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中心性”区域安全实践评析

东盟长期以来对地区安全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区域安全实践中也有所成就。在地区与世界局势呈现复杂化和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东盟认清地区与国际形势并紧扣东盟共同体建设,逐渐确立了“中心性”区域安全实践路径,希望维护与巩固其“中心性”地位,并在这一过程中维护好地区安全与和平。“中心性”区域安全实践在路径上有延续和传承,但也有明显的路径转向,促使东盟开启了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新征程,推动了“东盟规范”的与时俱进与“东盟机制”朝向务实性合作、以任务为导向的方向发展,拉开了在地区安全治理中建立以规则为基础和更为有效的地区安全秩序的进程。诚然,东盟通过“中心性”区域安全实践,增强了其在应对地区与国际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的韧性与适应性,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其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的有效性,但却在内部面临着平衡处理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压力,在外部遭致大国竞争日益激烈所带来的挑战,更需要寻找在东盟框架下平衡中美等大国关系的政策选项。

奥库斯与东盟“中心性”在区域安全治理中的角色

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宣布成立涵盖印太地区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协定”(AUKUS,奥库斯),许多国家对该协定的形成反应不一。该协定旨在发展三国在核动力防御方面的合作。也有分析认为,奥库斯的目的是通过为澳大利亚配备核动力潜艇在地区遏制中国。东盟国家对奥库斯的不同意见表明了东盟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利益分歧。鉴于此,有专家认为,奥库斯正日益削弱东盟,使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难以保持团结和“中心性地位”。本文认为,东盟以其团结和中心地位,始终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守护者,将永远是大国不可忽视的区域安全治理的“主力军”。本文将回顾东盟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方面的角色,评估其重要性。正如《曼谷宣言》所指出的,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最终将为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和国家提供繁荣。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将探讨东盟如何应对当前的挑战及探讨东盟“中心性”地位在区域安全治理中的有效性。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兴衰变迁的地缘环境探析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历经数朝,其间兴衰鲜明,沿线地缘形势与安全保障也有明显变化。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兴盛期,沿线安全得到充分保障,这主要依赖开放、互惠互利的区域性经贸往来关系,依仗沿线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动及其中包含的积极开放、合作有为的政治安全理念,乃至依托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性与双边性政治安全秩序的建立;反之,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衰微和最终被取代的进程中,沿线地缘保障也呈现中落态势。鉴于此,本文认为,经济开放与互惠互利、政治安全合作理念及以此形成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今中国与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最需传承的历史经验与精神遗产。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

新兴国家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的贡献和不足

新兴国家在“海洋世纪”的影响下,海洋意识日渐浓厚,并逐渐成长为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的重要角色。在参与全球海洋安全治理中,新兴国家相比传统海洋国家,对制度有着明显的偏好,在积极进行制度设计、分享与扩散的同时,还在实践中注重海洋治理制度设计、海上力量发展与海洋外交的平衡、同步开展。然而,新兴国家在全球海洋安全治理实践依旧面临传统海洋安全治理体系的影响,进而还不能满足地区与全球层面海洋安全治理的需要。

菲华社会对“中菲对立”主流叙事的话语反制与舆论引导:以“南海仲裁案”前后为中心

中菲南海争端不仅直接冲击了菲华社会,也将其推向了紧张、对立的社会舆论之中。面对"中菲对立"主流话语的压制,菲华社会以华人报纸为依托,在"话语"和"行动"两大面向的舆论引导中逐渐超越主流叙事。通过构建"中菲对话"的话语体系,进行话语牵引,菲华社会在中菲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实现了对主流话语的纠偏;同时,在"中菲共赢"的实践指向下,菲华社会以密切的经贸和人文往来实现了主流话语的转向。"主题再造"的舆论引导是菲华社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改善自身处境、推动中菲关系发展所探索的新路径,对中国南海主张国际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马来西亚“两线制”轮替及其对中马合作的影响

马来西亚的“两线制”在形式上类似于两党制,而多个政党组合成为执政联盟或反对党联盟则是“两线制”与两党制的最大区别。在2018年大选中马来西亚首次出现了“两线制”轮替——“希盟”取代“国阵”成为执政联盟。“两线制”轮替的内在矛盾,对中马关系有着复杂的影响,中马在经济等领域的合作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短期内的震荡应实所难免,但从长远来看难以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不影响中马合作的长远利益及以中马合作满足“希盟”国内执政的需要;而如何规避他国“变天”对中资企业及中国与该国合作带来的不利影响,仍然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落实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中国与东盟的2018 新加坡掌舵东盟

新加坡作为2018东盟主席国,向来自诩为中国与东盟关系间的＂忠实可靠的中间人＂（honest broker）,然而实际上中新关系同时却有着难以言明的微妙性。2017年11月14日,东盟第31届峰会在马尼拉举行。此次峰会闭幕式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手中,接过了象征轮值主席国地位的木槌。

印尼对华外交政策评析——不对等关系下如何争取国家利益

本文旨在研究改革时期印尼对华外交政策的走向。众所周知,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印尼-中国关系由于受到各自国内政治的影响,一直处在跌宕起伏状态。不过,令人鼓舞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两国的合作进一步增强,尤其是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在合作中,双方面临的唯一问题就是在双方争取各自国家利益的博弈中,彼此实力的不对等影响了双方的谈判地位。与印尼相比,中国是一个国家实力更强大的国家,在争取国家利益的时候显得更加容易。为了平衡这一点,印尼可以在发展对华关系时利用"中等强国"定位这一战略工具。"中等强国"的定位是基于一些标准的,例如要拥有一定的实力,作为外交理念和实践的倡导者,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能够实现区域的和平与稳定。最后,本文既希望在印尼对外政策研究方面产生一些影响,又希望在对华实力不对等的客观前提下,印尼在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博弈中能获得更高的谈判地位。

地区视野下“印太”的内涵及其价值评析

"印太"是一个流行却极富争议的词汇。然而,"印太"地区实际上作为一个整体崛起于亚洲边缘却已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在经济、政治与安全领域具有显著的客观地缘属性,因而其超越了美国、印度等国的"印太"战略或构想。作为一个战略影响力覆盖西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印太"地区国家;中国是"印太"地区客观上形成崛起态势的重要因素,因此不应也难以被排除在"印太"地区多边框架之外。不仅如此,中国还可在"印太"地区一体化发展进程中扮演关键推动者的角色。

规避疏离: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地缘经济战略

特朗普政府已经提出了"印太战略",并与日本等国有意积极推动这一战略的落实。但是,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性"依旧明显。在特朗普任职一年多的时间里,这一区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而美国"忽视"东南亚及由此留下的空白给中国在这一地区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遇。鉴于此,文章提出,特朗普政府应重新积极参与和重视东南亚地区的事务,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加强大的安全合作伙伴网络以应对海上安全、恐怖主义等安全挑战的同时,依据"美国优先"拟定和明确美国在地区的战略利益及实现这些利益的地缘经济战略路径和举措。而建立双边贸易与投资协议、增加面向东南亚国家安全合作项目、有效利用东南亚地区的多边框架与发挥盟友的作用,则是其中能够使特朗普东南亚战略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

“不确定”时代国际安全的“确定性”重塑

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对于国家而言,实现国家安全是其首要的考虑。不过,在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对安全的“确定性”诉求通常面临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其一,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缺乏一个超越国家的权威,也即体系的“不确定性”;其二,在确定自己权力、意图的情形下,却难以准确判断“他者”的权力大小、动机与意图,这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

印尼政治与宗教因素的“不解之缘”

激进宗教思想和保守主义政治思潮持续在印尼政坛发酵,选举党派之争的背后,是民主政治与世俗政治在发展时,需要面对宗教思想所带来的巨大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