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问题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颁布实施将刑事诉讼统一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体系当中,需要认真研究刑事诉讼中如何适用《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核心规则“告知-同意”规则在刑事诉讼中基本失效,同意规则无须适用,告知规则设置了宽泛的例外,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应当明确例外的界限与适用情形。对于个人信息保存时限、委托处理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则、自动化决策和敏感个人信息的处理,刑事诉讼中都应当进一步予以细化规定。个人信息权益在刑事诉讼中呈减损状态,但不应被彻底剥夺,应当着力强化刑事执法、司法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的若干支撑配套制度,包括将规制场景由技术侦查扩展至更为广阔的信息收集实践,强化事先数据合规制度建设,增设检察机关作为刑事司法系统中投诉处理的负责机构等。

邓小平同志刑事法律思想研究

邓小平理论中所蕴涵的刑法思想,为我们完善刑事法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邓小平同志关于刑事立法的思想、刑事政策思想、关于打击经济犯罪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完善社会主义刑事法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继续系统、全面而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刑法问题的论述,对于总结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从工具法到保障法:刑事诉讼法的功能转型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和历次修改都是统一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应当从历史发展中寻找修改的方向。刑事诉讼法曾经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刀把子”和打击犯罪的工具,程序规则的构建也以专门机关办案为中心,个体行使权利的空间十分有限。以“尊重和保障人权”入法为标志,刑事诉讼法的功能发生转型,日益成为权利保障法。但迄今为止,这种转型尚未完成,刑事诉讼法中仍遗留不少以“刀把子”思维为底层逻辑的制度。在本轮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应当依据权利保障法的定位对这样的制度进行识别并加以改革。

单位犯罪成立条款的立法修正——以单位刑事责任理论为分析工具

有关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的修改和完善,应以组织体责任论作为单位承担刑事责任根据的学理基础。在将单位与自然人刑事责任追究分别予以考量的前提下,必须厘清单位刑事责任与单位中自然人刑事责任的关系。相较于“平行方式”“总分方式”“剩余方式”,“连带方式”重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特征,在定罪时形成必要兼顾,在量刑时形成彼此关照,因而在法理论证上更易形成说服力,在司法实践中也更具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探讨完善单位犯罪成立条件的具体路径:应借鉴《民法典》《公司法》等法律优化单位犯罪主体范围;从违反对外义务和对内义务理解单位犯罪的行为类型属于真正的不作为犯;单位不像自然人那般具备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无法在单位犯罪中完全贯彻罪责主义或者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事前合规”可从违反义务的角度以积极条件的方式加以规定,而“事后合规”则不应在定罪阶段予以考虑,应在量刑阶段作为减免单位责任的事由。

《刑事诉讼法》中鉴定制度修改完善若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问题,已成为刑诉法修改的热议之点。刑诉法修改中涉及司法鉴定的主要问题,有鉴定模式的选择、鉴定制度在刑诉法中的科学定位、鉴定人的法律地位与法律责任、"鉴定结论"的修改、精神病鉴定等等。

《刑法》第328条中“古文化遗址”的司法认定

为进一步做深做实应用法学研究,找准司法实践中的真问题,提出解决对策,《中国应用法学》在原有的“法答网问题精粹”专栏基础上,自2024年第2期起开设“法答网问题研究”专栏。针对“法答网问题精粹”专栏精选的疑难问题,邀约广大应用法学研究工作者研究探讨,以期为审判工作现代化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本期特此邀请5位名家对其中5项疑难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现予推送,以飨读者。

超越知识中心主义:研究性教学的反思

纵观人类教育历史的发展进程,研究性教学的诞生源远流长,是东西方社会早已存在的一种教学与学习形态。若追溯至“前大学”时代,孔子的因材施教与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可谓研究性教学之滥觞,从中能窥见其雏形一二。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结构升级和社会形态的转变,中国开始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应试教育无法满足知识社会对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需求,反思并再造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成为必然。

认罪认罚具结活动中的法官参与

我国学界关于域外控辩协商制度中的法官角色存在认识误区,即便在美国,法官也并非不参与控辩双方的协商。在我国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起主导作用,控辩不平等的问题较为突出,被动、置后的法官角色难以确保认罪认罚案件的客观公正性,最终导致错误认罪与错误认罚现象发生。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实践中盛行的“法检沟通”,不宜持全盘否定态度,而应全面分析其现实合理性及潜在风险;未来有必要总结实践经验,在充实程序保障机制的前提下探索法官有限参与认罪认罚案件具结活动。

刑法中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之司法审查

以假想防卫、假想避险等情形为其内容的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是刑法总则犯罪论中的“经典问题”。为良好地解答这道有挑战性的难题,应当明了与该论题有关的各种意见的相应理论背景,以及其所对应的各种犯罪论构造。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与容许错误不同,前者是对本体性的具体案情发生了认识错误,而后者是对规范性的刑法条文本身产生了理解偏差。尽管在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问题上产生了严格罪责论、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论、排除故意不法的限制罪责论和法律效果援用之限制罪责论四种不同意见,但是,以足够的信心分别权衡这各种意见的相应论据,可以在这四种方案中做出理性的选择,从而很好地回答容许的案情认识错误的问题。

破产程序中刑事退赔的适用顺位:反思、原理及重构

关于刑事退赔在破产程序中的适用顺位问题,理论界过于强调“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进”理念的普适性,却没有结合刑事退赔的具体内涵,提出能够贯通刑法与民法原理的应对方案.根据任何人不得从违法行为中获利原则,刑事被害人、民事被侵权人与不当得利中受损失的人应当处于同一顺位,在破产程序中相对优先受偿.被害人过错不影响涉众型经济犯罪参与人通过刑事退赔相对优先受偿,但其只享有有限的赔偿损失请求权.«刑法»第64条又规定了与被害人有关的涉案财产处置措施,旨在恢复合法财产秩序与对被害人损失予以救济.据此,将刑事退赔细分为退还措施和赔偿措施,并与返还财产相区分,可以在现行实体法框架内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元宇宙中身份型虚拟数字人的风险及其刑法规制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元宇宙应用也不断深化。身份型虚拟数字人作为元宇宙中的核心交互载体,虽然能够在元宇宙应用场景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以其为对象或将其作为工具所引发的风险也陆续出现。身份型虚拟数字人并非传统的财产权客体,也非权利主体,而是兼具数据属性和人格属性的人格物,其不仅关涉人的人身安全、隐私利益、名誉甚至性方面的个人法益,甚至还关系到社会管理秩序、国家安全等超个人法益。考虑到元宇宙中数字行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进行刑法规制时,一方面,需要积极改变行为规制思路,转向框架规制路径,提高风险规制能力,实现事前的风险预防,坚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另一方面,刑法介入需要以存在元宇宙与现实世界法益交汇点为前提,处罚真实的法益侵害行为。

金融安全的刑事法律保护:挑战与变革

面对数字时代的新兴互联网金融犯罪,我国现行金融刑法体系逐渐显露出立法规制与司法适用上的双重困境。前者表现为金融刑法与前置法规范关系的不尽合理以及刑罚结构的不尽科学;后者表现为金融犯罪构成要件的理解偏差以及金融监管与金融司法的各自分立。因而金融安全刑事法律保护体系的完善,在理念层面,既要实现宏观价值目标从“维护金融管理秩序”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跃迁,又要做到微观法益内涵从“保护参与者财产利益”到“保障信用信息机制”的转变;在制度层面,既要适度调整金融刑事法网,又要应势完善金融犯罪责任结构;在机制层面,既要灵活运用司法建议和案例指导制度,又要构建行政优先原则与刑事先理例外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至于立法完善的路径,则应坚守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遵循先修正案再法典化的两阶进路展开。

刑事政策在刑法有权解释中的功能

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司法领域的指导作用十分突出,在刑法有权解释方面亦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立法解释是刑事政策得以表达和实现的工具;如何表达刑事政策,如何处理好刑事政策与刑法规定的关系,则是刑法立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所必须予以考虑的关键问题。刑法司法解释是刑事司法活动的重要内容,从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体制看主要包括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和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在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中,刑事政策的贯彻是自觉的,从一定意义上说,最高司法机关本身就是制定刑事政策的主体之一,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行使机关,它必然要通过各种司法手段来体现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在个别性刑法司法解释中,法官解释法律往往自发地与刑事政策相适应。

庭前会议制度之功能“缺省”与“溢出”—以审判为中心的考察

在审判为中心的视角下审视我国的庭前会议制度,则会发现两个方向上的问题:一方面是立法对庭前会议功能设定不到位,导致一些重大的程序性问题不能在庭前会议中做出实质性处理,影响庭前会议功能的充分发挥,即功能"缺省";另一方面,在庭前会议中即讨论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密切相关的实体性问题,庭前会议超越了自身应有的功能定位,属功能"溢出"。针对前一问题,可以考虑通过修改司法解释,给程序性问题的实质性处理留出空间,并赋予其对后续审判程序的约束力。对于后一问题,实践中应区分主要争点与附带争点,庭前会议中可以讨论解决的仅限于附带争点。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标准

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运用中,"非法证据"的界定是当然前提。非法证据并非是任一证据合法性要件欠缺的广义非法证据,而专指取证主体通过严重非法的手段或者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所获取的证据材料。我国刑事非法证据包括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实物证据两类,两类非法证据在实际判断中虽存在差异,但都应围绕取证手段的非法性展开,分别考察取证手段是否违反法律规定以及违法的严重程度,以准确界定刑事非法证据的范围。

中国刑事诉讼法40年的回顾与展望

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三次修改,是中国法治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缩影,推动了刑事诉讼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与正当化。40年来,刑事诉讼立法成就斐然,进步巨大,但仍存在不足之处。目前的法典条文数量仍然偏少,规定粗陋。从诉讼结构来看,尚未真正形成法院、控方、辩方的形态,法院的中立裁判者地位未获确认,未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理念,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的追诉权流于行政化运行,辩方的诉讼地位未得到充分尊重,律师进行有效辩护面临障碍。展望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大幅扩充条文、完善内容,基于控诉、辩护、审判的诉讼构造建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体现控辩平等,彰显法院作为裁判主体的中立性与公正性,为公正审判提供充足的立法供给。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与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符合国情。世界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判断标准。

论法益衡量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

对于法益衡量的讨论更多聚集于法律操作层面,将其视为一种具体的法律适用方法。刑事司法中的法益衡量具体体现在刑事审判和刑事和解之中,无论是刑事和解还是刑事审判,都与法益衡量息息相关。

刑事司法体制改革语境下司法鉴定法律制度的完善

司法鉴定制度历来是诉讼程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值此《决定》施行五周年之际，笔者试从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角度，谈谈司法鉴定法律制度完善的有关问题。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的单位犯罪附随后果问题

公司、企业犯罪的附随后果,会对公司、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经营资格形成不同程度的限制,其效果与针对自然人犯罪的从业禁止制度类似,严厉程度甚于对单位犯罪适用刑罚的罚金。虽然公司、企业犯罪的附随后果由行政手段实现,但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应当结合刑法学、行政法学以及宪法学知识予以研究。在司法实践中,应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目标——“保企业”角度出发,在对合规企业作出合规不起诉决定后,可以建议行政机关不再适用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行政处罚;对被定罪的公司、企业,在其合规整改后,行政主管机关可对其不适用限制、剥夺经营资格的行政处罚或保安处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