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宏观经济形势与财政宏观调控——“三升、三降、三平衡”下的积极财政政策运行

2016年经济筑底企稳的特征明显,产业转型初见成效,但复苏进程依然缓慢。从经济运行的结构角度来看,我国实现了经济的"三升、三降和三平衡",并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在减税、赤字、增支、协同四个方面的整体突破和系统发力,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公共风险视角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研究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财政事权划分应当充分考虑公共风险因素。现阶段财政体制改革应以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财政事权划分改革为突破口,在识别财政事权风险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财政事权,规范并减少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并根据公共风险的变化,建立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的动态调整机制。

财政政策的增强自动稳定效应研究——基于我国财政政策响应函数的时变测量依据

笔者运用时变参数模型实证测度了宏观经济冲击下我国财政政策反应函数的结构性变化,并推导财政政策在系统性或可预期性方面的优化空间。实证结果表明,在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动态结构变化的背景下,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冲击的系统响应机制有所弱化,这意味着财政政策逐渐偏离规则型政策导向。随着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通货膨胀对实际经济产出与政策变量冲击的敏感度大幅降低,政策的系统性响应及自动稳定器作用进一步边际减弱。笔者提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功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得到适当拓展:基于实证依据统筹制定规则,增强财政政策的系统性;提升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可预期性,降低政策对于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由此加强财政自动稳定效应的逆周期影响范围及力度。此外,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机理的潜在结构性变化,从多维度考虑货币存量的宏微观状态及其动态影响的变化路径,优化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思路。

财政积极发力 助力经济回暖向好

2022年,积极财政政策“减收增支”主动作为,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支撑,助力经济稳定前行。2023年,随着疫情后经济回暖,税收收入逐步恢复为财政收入主要拉动力,但受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较多影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晴雨表”,财政面临着“增收增支”压力大等多重挑战,因此亟须重点关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为进一步稳定经济大盘、应对更多不确定性,建议从“固本培元”入手,建立地方金融稳定基金,完善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优化资源性收益管理制度,改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稳定税源,通过内生性动能改善助力财政平稳运行与经济复苏发展。

论我国经济的韧性与潜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分析

我国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较早实现了经济运行的基本恢复,显示出我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与巨大潜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本理念为经济韧性与潜力开辟了空间;党的统一领导为经济韧性与潜力提供了组织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韧性与潜力的物质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经济制度释放了微观经济主体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为经济韧性与潜力提供了公共服务保障和政策工具。

新时代深化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

社会主义本质论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要思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两大学科的基础理论,我国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但在集中凝练、统一认识、科学宣传等方面还需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又有了新的阐释发展。因此,在对其继续深化认识研究的过程中,亟待从学科地位、科学凝练本质内涵、构建学科体系三个方面来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以适应新时代形势下理论宣传和教育的需要。

中国财政政策乘数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是逆周期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财政政策乘数高低体现了宏观政策的效果,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基于IS-LM的拓展模型,估计得到2002-2017年间的财政支出乘数在0.58到0.67之间,税收乘数在-0.22到-0.18之间,私人投资乘数在1.16到1.8之间,财政支出乘数较以往研究有较大的下降,沿用传统的刺激需求政策不可持续。通过对财政支出乘数传导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投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所抵消,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带动效应也受到财政支出挤出效应的抵消,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可以减少财政支出挤出效应。最后基于分析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中国70年财政学的演进与发展

中国财政学是世界财政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财政学发展史上,中国财政学又表现出了典型的特殊性和自足性。在遵循财政学基本框架和原理的基础上,以财政运行规律和财政权力制衡为理论延展的“双轮”,结合经济体制和改革环境的变化,中国财政学先后经历了国家分配论、公共财政论和国家治理论三个阶段,理论体系上有飞跃和创新,但思想体系和基本逻辑框架却始终保持着融合和统一。

“双循环”发展的区域性与产业异质性分析--基于跨期IO表的研究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基于最新可得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本文将双循环拓展到省级层面,针对各省份对国内外市场的依存度变化及相互联系,分析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省级层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长期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状态,内循环在双循环中具有重要地位;从省级层面看,在国外贸易循环中的省际间供需平衡差异趋同,但在国内循环贸易中,省际间供需平衡差异趋异;从产业上看,机械品、食品业、生产品的对外依赖度有刚性特征,不同地区各产业的外循环差异明显。基于系统的实证分析,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调整建议。

从党的百年实践看现代财政对共同富裕的推动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充分发挥财政税收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构建了战时财政、功能性财政、公共财政、现代财政等财政型态,全力践行让人民富裕的财政主张和举措。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建设探索经验证明,在公平与效率的逻辑下,现代财政制度是实现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的最优制度选择。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继续发挥现代财政的基础和支柱作用,依靠增加社会财富总量与实现公平合理分配来迈向共同富裕。现代财政制度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分配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沿着有效市场机制和有为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的路径,在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构建合理分配格局中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质量强国战略下的货币金融政策研究

质量强国战略是一个以质量为中心、以强国为目标的综合战略格局。货币金融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基础性政策,也是产业政策的重要构成手段。金融要素对质量提升、高质量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并可以通过效率的提升和消费者剩余的转换形成金融投资收益和生产经营收益,从而具备建设专业金融体系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本文将质量金融体系的政策手段进行归纳,形成了提升质量水平和促进品质创新的十条金融政策建议。

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单位总体和区域的均衡性分析——基于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

基层服务机构是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的最终单位,依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数据,从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两个角度,对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单位的总体和区域分布均衡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法人单位分布呈现总量有限且以基本公共教育和基本劳动就业创业为主特征;(2)从业人员分布呈现参与规模不足且主要集中在基本公共教育特征和基本医疗卫生领域特征;(3)法人单位和从业人员与常住人口匹配不均,缺口现象普遍;(4)地区分布差异悬殊,京津冀、长三角等重要城市群占领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高地,长江经济带呈现双缺口状。

美国的大国财政属性及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阐述了美国的大国财政属性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随着中国大国经济的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上升及多方影响力的增强,中国大国财政与大国经济的匹配一方面应当借鉴美国做法中的精华,积极与大国际经济匹配,实现统筹内外而辐射全球;另一方面更应吸取美国做法中的教训,在全球利益分配中逐步占据优势地位的同时,相应地承担全球公共风险防范中的更多责任,从而真正实现和平崛起。

财政政策如何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基于2020年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实践的考察

近年来,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面对多种风险和多元目标,财政政策制定中的风险权衡意蕴更加明显。本文从公共风险的视角对财政政策进行了审视,认为财政政策制定的基本原理在于权衡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宏观财政政策的制定主要是对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赤字率是这种风险权衡的重要体现;财政收支政策主要是对国家治理中各类公共风险的综合权衡,政策重点一般是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性公共风险。基于这种新认识,本文对我国财政政策实践进行了梳理与考察,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正在从“需求管理”向“风险权衡”逻辑转变,特别是2020年以来,财政政策权衡风险的特征更加明显。当前,我国国家治理中的公共风险越来越具有系统性、综合化的特征,权衡风险的财政政策更加关注工具组合的优化以及与其他宏观政策的协同,以组合优化和政策协同推动公共风险水平持续收敛。

中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比较——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

当衡量一国或地区居民生活水平时,统计学上一般有收入和消费两种视角。本文利用城乡住户调查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以全球夜间灯光数据为参照,综合收入端与消费端信息,对1997—2016年中国31个地区的真实生活水平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证实,灯光亮度与消费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线性关系,可以用来估算真实生活水平。根据不同模型的回归结果得到,真实生活水平的最优无偏估计中消费水平的权重范围为(27.95%,38.31%),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权重范围为(61.69%,72.05%)。相对于消费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更能准确地反映真实生活水平。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样本期内居民生活水平增速小于人均GDP增速,可见经济的发展并未完全转化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生活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距,东部地区的平均生活水平分别是中部和西部地区的1.7倍和2.1倍。

预算管理一体化:如何提升财政资金监管效力?

背景材料:预算体现着国家的战略和政策,反映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撑。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要决定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明确要求完善标准科学、规范透明、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进一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部部署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旨在以系统化思维和信息化手段推进预算管理工作,构建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制度+技术”的管理机制,全面提高各级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自动化水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前提的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政府债务水平高企,财政风险积聚。财政风险作为经济运行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成为公共风险的重要来源。由各种内外部因素导致的公共风险迭代变化是传统财政政策效应递减的主要因素。在财政扩张不可持续、政府应对公共风险责任日趋增加的条件下,财政政策应当在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之间作出权衡,在控制财政支出扩张的基础上有效应对公共风险。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从调节总量向调节结构、调节利益转变,从传统财政政策的"冲击-支出-乘数-总量"转向"行为-风险-治理"的新逻辑。

数字化为财政治理现代化赋能

随着数字经济的浪潮席卷全球,世界各国都在加速数字蝶变,大力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打造数字财政,数字财政是政府数字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数字财政将会重构财政体系,全面助推财政各项职能作用发挥。未来数字财政建设过程中将要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普及不到位、数字基础设施薄弱、数字财政复合型人才不足、数据产权等基础制度缺失、数字财政国际合作困难、政府大数据应用场景匮乏等问题,数字财政建设任重道远。因此,建议从树立数字化治理理念、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数据共享交换的长效机制、加强数字财政复合型人才培养以及国际间数字财政合作等方面来统筹推进数字财政建设。

数字财政:如何赋能财政治理现代化?

背景材料:2021年底,第十六届中国电子政务论坛暨首届数字政府建设峰会在广州举办。作为本次数字政府峰会唯一的行业专题论坛,数字财政专题论坛以"推进数字财政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为主题,邀请政界学界专家学者围绕提升数字财政水平、强化财政大数据分析应用等多个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展示了广东数字财政建设成果,也为全国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聚力赋能。乘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浪潮和数字政府建设的东风,数字财政建设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效果评估及优化建议

财税政策是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本文通过对"十二五"时期海洋经济的财税政策进行评估,指出在中央和地方一系列财税优惠政策的支持下,我国海洋经济取得了较快发展,但与预期发展目标相比仍有差距,凸显了财税政策存在的系统性不足、针对性不强等问题。对此,本文建议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契机,结合全面深化改革对财税体制改革的部署和要求,把海洋经济发展任务和实际需要作为着力点,从探索与需求相契合的支出政策出发,探讨符合海洋经济特殊性的税收政策,以及以财政为引导的投融资政策及创新财政补贴政策等内容,以期对财税政策进行优化,整合财政资源,发挥政策合力,推进海洋经济进一步发展,落实中央关于拓展蓝色经济空间、壮大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