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防范化解风险:风险分配视角的理论分析

从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角度,可以很好地诠释为什么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风险是在不确定性中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风险具有时空属性和循环特征。私人风险与公共风险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因此防范化解风险要有整体观。财政防范化解风险是通过其风险分配功能来实现的,其作用路径为:财政通过风险分配形塑治理结构,从而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确定性。财政防范化解风险不仅只针对公共风险,也着眼于私人风险。一方面,要抑制私人风险外部化过程,避免公共风险的生成;另一方面,也要控制公共风险内部化过程,避免私人风险放大成为难以承受之重。基于风险分配的底层逻辑,财政防范化解风险思路上要把握风险的循环属性,并建立风险缓冲机制;操作上要构建面向未来的风险预算制度,并强化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同配合。

公共风险、公共债务与财政健康度

伴随着政府职能和规模的扩大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不少国家的公共债务快速积累起来,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各国债务普遍大幅攀升。而公共债务规模是衡量一国财政健康度的重要指标。文章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和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发现,随着时代及政府职能的变化,公共债务的实质及其深层根源也发生了改变,公共风险日益成为推动公共债务和财政风险积累的重要因素;在债务规模的边界问题上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这就要求各国更加谨慎地看待公共债务的膨胀;在风险社会下财政风险源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政府应尽可能地将多维度风险因素纳入财政健康度评估体系,同时在预算中留出化解风险的空间,以及时识别风险,减轻公共风险和危机对财政健康的破坏。

义务教育财政支出责任划分与政府激励相容——基于国际比较的分析视角

政府激励相容要求通过合理划分支出责任实现各级政府目标的一致性,在义务教育领域会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产生直接影响。世界主要国家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划分模式分为中央政府主导模式、州政府主导模式和基层政府主导模式。通过选取典型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提高政府支出责任层级能够通过外部效应内在化减少中央与地方的目标偏离,改善教育均衡效果,但易降低政府的财政努力程度。各级政府分类共担可以在保障义务教育“底线公平”的同时兼顾地方政府的能动性,是实现政府激励相容的最优选择。

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风险的演化与治理——资产估值的视角

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元周期与本国经济基本面“错位”导致的资产估值危机。换言之,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和美债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的地位,构建起“美元—美债”循环体系,实现利益本国化和风险全球化,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资产估值。资产估值一旦形成,在一定条件下便具有自我实现机制,由此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虽然相关指标仍在安全范围内,但外部风险对金融体系的影响不容忽视,如果应对不当,有可能陷入“隐性金融危机”。防范与化解金融危机应当构建以稳定资产估值为核心的政策体系,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在稳定资产估值过程中发挥基础作用,并以大国财政思维改善全球风险分配格局。

不确定性、虚拟理性与风险分配——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哲学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与机并存。如果能管控好风险,就能化危为机,如果让风险任意扩散,就可能产生大的危机,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一新阶段,但是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的知识体系仍未建立起来。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国家治理的核心是公共风险治理,而公共风险治理的核心问题是要掌控公共风险的生成机制。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无论是单个国家还是全人类,在风险社会生存,必须要有风险思维,有基于风险的虚拟理性;必须打破基于利益的分配思路,从风险分配的视角审视公共风险的生成机制,发挥财政在风险分配中的核心功能,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工业数字化的减碳效应检验

文章基于2010—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含有交互效应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工业数字化的减碳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数字化存在显著的减碳效应,且该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即其他地区工业数字化程度提高会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本地区工业数字化程度提高,从而产生减碳效应;同时,工业数字化程度提高会进一步增强工业发展的减碳效应。

从公共风险视角看财政经济学——传统财政经济学观点述评

传统财政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几百年了,细究每个时期每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几乎都是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打转转。透过表面的观点,传统财政经济学隐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元素和公共风险理念,如传统财政经济学讨论的政府与市场实质都是化解公共风险的手段,传统财政经济学中的财富分配的背后实际是风险分配,传统财政经济学关注的制度实质上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产物,甚至其中的行为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等已经触摸到公共风险理论的边缘。然而,在传统的财政经济学当中,确定性思维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虽然这些学说中隐含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元素,但因其本身存在重大的理论与逻辑缺陷,对公共风险认知也非常局限,最终都陷入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僵局。构建现代财政经济学,要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公共风险作为逻辑起点,转向和坚持"以人为本",基于行为主义构建公共风险的治理机制,这样才能构筑起不倒的新财政经济学大厦。

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金融自循环:一个文献述评

近年来,中国金融业发展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呈现出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现象,表现为金融部门虹吸实体部门资金,使得资金越来越多地在金融体系内扩张膨胀,形成脱离于经济大循环的金融自循环。金融资本无序扩张相对于有序扩张而言,是基于金融自循环的扩张。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金融自循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其危害是侵蚀实体经济,集聚金融风险。已有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自循环的概念,但有不同维度的侧面研究,对这些文献从金融资本无序扩张与金融自循环的形成机制、主要危害和测度方法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前金融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为找寻破解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脱节问题提供多方位的思考视角。

促进还是抑制: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

探索环境改善和产能利用率提高双赢路径是工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中的重要任务。基于2001—2017年全国省际面板数据,文章采用固定效应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工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工业产能利用率提升,环境规制对低分位数工业产能利用促进效果明显。建议强化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积极作用,适时适度地提高工业产能利用率,逐步实现工业高质量发展目标。

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基于技术创新的调节效应分析

统筹推进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是中国经济步入新发展阶段的重要任务。本文从环境规制影响产能利用率的理论脉络出发,探索环境质量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高双赢的可能性,采用2001-2017年制造业19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构建随机森林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检验环境规制、技术创新及二者交互项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整体而言,技术创新并未在环境规制提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中起到显著地调节效应,但具有明显的行业分化特征。其中,技术创新的正向调节效应在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清洁型制造业更为显著。“十四五”时期应将完善环境规制体系、改进环境治理方式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机结合,坚持创新驱动生产方式绿色转型,以高质量供给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疫情背景下南非过紧日子的经验及借鉴

南非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一直处于过紧日子的状态,从而摸索出一套在控支出中求发展的方法。疫情发生之前,主要措施是设置支出上限、控制工资增长、调整公共支出优先次序、制止贪污浪费等;疫情爆发后,南非财政部采取了暂停各部门基本拨款、省市专项转移支付,以及利用国际组织低息贷款的方法,为紧急应对资金创造出空间;后疫情时期,南非政府打算采用零基预算原则、提高财政乘数、开征财富税、推进结构改革等措施开源节流,以便尽早恢复经济,重建财政缓冲。我国也正在经历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南非经验值得学而时习之。

美国百年医改的成败及其制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的美国医保之殇

美国是医疗技术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保的国家。其医疗体系特别是医保制度的不完善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尤为凸显。文章梳理了美国的百年医改历程,并在国际比较基础上总结其医疗体系的特点,探究美国医改屡遭失败的原因。美国医疗体系失灵折射的是其文化和制度在构建社会安全网络上的失效。与之对比,我国应有文化和制度自信,在医改中要避免类似误区,注重整体规划设计,确保各部分协调运行,防止制度碎片化;还应构建起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兼顾公平和效率。这样的制度设计在确保最低收入阶层能获得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的同时,又可以满足多样化需求,也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

德国绿色发展路径选择与启示--基于“碳中和”路线图的政策实践

2015年联合国195个成员国签署《巴黎协定》其目标是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下,尽量控制在1.5℃,尽快使全球碳排放达到峰值,并在“碳达峰”后采取快速减排行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18年10月发布的《全球升温1.5℃特别报告》认为,控制全球平均升温在1.5℃以内需要全球在2050年左右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