是在经济与环境的双重考核下,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二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具有创新偏好,政府创新偏好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治理之间起中介作用和正向调节效应。三是财政分权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存在时间和区域异质性。一方面,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逐步由过去的促进效应转为阻碍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显著。为进一步发挥财政分权的环境治理效应,研究认为中央政府应进一步优化对地方政府的多元政绩考核体系,持续优化当前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完善地方政府有关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评价体系。

平台经济发展“双失序”与共同富裕取向的财政治理选择

随着经济进入数字化新常态,平台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在利益驱动下表现出一系列失序行为,带来了消费者权益受损、市场不公平竞争、收入分配差距及区域财力差距加大等结构性问题。不仅如此,平台经济在自身失序发展的同时还导致了诸多财政分配失序乱象,主要表现在欠发达地区强征管扭曲、发达地区税收漏征、财政过度返还、税收归属不当等方面,造成了平台经济发展的"双失序",对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对此,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加快构建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税收体系,参考中国证券交易印花税财政归属做法,将规模以上平台企业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主要税种税收收入收归中央,并分层分类、精准施策。在税收调节的有效性不足时,可以参考中央企业的财政归属与利润收取模式,依据"适度从低、分类施策"原则对平台企业适当收取税后利润。在全面调控税费收入侧调节的基础上,优化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财税激励等支出侧调控,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城市财政压力现状与风险识别——基于新口径的测算

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财政风险已成为当下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当前对财政压力的测算尚缺乏足够的现实支撑。本文基于对地方政府债务、PPP财政支出责任、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数据整理,提出了新的测算口径,对2014至2019年我国337座地级以上城市的财政压力进行了度量,并使用KMV模型对违约风险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券兑付与PPP的财政支出责任是当下我国城市财政压力的主要来源,忽视PPP所带来的隐性负担将显著低估城市财政压力水平。此外,基于空间相关性分析,本文通过Getis-Ord Gi^*统计量进一步对财政压力的热点与冷点城市进行了识别,发现城市财政压力呈现空间集聚性特征,并已形成持续性风险高发区域。上述研究为完善我国城市财政压力测度方式、精准识别风险高发区域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西方政策科学思想演变及对中国政策实践的启示——基于财政政策的视角

西方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可以概括为奠基、形成、反思和拓展四个阶段,各个阶段的演变不仅涉及理论研究上的继承与创新,其背后也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变革。我国的政策科学研究起步较晚,在政策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政策科学思潮与理论体系的影响。本文在同一时间线上分析西方政策科学思想演进的历程与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阶段性变革,指出西方政策科学领域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的演变以及监管型国家思潮的兴起分别对我国计划经济时期、转轨时期以及市场经济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存在一定的关联与影响。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

本文从资本逻辑和参与约束的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减免的动机和制约因素。资本逻辑要求债务减免主要以服务发达国家的私人资本输出为目的,对增强债务国的偿债能力效果有限,而且还会加剧国际不平等,因此往往难以满足参与约束。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减债方案即便在本质上仍体现了资本逻辑,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规则化减免方式的掩护下其也能满足参与约束并得以顺利实施,因而也被发达国家奉为国际范例。本文认为既要借鉴重债穷国倡议和多边债务减免倡议方案规则化的经验,也应警惕隐藏在技术细节中的资本逻辑,推动债务减免向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

财政视角下国家创新体系的有效转型

我国正处于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型的关键时期。财政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运行提供了必要的资源供给和政策支持,是国家创新体系转型与演化的重要物质基础。基于演化范式构建创新市场选择的演化分析框架,刻画国家创新体系内发生创新“突变”时所面临的不同市场选择,以及政府借助不同的财政科技投入方式影响科技创新的“遗传与扩散”过程。国家创新体系转型需遵循创新市场演化的基本规律,顺应科技创新演化规律的财政科技支持手段方能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成功转型。创新体系有效转型需从物质基础、市场选择、关键动力、融资机制四方面着力,为面向重大应用的基础研究提供稳定、持续增长的投入保障,以财政手段引导多元主体融合参与知识、技术和制度的共生演化过程,遵循不同科技创新活动的市场选择规律,最终提升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内循环动力。

充分发挥国债服务实体经济职能:破解总需求不足 补齐财政支出短板

国债发行是政府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优化资源配置结构的关键举措。在宏观经济面临需求不足的挑战时,国债通过促进公共支出和投资,直接激发新的经济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特别是在财政支出出现短板时,国债成为填补资金缺口的有效手段,确保政府能够持续推进重大项目。明确国债的作用路径和方向,优化其结构配置,不仅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策略,也是推动实体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

双边税收协定与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基于协定条款异质性的因果证据

双边税收协定理论上能够减少跨国投资的不确定性,降低跨国公司的税收负担。然而协定对于绿地投资有无促进作用,协定中哪些条款能够发挥实质性作用,目前缺乏系统的因果证据。本文基于2003—2021年122个国家(地区)面板数据,检验了双边税收协定对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影响,并讨论不同条款的效应差异。研究发现,双边税收协定显著提高了中国对缔约国家或地区的绿地投资,协定对高制度质量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促进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协定中的税率优惠条款和税收饶让条款是促进绿地投资的关键因素,包含两个条款的协定比单一条款发挥的促进作用更强。

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探讨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财政科技投入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手段。我国财政科技投入体系不断完善,但依然存在基础研究投入有待提升、财政科技投入碎片化和中央财政科技投入比重偏低的问题。为了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进而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未来可以从尊重科技创新的随机性、以财政政策引导市场选择、遵循演化规律和把握科技创新过程中的重要关系四个方面入手,推动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财政科技投入体系。

增强以国债为纽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效应

增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国债既是政府实施财政融资、增强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能力的重要保障,又在二级市场交易中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操作工具,其“财政—货币”双重属性特征贯穿发行、流通、使用和偿还等各个环节。为促进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同中发挥更大作用,建议多措并举健全和完善国债市场制度建设,推动国债市场高质量发展。

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影响因素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产增长、人力资本、企业利润、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资本劳动比、企业存货起明显的负向作用,外国直接投资等变量几乎不起作用。研发投入、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的实证结论与人们的正常预期不同,研发投入对生产率要么不起作用、要么起负向作用,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对生产率起着扭曲与阻碍作用,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导致了上述结论。

中期预算:中国模式与国际借鉴

为了确保财政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确立以实现"周期性预算平衡"为目标的新型财政管理理念,推行中期预算。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已经开展了中期预算实践,为我国中期预算的推广实施提供了借鉴。而肆虐海外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使中国中期预算的改革具有了十分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出发点,即:一方面,我国现在拥有高速发展的财政经济形势,具有实行中期预算的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我国的中长期发展问题也使中期预算在中国的改革具有了强烈的需求。中期预算在中国的实行要保留"中国特色",同时还要"有所侧重",形成"中国模式"。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评估：基于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的分析

从三次产业发展的程度来看,京津冀分处于不同阶段,各地同一产业内部的各个行业之间也存在"断层"现象。本文运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别从产业增加值、法人企业数目、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等三个维度计算了2010和2015年京津冀三地分行业的区位熵值,多角度跨时期地反映了京津冀三地产业内部的具体结构及其变动情况。考虑到城市和行业内部的结构差异,本文对灰色关联度指标进行修正,以企业法人数目计算出的区位熵为基础,计算2015年京津冀13个城市和11个行业各自的灰色关联度,对京津冀地区各城市和各行业的产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最后,本文从制度设计、产业布局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美国财政赤字状况及其可持续性分析:基于蓬齐博弈与非蓬齐博弈的分析

2012年,作为全球经济霸主的美国面临着陷入"财政悬崖"的危机。危机虽已暂时解决,却再次为赤字状况频频告急的美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揭示了当前美国财政所面临的严重收支矛盾。有鉴于此,本文以探讨美国的财政赤字状况及财政可持续性为目的,详细总结了美国财政收支规模和结构的历史走势及现状,并分析其政策、体制等方面的成因,然后在现有的关于财政可持续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满足非蓬齐博弈条件的跨时预算约束理论模型,并根据历史数据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进行协整检验,最后以美国为鉴,反思我国财政运行面临的相关风险。

中国分税制改革20周年:回顾与展望

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奠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石的决定性改革。本文在回顾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历程的基础上,对现行分税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对分税制改革后所出现的"土地财政"现象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做出澄清,并指出我国分税制改革需着重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分税制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财政体制改革与主体功能区建设、财政体制改革与城镇化建设、"营改增"与财政体制改革等关系。最后提出了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界定两者边界;明晰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和事责;调整政府间收入划分,构建地方税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硬化预算约束,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措施建议,以完善和深化分税制改革。

新市场财政学:旨在增强财政学解释力的新范式

"公共财政学"作为当代主流财政理论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解释力和预测力严重弱化。"新市场财政学"就是针对当代主流财政理论的这个问题所构建的一个新范式。在论文中,笔者主要是运用规范研究方法,以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当代主流财政理论存在的致命缺陷,阐述了新市场财政学通过重新定义市场模型,重新解释政府(以及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企业(以及以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而为重构具有强大解释力和精准预测力的财政学范式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论文以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理论建设与发展的历程为线索介绍了新市场财政学范式形成的简要过程,同时从核心概念体系、理论渊源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等三个维度描述了新市场财政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初步阐释了探索构建新市场财政学范式的目的是要增强财政科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这一财政基础理论研究的宗旨。

风险扩张、财政压力与医疗保障筹资改革:政策变迁及影响因素

为无医疗保障者提供医疗费用风险保护与应对人口转型导致的医疗费用支出压力,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医疗保障筹资改革的两大基本问题,但经济全球竞争的加剧、竞争优势的塑造与经济增长风险管理的需要一直约束着我国医保筹资规模的扩张。这种筹资规模约束使得医疗保障筹资改革依然维持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取向。医疗保障筹资改革在维持筹资规模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医保项目的多元化来有限度地回应居民诉求,并因以收定支的总额预算管理影响了医保付费方式、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与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改革。地方间的福利逐底竞争与部门间的避免问责行为是医保筹资改革难以实现福利扩张的关键原因;深入推动卫生治理转型方能有效加快健康中国建设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