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压力指数及其政策应用: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方法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从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银行部门选取了10个代表性指标,结合CDF转换、等权重、主成分分析等方法构建了我国的金融压力指数,并通过事件识别和金融压力识别指数检验了其识别作用。通过将金融压力指数引入扩展的产出和通胀方程,本文进一步分析了金融压力指数对经济周期的预测能力。相关结果表明,金融压力指数对宏观经济周期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本文的分析结论为加强金融压力的动态监测和通过构建金融压力指数作为宏观审慎政策的“关注目标”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双支柱调控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全球42个主要经济体1991—2016年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双支柱政策框架的金融稳定效应。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增长上具有显著作用,双支柱政策在缓解金融风险顺周期性上具有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2)盯住贷款的宏观审慎工具和针对借款人、贷款人的宏观审慎组合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稳定效应;(3)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在抑制家庭信贷扩张上的作用不显著,但其宏观审慎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相较发达经济体更为显著,发达经济体双支柱政策的金融稳定效应总体显著,其中货币政策效应更为突出;(4)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效应在下行周期优于上行周期,宏观审慎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的交互效应在上行周期优于下行周期;(5)只有个别宏观审慎工具会对失业率、消费和物价产生微弱的负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础问题和基本原则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在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在短期内集中暴露,应借此契机思考如何以长期战略定力看待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问题。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必须回答好四个基础性问题,即制度差异问题,经济基础问题,开放程度问题和功能定位问题。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即金融中心建设必须首先服务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相对快速增长,把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定价权作为主要任务,市场驱动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在风险可控的基础上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经济政策波动、数字金融发展与银行流动性创造

流动性创造功能的发挥是银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使用2007年第1季度-2020年第2季度我国36家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考察了在数字金融发展视角下经济政策波动如何影响银行流动性创造。结果表明,经济政策波动上升会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且主要体现在对银行资产端和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但会促进银行表外流动性创造。基于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经济政策波动上升主要是通过银行降低资本风险承担、资产风险承担和违约风险承担,从而抑制银行流动性创造。对于反映银行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移动服务、研发能力、软件应用和公司治理等水平较高的银行,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负向影响有所降低。但是对于处在反映数字金融服务总体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等水平较高地区的银行,经济政策波动对银行流动性创造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中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新凯恩斯一般均衡框架下，通过构建一个明确包含中央银行行为方程和货币政策透明度模块的DSGE模型，对中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了经验研究。基于中国1992—2013年季度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结论得到了中国实践经验和跨国数据的双重支持。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低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和低的中央银行独立性彼此强化，成为导致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

金融周期与经济周期--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综合性的金融周期指数,对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金融周期、货币周期和信贷周期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影响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周期不仅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而且对经济周期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同时,与传统的货币周期和信贷周期相比,金融周期变化不仅成为货币周期、信贷周期、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关键驱动因素,而且成为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本文的实证分析结论不仅使得"金融-实体经济"内生关联的命题得到了进一步验证,同时也为后续同时关注金融和实体经济稳定的政策实践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

宏观审慎政策、杠杆率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使用2004~2016年我国223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有重要作用,且其作用受到银行杠杆率的影响。在杠杆率较低时,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呈负向关系;随着杠杆率的提高,风险转移效应不断增强,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负向关系不断减弱,甚至可能转变为正向关系。杠杆率影响风险转移效应主要呈非线性特征。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的杠杆率分位数、银行风险代理变量以及银行样本选择标准,所得结果均表现出较高的稳健性。在当前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下,应注意根据杠杆率变化,适时预调宏观审慎政策,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政策的使用。并针对不同规模银行采用差异化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以提高政策有效性。

金融发展如何影响经济波动？--基于中国232个城市的面板门槛模型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32个城市2005-2013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考察了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区间内,金融发展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效应比较明显;而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金融发展所导致的经济波动效应则会出现显著弱化。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显著成立。此外,通过将政府支出和产业结构的门槛值效应纳入分析,我们还发现,高水平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政府干预能力具有相互促进的效应,而过度的金融发展和失衡的产业结构则可能成为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微型金融的边界--以中和农信小额信贷为例

笔者以中和农信的小额信贷为研究对象,根据对中和农信总部高管和分支机构的访谈、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丰富的年报、月报等资料,对中和农信的业务模式和财务数据展开细致的研究,试图回答微型金融的边界问题。微型金融在客户定位、贷款额度、信贷产品、风控方式等方面与传统金融有本质性区别,这构成了微型金融的上边界。微型金融需要在社会使命目标下确定能够实现财务自足的贷款利率,这是它区别于公益慈善的下边界。我们通过Rosenberg模型和成本加成定价法计算出中和农信在维持一个较低的利润率目标1%时应收取的利率与中和农信实际贷款利率20.64%非常接近,说明中和农信基本处于财务自足状态。

社会自律文化、银行发展与金融监管

社会自律文化对经济、金融发展具有显见的重要作用,但如何对此进行实证评价一直是个难题。文章以银行发展和金融监管为切入点,通过跨国实证分析基本确认了社会自律文化在金融发展和金融制度选择方面的重要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与较高的社会自律文化对应的是较高的银行绩效、较低的银行腐败、较高的监管效率、更加综合的业务经营方式以及更加独立和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制。

货币周期与资产定价: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造货币状况指数,对货币周期和资产定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行业的资产定价对货币周期的敏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1)货币周期因子对股票收益率具有显著影响,且引入货币周期因子后的扩展Fama-French模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表明货币周期确实对资产定价具有重要影响;(2)货币周期对股票收益率具有“顺周期性”的影响,即股票组合的超额收益率随着货币周期的扩张而上升,随着货币周期的紧缩而下降,且这种影响在“流动性过剩”和“流动性不足”的时期更加明显;(3)货币周期与Fama-French传统三因子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交互效应。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宏观货币周期的变化会显著影响资产定价,这也为关注货币周期和股票市场稳定的政策实践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

宏观审慎政策、经济周期与银行风险承担

本文基于中国227家商业银行2005-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实施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审慎政策增强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银行风险承担,而且这种显著的负向关系并不随着银行风险代理变量、经营辐射范围以及是否有外资入股等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经济周期会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非对称性影响,即相比在经济上行时期,在经济下行时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强且更为显著。就可能的影响机制而言,本文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提高银行盈利能力,从而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金融状态变化与货币政策反应

现有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文献对金融变量状态变化的关注相对较少。本文通过构建包含金融资产价格和货币政策状态转变的DSGE模型,为分析金融状态变化和货币政策反应规则之间的关系提供新的思路。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正常情况下较小的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货币政策没有必要做出直接反应;但当金融资产价格大幅偏离其均衡状态时,货币政策应该对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做出直接反应。这种根据金融状态变化而灵活调整、相机选择的货币政策规则,本文称之为"基于金融状态转换的货币政策规则"。进一步的模拟分析表明,基于金融状态转换的货币政策规则比传统的线性规则能更好地稳定经济和金融体系,同时在政策操作上更加简洁,社会福利提升效果明显。

植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研究新进展

本轮危机之后,植入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成为宏观经济学建模的主要发展方向。本文对危机后包含金融因素的DSGE模型进行了全面评述,并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和核心议题。通过对DSGE金融建模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析,有助于为后续DSGE金融模型的研发奠定文献和方法论基础。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传导机制研究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持续累积可能会引发债务危机,并在很大程度上会向金融体系传导,引发金融风险。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积累能够显著地传导并引发金融风险。在经济增速较慢、财政分权程度更高的地区,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会通过银行业金融机构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渠道影响金融风险。本文将土地制度、财政制度与金融制度等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所得结论对于深化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管理,并以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证据与决策参考。

央行数字货币能带来货币国际化吗

当前,随着央行数字货币的兴起和发展,其对货币国际化与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影响引发关注。货币国际化受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长期滞后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慢变量”。目前来看,货币数字化并不必然带来货币国际化,货币数字化并不等同于货币国际化。然而,在数字化时代,货币国际化一定需要货币数字化的支撑。央行数字货币有望给货币国际化带来至少以下三方面的边际改进:一是央行数字货币能够改进现行跨境支付方式,通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及规避制裁等方式,推动跨境支付体系的变革;二是央行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技术不仅能够拓展跨境支付的应用场景,而且能通过预设触发条件来缓解跨境使用央行数字货币的风险,进而提升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接受度;三是央行数字货币在便利性与匿名性方面相对更具优势,这有助于在数字化时代实现隐私保护和支付效率之间的平衡,从而提高公众接受央行数字货币的程度。

金融变量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1998~2013年的季度数据,对金融变量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变量不仅对实体经济具有普遍显著的影响,而且通常领先于实体经济。上述结论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启示:一是从理论上看,必须重视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并将二者置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下予以整体考虑;二是从政策取向上看,一个健全的宏观调控框架必须将金融和实体经济同时纳入政策视野。此外,鉴于金融变量的领先性特征,政策决策的信息集应该更广泛地纳入各种关键的金融指标,以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双边货币互换能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吗——兼论汇率市场化的影响

在“十四五”期间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双边货币互换作用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利用人民币全球跨境支付的真实交易数据研究了双边货币互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货币互换可以通过提供人民币流动性、提升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以及增强人民币网络外部性等渠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国家而言,双边货币互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效果更强。从货币职能角度看,双边货币互换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职能上,而对价值贮藏职能没有显著影响。这符合通过构建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投资方面广泛使用,进而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交易媒介和计价单位职能的基本政策逻辑。价值贮藏作为更高层次职能,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的签订尚无法显著提升其职能发挥。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汇率市场化可以通过“信号效应”增强双边货币互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本文拓展和丰富了关于双边货币互换的研究,为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进程中协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

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基于分支机构的银行竞争指标构建

市场竞争对于金融稳定是一把"双刃剑",监管部门为维持银行业稳定需要考虑竞争政策的平衡性问题。充足的流动性创造有助于为经济活动提供资金,促进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而过剩或缺乏流动性均会迫使银行业陷入困境甚至引发流动性危机。本文使用2003—2017年我国176家商业银行数据,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分支机构和引力模型的银行竞争指标,来识别市场竞争与银行流动性创造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市场竞争对银行流动性创造具有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资产端流动性创造的正向影响较大,对负债端流动性创造的影响较小,对资产负债表表外流动性创造没有影响。同时,受到正向影响的主体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性银行和外资银行,对国有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则没有影响或具有负向影响。上市银行、系统重要性银行和处在危机时期、经济繁荣时期或货币政策宽松时期的银行,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均会创造更多流动性。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市场竞争通过刺激金融创新、提高经营效率和扩大流动性信贷等中介机制促进了银行流动性创造。本文不仅丰富了银行竞争策略的经济效果分析,也为银行流动性创造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

“双支柱”调控的研究进展:综述与评介

建立和健全“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金融改革发展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中国提出的“双支柱”调控框架,其核心是要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同时纳入政策框架,通过强化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更好地实现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共同稳定。本文对最近十年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已有文献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综述和评介有助于从理论上深化对“双支柱”调控的认识,也有助于在实践中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