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历史演变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以历史与人文的视角对普惠金融的起源进行了考察,包括以格莱珉银行为例对现代普惠金融的考察、以雷发巽信用合作社为例对合作金融的考察、以“常平仓”制度为例对中国古代普惠金融的考察。随后,回顾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初期的实践探索以及现代普惠金融发展格局中不同主体的参与特点和业务模式。提出解决普惠群体融资“难”和“贵”是一个复杂、多元的问题,既有总量因素,也有结构性矛盾,单纯依靠商业性金融提供普惠服务存在制度供给的刚性不足,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各类金融机构统筹协调、分工合理、功能完整、有序竞争的现代金融体系,并给出了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互联网金融差异化的功能定位和路径选择。

RCEP对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及融资支持策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我国签署的首个设定中小企业专章的国际区域贸易协定,且所覆盖区域对我国中小微企业稳定并扩大出口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协定生效以来,关税的普遍性降低、海关程序的便利、原产地累计规则的实施、电子商务的推广等,为我国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带来了重大机遇。与此同时,区域高水平开放也带来同质化产业竞争加剧、部分行业外迁加速、市场关联风险激增等诸多挑战。我国金融机构应把握RCEP的特点与机遇,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帮助中小微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提升其深入参与区域市场竞争的能力。

货币政策发力促增长

货币政策作为需求管理最有效的工具,是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手段。多年来,我国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当前,国际环境更趋严峻复杂,国内市场消费疲软、投资不足、绿色低碳转型任重道远,经济发展面临多重挑战。针对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前期降息降准政策基础上,出台更加积极、靶向更加精准的增量货币政策,加强与财政政策的相互协调,打好政策组合拳,提高政策取向的一致性,为促进经济稳定回升和持续向好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股权制衡对企业绩效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股权结构是反映公司内部治理问题的重要突破口,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提升公司绩效。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不同企业特征下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公司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两权分离度对股权制衡影响企业绩效具有门槛效应;第二,当公司规模较小时,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在公司规模超过某一门槛值时,股权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由消极影响变为积极影响;第三,当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超过某一门槛值后,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第四,当两权分离度较低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无显著影响,超过某一门槛值时,股权制衡度对公司绩效产生负面影响。

资本积累对公共债务可持续门槛的影响研究

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包含公共债务和物质资本的三部门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基于个体最优化行为对私人和公共资本积累、财政赤字以及公共债务可持续的联动机制进行系统阐述,证明有更高资本存量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公共债务可持续门槛值。基于167个国家(或地区)(包括31个发达国家和136个发展中国家)1960~2019年的面板数据,文章采用二次型和门槛模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组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分别按投资率和加速数从低到高分组测算公共债务可持续门槛值,验证了门槛值随着资本存量的扩大而提高的结论。研究启示,公共债务可持续评估应超越简单的比率警戒线设定,应遵循公共债务筹资—资本积累—经济增长潜力提升—偿债能力提高的内在逻辑进行全面评估,研究同时提示政府遵循公共财政"黄金法则"的重要性。

发展数字经济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经济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中起到重要作用,对稳增长有重要支撑。通过数字经济领域的信用扩张,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提升数字经济产出的规模效应,为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过去四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引擎。

汇率波动对外债可持续性影响研究

汇率波动会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外债可持续性,文章通过建立一个分析汇率政策、外债偿付选择、产出变动以及投资者预期之间关系的模型,深入阐述了政府的政策选择机制、汇率波动对外债偿付能力的综合影响以及最终均衡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产出(尤其是出口部门)对汇率波动反应的灵敏程度及投资者预期在汇率波动对外债偿付能力作用机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文章基于涵盖占世界GDP总额90%左右的67个国家(或地区)时间跨度为18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比较了不同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波动对外债可持续性的影响,重点检验了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只有出口部门对汇率调整反应灵敏的经济体和具有投资者良好预期的经济体才能通过贬值提高外债偿债能力。文章结论表明,经济体在举借外债时币种安排应考虑外贸依存度、主要贸易对象以及汇率与外贸和外债的联动机制,如果贬值有助于提高偿债能力,则币种安排可与主要贸易对象重叠;反之,可尽量实现币种安排和主要贸易对象的差异化,以及为保持偿债能力尽量避免贬值。进一步结论表明,经济体应慎重选择"钉住制",积极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

普惠金融赋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明确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