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大说”——谈《后土》的创作及对“大小说”的初步思考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杂篇《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以“小说”与“大达”对举，是指那些琐屑的言谈、无关政教的小道理。后来，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小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含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在古代，小说这种文学体裁始终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在这一点上，二者仍然是接近的。然而，随着现代性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小说之前被冠以“现代”之后，这一创作体裁不但迅速登上了大雅之堂，还切切实实地发挥出了其“以干县令”的强大功能。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小说被赋予了神圣教化民众启蒙众生的职责，从梁启超到陈独秀，从胡适到鲁迅，都很重视文学特别是小说对大众的“教化”作用。

诗性的学者和学者的诗性——李新宇论

认识李新宇教授是在山东曲阜师范大学，其时我在这所大学读中文，他是中文系的副主任。新宇先生是那所大学的一个传说，他有着茂密的胡子，我们都叫他大胡子老师。后来他离开了曲阜小城，去了东北的吉林大学，不久之后又到了天津的南开大学。这期间，我们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因为这种关系，我得以有幸阅读了他的几乎所有的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的写作。

文学研究所的创办和丁玲的“左转”

央文学研究所（简称文研所）的创办是第一次文代会的产物，它的建立几乎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文协）的成立同步。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新生政权的领导人，对意识形态尤其是文学工作的重视。从1950年10月到1957年11月，文研所（后更名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简称文讲所）开办七年，先后开设四期五班，共培养了二百七十九名学员。从文研（讲）所创办培养文学新人的结果看，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家不少，但尤以文艺干部较多，其运行结果和体制的需要基本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