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道交涉的歷史劇目——淺談僧肇、鳩摩羅什《老子》注

本文指出托名僧肇和鳩摩羅什的《老子》注大概成書於晚唐時期。其中,署名僧肇的《老子》注大約成書於九世紀中後期,編1時多引唐代公認的僧肇作品(其中不乏僞作),找出涉及《老子》原文的内容,副翼於原文,作爲注釋。署名鳩摩羅什的《老子》注比僧肇注略早,是唐代重玄學風氣之下的作品。

芻議觀念史視角下的道教研究——基於程樂松教授《身體、不死與神秘主義》的探討

觀念史的研究方法對於當前中國學術界的宗教研究具有重要的啓發意義,本文以程樂松教授的新著《身體、不死與神秘主義——道教信仰的觀念史視角》爲範本,探討用觀念史的視角研究中國道教的既有成果,並以此爲基礎,探討了將觀念史引入宗教研究的重要意義、觀念史研究方法具體操作時應該注意的問題,以及觀念史研究方法可能存在的局限性。

米哈拉布的建筑艺术与形制

米哈拉布从建筑材料、图案、纹样、色彩,都极具艺术观赏价值,在广大穆斯林心中,更是指引了礼拜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宗教意涵。除了“倒座观音”,中国寺庙一般都是“坐北朝南”。不过在中国宗教大家庭中,还有一类宗教活动场所的大殿自古以来就是坐西朝东的,那就是清真寺。清真寺,阿拉伯语的音译是“麦斯吉德”,就是礼拜的场所。

高仁峒年譜簡編及相關考證

高仁峒道長,早年在山東出家,遊歷東北、華北、川楚等地,後住持北京白雲觀數十年,晚年還曾前往上海白雲觀,是近代北京道教史、山東道教史、上海道教史上有影響力的人物。高仁峒工於詩畫,閲歷豐富,内丹修煉、三壇傳戒、宫觀事務管理、禮部請藏,對於我們瞭解晚清道教史大有裨益。高仁峒曾經野外隱居、扶乩問卜,乃至於一度自殺未遂(道士自殺現象在近代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對其生平經歷的研究,對於我們研究晚清道士生活史多有幫助。高仁峒在晚清與内廷太監、慈禧太后關係密切,消息靈通,許多王公貴胄都交接於他,俄國、日本使節亦對他多有矚目。晚清'后黨'多與高仁峒關係密切,這招致'帝黨'中人物的許多非議,社會上對高仁峒的謡言頗多,甚至還被寫入《孽海花》等暢銷小説之中。'帝黨'中梁啓超等人對佛教頗有好感,而對道教多有惡評,這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近現代學術對道教的態度,高仁峒或許要爲這一'偶然'事件承擔一定責任。我們深入高仁峒生平事跡之後,應該正確評價高仁峒的歷史地位,亦應對近代學術界對道教態度進行反思。

全真道派輩字譜發隱

元代全真道通行的教團身份識别,主要是通過建立全真道宫觀網絡的辦法,首先明確隸屬於某祖師高道法派之下的宫觀廟庵,居住其内的道士即被編織入全真道該道派譜系之中;這種做法必須有官方支持的全真道道官制度爲基礎,否則難以爲繼,這是元代特有的現象。元代全真道並無派輩詩流傳,而是採取教團内成員名字中均帶某一特定字(如'道')的身份認同構建方式,但此種做法廣爲人知後,很難防止各種'邪教'的混入。明初以來嚴厲打擊民間教門,此種做法亦隨之式微。加之明代全真道未有元代的官方尊崇地位,部分全真道士有正一化傾向(習正一法門、結婚等),明代中前期全真道教團,往往傳承不明晰,進入低潮。明代中葉以後庶民可以建立家廟祠堂、祭祀始祖,從而出現'祠堂遍天下',佛教禪宗、全真道都開始採取利用依輩分高低按照派輩詩取名的做法,這樣既尊卑有序,派輩詩又往往秘而不宣,外人較難摹仿,容易彰顯教派身份特徵,具有很多優勢。派輩詩在道教中的應運,全真道早於正一道,可以説派輩詩的'創造',各派系開枝散葉,使得全真道在明中後期到清初開始進入復蘇和活躍期。清初王常月及其後學,逐步確立的龍門律宗,使用同一套派輩詩,既傳承全真龍門派,又傳承律師,將派輩詩譜系傳承與傳戒、方丈選任有機地結合起來。乾隆年間,清廷取消了度牒制度,爲方便在掛單等活動中甄别道士傳承派輩,清代中後期道教各十方叢林又開始彙編各主要道派的派輩詩,形成諸真宗派總譜。諸派輩詩的彙編,經過了一個歷史過程,達到上百首的規模則是在晚清民國時期。從派輩詩彙編的歷史過程來看,全真道的派别譜系數量是不斷衍化增長的。綜上所述,自派輩詩在全真道誕生之日起,不斷發展完善,對明清以來全真道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