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研究所与北部边疆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前身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14年更名为中国边疆研究所)成立30余年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开放性研究机构",在领导、组织、协调全国各地边疆史地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为引领和繁荣全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其在北部边疆研究领域的成就也是可圈可点的。本文全面梳理了中国边疆研究所为繁荣和推动中国边疆研究,特别是北部边疆研究所做的努力,并对中国边疆研究所北部边疆研究的未来进行展望。

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研究的演化与推进——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国家与疆域理论研究室主任李大龙

在喜迎中华人民共和国75周年华诞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重要指引,强调要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本次访谈邀请李大龙主任,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研究的演化路径,从概念、史观、学术和教育四个角度论辩当前学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之思。

期许与互勉——写在中国边疆研究所成立40周年

岁月匆匆,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以下简称“边疆中心”)呱呱落地到已逾不惑的中国边疆研究所,学术实践40年弹指一挥,我有幸成为亲历者和见证人,人生之大幸!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编辑部抬爱,诚邀我为中国边疆研究所40周年所庆学术笔谈写几句,思之再三,斗胆试提期许三端与中国边疆研究所同仁共享互勉,也供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同好借鉴、评议。

“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笔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历史、考古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加强研究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推动边疆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融合发展,2023年8月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大学等共同主办的“四海一家:历史与考古视域下的中国古代边疆”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举行。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吉林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以及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文物保护处、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院、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云南省文物考古所、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就新时代边疆考古的使命与担当以及发挥文物考古工作在边疆治理、东北边疆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等专题进行研讨,共识于挖掘和有效利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史实、考古实物和文化遗存,积极引导研究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和文化观,在新时代更好担负起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的文化使命。以此为契机,辽宁大学学报于开年第一期,将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以笔谈文稿形式刊发,希冀展示学术研讨会之学术成果,以飨读者。

统筹发展和安全视角下边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在国家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边疆地区的发展不仅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实现,还直接影响国家边境安全与总体稳定。然而,与沿海等发达地区相比,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较为薄弱且要承担稳边戍边功能,因此,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坚持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应注重构建安全导向的经济体系、改善居民生活质量、优化治理体系和推动对外开放与合作,促进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回顾、展望与思考(代主持人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边疆研究成为我国学术界普遍关注、多学科参与的“显学”。“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则在呼吁、争鸣、交流中缓慢前行。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长期受到学术界重视,无论是中国历朝历代边疆治理的研究,还是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的研究,专家学者们都发表过一批高质量的论著。

国家安全视阈下中国沿边地区人口最新实态及其类型化研究——基于140个边境县的人口样本考查

边疆地区是国家安全屏障的重要防线,边疆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在边疆安全中,边境地区的人口安全又是重中之重。通过对我国陆地边疆9省区140个县的人口样本调查和研究发现,我国当前陆地边境人口呈现新的发展动态。从类型上看,东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多且呈现连续下降的趋势,西南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次之,西部边境地区人口总量最少,但呈现上升趋势,西部边境人口总量的上升幅度较西南边境小。分省区看,各省区边境人口增减呈不均衡的动态变化趋势。针对我国边境地区存在的人口安全问题,提出“戍边人口”“经济人口”“文化人口”的概念,以探寻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新思路和实践路径。

兴边聚民——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边疆传统村庄研究

近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和村庄数量的锐减,广阔的边疆农村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兴边富民”政策的实施基础。本文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笔者在云南、吉林、内蒙古三个省区的问卷调查数据,将云南、吉林和内蒙古三省区的差异进行了类型学分类,探究当前边疆传统村庄数量锐减的现状,分析村庄锐减的原因,以及这些村庄未来的趋势。本文认为在新发展阶段“兴边富民”的基础是“聚民”,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经济的深入将是边疆“聚民”的时代机遇,也将是边疆地区在后城市化时代发展的核心驱动。

试议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

对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我认为如下五个节点是不容忽视的,或者说应成为中国边疆学研究深化与拓展的重要领域。一是对中国边疆研究千年积累、百年探索以及40年创新实践的总结,是中国边疆学构筑的准备;二是对中国疆域理论的深化探究,是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基础;三是对中国古今边疆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多维度研究,特别是深入开展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是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有效切入点;四是符合当代鲜活现实生活的紧迫要求,是助推中国边疆学发展的推动力;五是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和团结凝聚,是中国边疆学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中国边疆学”构筑学术年谱

近代以来,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影响下,边疆危机日益深重,众多学者投身边疆研究,掀起了边疆研究的高潮,为“中国边疆学”构筑奠定基础。“中国边疆学”构筑分为三个时期:近代边疆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孕育时期(1840-1948),受时局的影响,政、学两界普遍探讨边疆问题,然后边疆研究机构创建、学术期刊涌现、边政学系设立、边疆调研开展孕育了“中国边疆学”;边疆研究的转向与“中国边疆学”探索的停滞时期(1949-1981),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发展处于探索阶段,边疆研究发生转向,除了台湾地区少量边政学探讨外,学术意义上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边疆研究高潮兴起与“中国边疆学”构筑、发展时期(1982-至今),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相关发展战略推动边疆研究。目前,“中国边疆学”的发展仍存在困境,需要进一步探索和钻研。

百余年来欧洲学者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理路分析

国内学界构建中国边疆学不可忽视欧洲对中国边疆的研究。百余年来,欧洲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术理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早期欧洲对中国边疆的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对中国边疆研究的重构、当代欧洲对中国边疆研究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化趋向。欧洲关于中国边疆研究的三个阶段反映了不同时期欧洲认知中国边疆的背景、主题和特点,但不同阶段的研究理路均贯穿了一条伏线,即欧洲学者自觉或下意识运用西方中心主义来解释和“塑造”中国边疆。这提醒我们要分析和应对欧洲研究中国边疆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所带来的话语霸权的挑战。

中国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成就、挑战与新思路

边疆地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10年来,在“五通”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要求下,边疆地区恰逢中国政府新一轮对外开放政策支持与周边国家合作诉求及意愿强的机遇,也面临周边安全环境恶化和边疆经济发展水平低的风险。边疆地区需秉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借助六大国际经济走廊建设,参与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回忆与思考:中国边疆学探索之路尚在行进中

文章回顾了马大正先生40余年间著述《二十世纪中国边疆研究》《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国边疆学构筑论衡》《中国边疆学八题》的历程,阐论了从萌生创设中国边疆学到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学术实践,重申了中国边疆学研究应坚持用中国理论解决中国问题的初心;直面现实、深化中国边疆研究是边疆学人的责任担当;中国边疆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其凝集、壮大途径和方法等问题的深层思考。

中国边疆学发展趋势前瞻的思考

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学术界开始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探索,30多年来取得积极进展又存在争鸣、分歧。当前,中国边疆学作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今后一定时期将以中国边疆历史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构建中国边疆学自主知识体系;加快构建学科体系,努力成为“新兴交叉学科”的一级学科;多学科融合,多机构合作,协同攻坚,加快构建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

“一带一路”的中国边疆研究新视角

前近代时期的边疆地区,多被预设为一个恒定性的"边缘"范畴,然则进入近现代以来,伴随着经济现代化含义的植入,借由地理位置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推动,边疆的范围已经具有变动性的特质。当前边疆省区在努力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大多充满"从边缘到中心"的情怀,试图以此摆脱边缘化的角色。不言而喻,"一带一路"战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重新思考边疆传统发展模式的新视域,即边疆地区从曾经的发展边缘地带,将经历一个"去边疆化"的进程,呈现出其开放、多元的一面,边疆议题越来越具有全国性乃至国际性意义,因此之故,边疆地位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边疆省区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最活跃的政治空间与经济地带,关乎国家发展大局。

边疆治理视域下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研究

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与繁荣,不仅惠及当地居民,也有助于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中国和平崛起构建良好的周边环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启动了沿边开发开放政策,沿边地区的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然而与沿海地区相比,中国沿边地区的发展水平仍待提高。中国沿边开发开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存在中央扶持力度不及沿海,难以平衡安全与发展问题,地方政府主动性需要提高等问题。因此建议在中国发展战略的大棋盘里部署沿边开发开放战略,在沿边省区进一步推动区域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化战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配置,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在沿边开发开放领域加强省际合作。

论中国边疆研究的特点及面临的困难

自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边疆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历程,百年间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三次研究高潮。三次高潮中,中国边疆危机、国家危难、社会巨变等挑战激励了边疆学者们的爱国热情,从而转化为推动中国边疆研究发展的强大动力。研究范式、研究旨趣、学者群体、学术中心不断涌现,研究地域及取向渐次转换。然而,由于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边疆的独特性认识不足,研究人才基础薄弱,结构分布不合理,缺乏跨学科、综合素质高的领军人物,中国边疆学研究体系还需进一步完善,众望所归的中国边疆学始终未能成功构筑。可以说中国边疆学踏上一级学科之路任重而道远。

加强项目顶层设计 深化中国边疆研究——以“西南边疆项目”为例

中国的边疆研究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历史钩沉、问题对策建议以及研究人才储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边疆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重难问题没有突破、研究人员各自为政等问题。作者据"西南边疆项目"实施中的经验,认为加强边疆研究项目的顶层设计促进边疆学构建将大大促进边疆研究的深入发展。

问题意识、研究方法与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构建

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建设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没有完全摆脱研究领域的影响,未能从人才培养、学科知识体系建设、推进边疆问题研究等角度思考一级、二级学科规划,特别是回避了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的问题。从边疆研究的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看,边疆研究要完成对边疆社会历史与现状的记录与认知,在此基础上,开展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边疆问题研究,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历史学、考古学、地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利用。由此再与现有学科体系对接,则中国边疆学应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其下再设中国边疆历史学、中国边疆社会学、中国边疆政治学、中国边疆经济学等二级学科。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和“世界历史民族”思想及其中国边疆研究意义——从“生产方式”的三种含义说起

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发展有主辅两条线,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展现的生产方式序列,是个人生产力发展作为"历史动因"在温带亚欧大陆这一时空维度上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世界历史民族"的型塑应该包括两种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一个是经济基础,另一个是社会基础,而不能局限于等同于前者的社会物质生产力。马克思通过"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这一文明史起点的创设,超越了黑格尔把波斯作为"世界历史起点"而把印度、蒙古乃至中国排除"世界历史的局外"这样的"地中海中心论"预设,并且把西方"陪伴着历史"的时段延伸到"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现代时期,进而揭示了"边界"地带对于大国史、全球史的世界历史意义。"游牧的生产方式"对"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构成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的"陪伴"关系,它把马克思的"红金主辅线历史观"形象地描画、铺展在中华大地上,其与西欧道路所呈现的世界历史民族主线序列有所不同,但并不自外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马克思的生产方式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