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企业成本与负担问题”大型深度调研启动

根据财政部党组关于财政科研工作要更好“为党的中心T作服务、为现实服务”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决策部署和财政部关于2016年中心工作的安排，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于2016年4-5月就“企业成本与负担问题”展开大型深度调研。调研活动将在两个层面开展：

提高政府投资有效性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债券》:今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全面做好‘六稳’工作”“发挥好有效投资关键作用”。在“六稳”中,“稳投资”无疑成为当下以稳应变的重要举措。请您谈谈什么是有效投资?刘尚希:投资包括政府投资和市场投资。市场投资包括民间投资、外商投资、公有制企业投资等。政府投资是除市场投资以外的投资。

税收负担只占企业综合成本的6%——来自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调研数据的分析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我国企业综合成本负担确实较重,但税收负担只占企业综合成本负担较小的比重。减税费是必要的,但是替代不了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降税空间不大,片面关注降税并不能解决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的问题,应该综合施策降低企业综合负担。全面深化改革并加快各项改革落地,是降负的关键所在。改革进程滞缓,导致制度性成本快速上升。

破解中小企业资金困局 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专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财务与会计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治纲

各级地方政府应提高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视和关注度,主动对接并服务中小企业,督促各项政策落实落地落细,全力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难,为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营造良好环境。《审计观察》:2021年12月,国务院召开两次常务会议,部署多项举措清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加强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由此可见,资金压力是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经营困境之一。请您谈谈当前中小企业面临哪些资金压力?造成这些压力的原因有哪些?

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财政政策研究

养老保险是满足老年群体需求、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制度安排,财政政策是促进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分析财政政策促进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具体实践,认为主要存在基本养老保险财政依赖程度偏高、财政支出结构有待优化,补充养老保险税优模式有待完善、政策公平普惠程度不足等问题。养老保险体系财政政策要与养老保险体系发展方向相适应,根据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制度属性提供差异化的支持,强化对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的引导功能。建议优化基本养老保险财政支出机制,深化基本养老保险自身改革;完善补充养老保险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政策的公平性与普惠性。

财政历史路径演化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8月18日至20日,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年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财经大学举行。此次会议由中国财政学会财政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科研处承办。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杂志社和出版社等42家单位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深入理解共同富裕与三次分配——专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

深刻理解共同富裕的内涵,既要了解这一理念提出的历史背景,也需探讨以实际为基础的实现路径。而充分认识共同富裕各个阶段、各类要素,以及进一步厘清进入实操阶段的第三次分配的内涵外延,均是题中应有之义。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生态效率——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是影响生态效率的关键,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因素。文章利用2003—2021年我国30个省份数据,构建静态面板、动态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和生态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且该结论通过替换解释变量、替换模型、改变样本容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财政分权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地区与时期异质性。财政分权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2013年政绩考核体系调整之前,财政分权显著抑制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随着中央调整地方绩效考核机制,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地区生态效率提升;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在财政分权和区域生态效率中发挥中介作用,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治理型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都具有正向影响,但治理投入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优于命令强制型环境规制。基于上述实证研究,文章提出构建财权事权匹配的分权制度,加强中央的政绩考核机制,强化环境规制,注重不同类型政策的配合使用。

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亟待多维视角的完美融合——“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典文献、开放模式”四要素不可或缺

目前对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研讨较多,但承担实质性的工作去建设财政基础理论的比较少。本文从国内外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出发,提出中国的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应该从"科学方法、现实问题、经典文献、开放模式"完美融合的多维视角开展工作。具体在基础理论的创新方面,根据现代经济学方法论和文献成果,笔者再次重申以"财税计量学、行为财政学、实验财政学、空间财政学、动态财政经济学、结构模型与公共政策、现代公共财务管理"等方面发展财税学科。这一观点早在2014年笔者就已经提出,但仍未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结合近年来的学科发展和实际变化,本文再次从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的关键基础出发重点论述,并指出了未来基础理论创新的前行之路。

“生成-运行-价值”视角下新型研发组织的演化逻辑: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单案例分析

新型研发组织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的重要主体,在有效链接科学与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演化逻辑值得深入探讨。基于“动态情境-资源重整-创新供给”理论构建新型研发组织“生成-运行-价值”演化逻辑分析框架,并以江苏产业技术研究院为典型案例,探究新型研发组织的成功密码。研究发现,新型研发组织生成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动态情境下,通过资源结构化、能力化和杠杆化的系列机制设计,推动了创新资源从“可用”向“为我所用”再到“价值最大化”的演变,最终实现了技术服务、人才培养、生态营造、创新外溢的多重价值,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

构建中国财政话语体系的关键问题及建议

财政话语权属于国家话语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弱程度集中体现一国的实力状况。当前,西方国家在巩固话语权和重塑国际规则上呈现“双向强化”的趋势,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更为不利的局面。提升中国财政话语权,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对我国发展至关重要。构建中国财政话语体系需要抓住两个关键问题,一是明确构建话语体系的目标;二是围绕目标,依据具体领域特点,形成包括概念、术语、框架等在内的财政话语体系基本元素。在此基础上,占据话语权的道德和文明发展制高点,找准话语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话语体系。同时,讲究策略、把握重点、分步推进,进一步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的承续与转换——基于1981—2020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讲话文本的研究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话语体系是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变迁的综合表达,梳理研究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对审视中国财政发展历程以及深化财政领域相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81—2020年全国财政工作会议讲话文本,运用LDA主题模型分析方法,深入研究1980年代以来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变迁。结果显示:(1)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具有阶段性特征,即在1981—1993年、1994—2002年、2003—2012年、2013—2020年,分别呈现出“国家性”“公共性”“科学性”与“民生性”;(2)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演化具有四条鲜明的主线索,分别是健全完善财税体制、服务保障民生需求、防范和化解风险以及加强对外交流合作;(3)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表现出“薪火相传的继承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的双重特点,表明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不仅是一个前后传承的接续形态,还是一个推陈出新的演化过程。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廓清中国财政治理话语体系变迁,为观察审视中国财政发展历程提供了新视角。

财政分权、环保投入与环境治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的实证研究

财政分权不仅会对环境治理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政府行为,进而间接影响政府环保投入的治理效果。以2007—2017年中国31个省级地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全国与地区层面两个角度切入,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保投入对环境治理成效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1)财政分权会产生逐底竞争,促使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境,从而对环境治理产生负面效应,且该负面效应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2)政府环保投入对地区环境质量改善具有显著效果;(3)财政分权会削弱环保投入对环境质量改善的正向效果。今后,需从合理确定财政分权程度、落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引导市场主体增加环保投入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提高中国环境治理成效。

中国公共卫生财政支出分析

本文对我国新医改以来的公共卫生财政支出进行分析,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公共卫生纵向与横向投入不协同,不利于提升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地位;二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利于“预防为主”目标的实现;三是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在卫生服务体系中的地位日益弱化,与“预防为主”的要求不相适应;四是人员激励不足,进一步弱化了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据此,本文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一是提高公共卫生预算的优先层级,强化公共卫生财政支出的硬约束;二是优化公共卫生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公共卫生纵向投入与横向投入的协同;三是完善公共卫生领域的中央和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增强中央财政在横向投入中的支出责任;四是进一步健全人员激励机制,稳步强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财政可持续与金融稳定——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系统梳理财政可持续与金融稳定相关的国际国内研究基础上,从我国财政政策实践与金融稳定发展的经验事实出发定性分析了我国财政可持续与金融稳定之间的经济动态关系,并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量化分析了我国财政可持续与金融稳定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第一,我国财政可持续与金融稳定之间存在复杂互动关系。积极财政政策促进了金融发展,但也积累了包括无序发展的影子银行等在内的金融风险。金融扩张刺激了以债务为基础的财政支出规模扩大,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激增提供了宽松的金融环境;同时,金融扩张也诱发金融“脱实向虚”问题的产生,增加实体经济运行风险,影响财政可持续。第二,短期内,货币信贷政策与财政支出政策存在一定替代效应,信贷扩张与财政支出增长之间相互挤出,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和财政可持续;但是,长期内,两者之间存在正向反馈效应,信贷扩张与财政支出增长之间相互放大,存在同时诱发财政与金融双重危机的可能。第三,我国财政政策具有一定的顺周期特性,而货币政策表现出比较明显的逆周期特性。

财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关键问题与路径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面临诸多艰巨任务和重大挑战。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对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受制于现实条件,发挥好财政的重要作用,需要把握好财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三重内在逻辑,紧紧抓住支持经济增长与财政可持续、物质发展与人的发展、激励与共享、尽力而为与量力而行、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与区域财力差距等五大关键问题。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财政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和具体政策建议。

非税收入规模、官员腐败与财政透明度——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我国地方财政非税收入近年来不断扩张,相应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其中有国家发展方式、现行行政体制等宏观的深层次原因,但从其社会因素看,这种财政结构在运行中不断自增强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也与部门、官员腐败及有利于维系这种腐败的财政管理互动关联。本文实证分析了非税收入规模、官员腐败与财政透明度的互动影响,研究发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非税收入规模扩张会显著促进官员腐败行为,而官员腐败行为会使官员倾向于降低财政透明度,进而导致非税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张。进一步,本文研究了不同类别非税收入与官员腐败、财政透明度的关系,发现行政性事业收费收入规模和专项收入规模存在上述类似的循环影响关系,而与罚没收入规模不构成完整的逻辑循环。本文认为,在现行政府体制下,应控制非税收入规模的膨胀,并主要从治理腐败和加强与改革财政管理方面遏制其负面效应。

适应气候变化的中国财政支农政策研究

随着人类活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逐渐感受到气候变化对生存环境安全的威胁。农业部门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部门,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维持农业持续高产稳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议财政支农聚焦气候智慧型农业,强化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顶层设计,研究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财政支农试点方案,建立完善的农业保险和巨灾保险体系,增强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科技能力,支持构建农业多品种市场政策模拟系统等。

纵向统筹深化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研究

为从根本上化解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困难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战略部署,进一步统筹深化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仍须作为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予以重点攻坚。具体思路是:加强顶层规划和设计,将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和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打通,以中央适度上收事权为突破口,以培育地方税主体税种为抓手,在有效减轻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负担的同时,稳定地方税收入来源,并适时全面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从战略高度进行一场分税制改革以来最彻底的深刻变革,争取实现突破性进展。

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索企业数字化发展的经济社会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更有助于相关政策的设计和制定,缓解数字化发展带来的不平等。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劳动收入份额、内部薪酬差距和技能溢价的角度,对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系统性研究,探讨其内在的影响机制,发现:由于企业数字化发展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效应超过了生产率效应,数字化的发展有利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企业数字化通过加剧行业竞争并改善企业信息环境等途径缩小了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企业数字化通过提升高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加剧了技能溢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