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

前段时间,旅德的一些浙江籍爱国侨领来使馆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他们还向我表达了今后向国内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捐款的愿望和意向。趁此机会,我也向他们介绍了外交部在扶贫方面所做的工作。1992年,外交部遵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选择云南省的金平县和麻栗坡县作为对口扶贫对象。这两个县是少数民族聚居县,以金平县为例,全县人口的86%为少数民族。境内99%以上为高山,土地资源十分贫瘠。人均年收入远低于国家贫困线标准。

《我的外交记忆》之十五 陌生的城市

经常有人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老话来形容在驻外使领馆常驻的外交官。的确,使领馆常驻人员流动性特别强。由于每个人到馆时间不同,人员轮换的时间也不一致。在一些大馆,往往会出现几乎每个月都有人到任或离任的情况。前几天,馆里又有几位同志离任,几十位馆内不同部门的同仁纷纷放下手头的工作前往送行,朝夕相处三四年,伤离别的情景屡见不鲜。

断袖之恋

最初到瑞士的时候，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同性恋”这个词在我看来还是个肮脏的词汇，它通常与吸毒、犯罪等联系在一起。记得去瑞士首都伯尔尼游览时，一个老同事告诉我，瑞士联邦议会所在地联邦宫的后面，就是同性恋者和吸毒者聚会的场所。

《我的外交记忆》之十四 招待会

使馆二楼380座的电影厅,已经座无虚席。晚到的客人只能站在两侧的过道或电影厅的最后方。大使正站在舞台上发表国庆致辞,一张巨幅的照片投影在大使背后的银幕上。照片以绚烂的天安门、华表、五星红旗等为背景,照片的正中是带有浮雕效果的四个金色大字——“祖国万岁”。国庆招待会是中国驻外使领馆每年举行的重要招待会之一,除此之外还有春节招待会、八一招待会等。当然,为了配合一些重要的活动,也不定期举办一些特殊的招待会。

《我的外交记忆》之十一 沉重的留学生

我的外交生涯中结识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是个重庆女孩,叫张炜。虽然20年过去了,往事却依旧非常清晰。记得与张炜在一起聊天,她谈的最多的是关于她和她的先生如何结识的过程。他的先生罗兰是我的好朋友,当时是苏黎世大学东亚所的助教,是位很儒雅的瑞士男孩。罗兰曾在我的母校南京大学留过学,我们很有些共同语言。他是欧洲汉学界的后起之秀,记得他的研究领域是《儒林外史》。

前方

在外常驻的外交官们习惯把国内和外交部称作＂后方＂或＂家里＂,那么驻外使领馆自然就是＂前方＂了。 所谓的＂前方＂和＂后方＂,并非仅仅是指地理概念,它们更多地具有外交这个职业的特殊含义。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成立伊始,就将外交官定位为＂文装解放军＂。

高访

我们干外交这行的，通常把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亲自出面进行的外交活动称为“首脑外交”，这也是外交的最高层次。而说到中国，我们习惯把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个层面的领导人的出访，称之为“高访”。高访一般指双边外交。

老屋

1992年的盛夏，我第一次被外派工作，来到了中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在总领馆阁楼上蜗居了几日之后，我搬到距总领馆不远的Waffenplatz大街68号的一间老屋，正式开始了在苏黎世断断续续长达七年的旅居生活。

《我的外交记忆》之九 友人

早在刚刚进入外交圈的时候，前辈们就反复叮瞩，做好外交深交朋友；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应该在这两条之上，再增加一条。一就是善交朋友；

领事官

我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护照，在一般人眼里我是外交官，但严格地说，我在总领馆工作，就不能算是外交官，只能说是领事官。

致青春

外交官的工作是枯燥、紧张的，但不管怎样“压”力山大，年轻外交官的青春活力也是压抑不住的，总要寻找机会宣泄和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