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中国中心观”主导下的清史研究反思

本文立足于批判性反思的立场,以社会史为中心,从人口、性别、经济、政治与对外关系等方面,追溯了19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18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发现之旅”,进而分析了这一以“中国中心观”理论为主导的研究趋势内在的逻辑困境,认为这类研究,尽管绝大多数都是就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所做的专题探讨,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一种“总体性思维”,采用的是一种愈益宽泛的现代性定义,因而最终走上了一条“泛近代化”的道路”。这类研究,又无不以反西方中心论为旨趣,却因其针锋相对的逻辑,一方面难免滑向“中国中心主义”的老路,另一方面又为西方中心论的延续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故而属于一种典型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欧洲中心意识”。就国内学者而言,这样一种力求在中国本土寻找现代性的努力,使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中国学理论,结果在冲击以往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同时,又逐渐走上了一条新教条主义的道路。

纂修大型清史传承中华文明

中国历史上近600年来曾四次修史。第一次是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打下大都(元都城),立即下令为元朝修史;第二次是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入关后不久,就下令收集整理档案文献为明朝修史,历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时修成明史;第三次是民国三年(1914年),北洋政府成立清史馆,14年修成《清史稿》。现在是第四次国家修史,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为清代修史。与以往相比,这次修史具有本质不同的意义。

中国首次清史讨论会学术综述

清史首次全国学术讨论会,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三日在北戴河举行。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南开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共同筹备的。到会的代表共一百二十多人,提供论文七十篇。清史在我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清朝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的封建王朝。在清代前期康雍乾三朝的一百多年间,清朝统治者同各种分裂割据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

《满洲实录》中清太祖朝史事四则考论——兼论满汉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运用

学界对于《满洲实录》的研究,多从编纂及版本等方面入手,深入文本对史事进行考辨的文章较少,利用满文与汉文对读并结合其它原始文献进行校勘的研究则更少。笔者在吸收前辈学者经验的基础上,以《满洲实录》满、汉文对读为主,参以他种档案史料,对满汉文记载龃龉的清太祖朝史事四则进行了初步的考证,以期有助于学界对相关领域的研究。

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办校兴学历史经验研究

1949—1956年是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奠基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走在时代前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本文勾勒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历程,总结其办校兴学的历史经验,并评析其高教理念,以薪火相传,继往开来,有裨于新时期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词臣久任:清中期中枢权力格局特点探析(1735-1861)

清代康雍乾时期,由于学习汉文化的需要,几代皇帝非常重视对具有文学艺术才能之词臣的选拔,由此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词臣群体。这些词臣和皇帝关系密切,跻身高层,并成为中枢决策机构中一种持续稳定的政治力量,甚至领衔中枢,对清朝军政要务的决策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清代中后期中枢政治格局的一大特点。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为考察中心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四方文明竞逐、多元文化碰撞融会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清乾隆时期统一新疆以后,一批批拥有独特技艺的南疆回人,包括金银匠、玉匠、画匠、编织匠、乐舞艺人、求雨祈晴人等陆续由南疆被选送至京城。清朝对包括南疆回人在内的各民族工匠、艺人的招纳和重用,塑造了清代宫廷文化的多民族属性,是有清一代物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缩影。他们做成的器物和参与的各类宫廷活动,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一部全新的中国思想史——杨念群教授专访

以往的思想史可能就是以精英为中心,张弘(以下简称张):杨教授好!从您的学术研究来看,此前一直以明清史、近代史为主,这次出版的新书《问道:一部全新的中国史》(以下简称《问道》)却是一部贯通中国3700年历史的思想史著作,您为什么会写这样一本书?杨念群(以下简称杨):我这本思想史著作实际上很简约,大约23万字。我原来是做清史研究的,但是我发现,很多的清史问题,往往牵扯到方方面面,它不只是一个清代的问题,其实也涉及从古到今许多思想史的问题。我们要想看清,首先是要把时段拉长。

“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对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旗民界限”视角的反思

“旗民界限”视角在清代满汉关系研究中备受重视,但学界对于“旗民界限”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议。在“不分满汉,但问旗民”这一话语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惯于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旗民界限”。然而,大量研究表明“旗民界限”的性质不是“二元对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二元合一”的。在辨析各种观点基础上,笔者提出反思“旗民界限”视角的若干进路,以飨学界同仁。

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人类适应问题,是当前全球变化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近年来,在利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研究中国历史时期(特别是过去2000年时段)气候变化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机理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本文将其归纳为3个方面:理论上,构建了基于粮食安全的气候影响传递过程分析框架;方法上,实现了服务于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基于语义差异的历史社会经济序列定量重建;科学认识上,总结出"冷抑暖扬"而又福祸相依的宏观韵律。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近四十年中国古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四十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国古代史研究也经历了学科的重建、论域的扩展、方法的更新、议题的转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和日渐扩大的社会影响。近四十年来的古代史研究以断代史的形式展开,几乎在每一个知识点上都获得了新的认识,但这些进展似乎又未形成新的整体性认识,甚至给人以“碎片化”的印象。站在历史新的节点上,如何评估近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总成绩,成为研究者必须直面的问题。有鉴于此,本刊编辑部协同相关单位于2018年底举办“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代史断代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学术研讨会,邀请亲历古代史研究四十年发展的代表性学者,对这一段学术史进行回顾与总结、反思与展望,以期助力古史研究的“再出发”。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即是此次专题研讨会的部分成果。

现代国家理念与地方性实践交互影响下的医疗行为——中国红十字会起源的双重历史渊源

本文重新考察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过程 ,指出这个过程实际上包含着思想史和社会史两条不同的线索 ,也就是话语和实践的脉络。以往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实践脉络进行认真分析 ,从而掩盖了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的真正途径。本文认为 ,红十字会之所以能够与中国慈善传统相结合 ,主要是通过当时重要的救荒机制即义赈来实现的 。

清中晚期至民国时期江西万载的土客冲突与国家应对

清代至民国时期,赣西北万载县的移民与土著发生激烈而全面的冲突。双方经历持久的抗衡之后,终于渐入艰难的融合。在此动态过程中,土著与移民的内在动力固然重要,但国家的努力也不容忽视。来自万载县的个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透视一个移民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及其变迁。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

一种社会思潮或观念的形成研究 ,只有和其主题词汇的流行与传播程度结合起来考察 ,才能更有说服力。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中华民族从“自在”发展到“自觉”形态 ,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本文着重考察了清末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基本形成 ,也即其主题词的出现、传播、内涵演变的有关历史 ,重在揭示立宪运动特别是辛亥革命与这一观念发展的历史联系 ,并彰显了有关人物的思想“贡献”。

清代中后期云南山区农业生态探析

清代中后期,玉米、马铃薯等高产农作物在云南山区、半山区广泛种植,促进了清代云南的山区开发及民族经济的发展。但云南生态环境随之发生了重大变迁,半山区、山区的植被因之减少,地表土壤的附着力和凝聚力大大降低,出现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田亩荒废,自然灾害频繁,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其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和借鉴。

清代中缅宗藩关系述论

清代中缅两国的宗藩关系,是在长期的隔膜之后,经过战争与冲突方才建立,最终又在一个共同的敌人,即英国殖民者的压迫下而中断。双方在存续近百年的宗藩关系中,不仅有着诸多友好往来的记录,而且亦有互相影响,以及各自为民族振兴、自立图存所做的探索。然而,历史已经证明封建传统的宗藩关系,既不能够“以藩屏周”,抵挡住西力大潮的冲击;亦不能够“以大字小”,保护住周边属国不被殖民主义列强所吞并。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

环境史学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晚期 ,在中国也许起步更早些 ,但其受到国内史学从业者兴趣日增的关注 ,则是近年来的事 :一方面是缘于西方环境史学发展的促动 ,一方面是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等现实因素的推动。但环境史究竟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还是一种新的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视角或方法 ,或者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和新的通史观念 ,国内外环境史研究者均未形成共识。这组“笔谈”的发表 ,无疑将有助于人们深化对这一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的认识。“笔谈”的作者包括老中青三代史学从业者 ,虽来自不同的史学领域 ,但都较早涉足环境史研究 :或早在 1973年就开始涉足沙漠研究 ,并多次深入我国北方沙漠地区进行实地考察 ,提出了著名的“沙漠化二重性”论断 ;或长期致力于美国环境史著作的译介 ;或率先在国内高校历史系开设《环境史研究导论》课程 ,培养环境史研究新人 ;或较早运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理论 ,系统地对自然灾害与民国乡村社会变迁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 ,从而拓宽了乡村社会史畛域。因此 ,这组“笔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国内环境史研究者对于环境史的思想认识及其所达到的水平。“笔谈”的组织 ,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梅雪芹副教授的热情支持和全力协助 ,本刊谨此致谢。

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初探--以水利工程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是历史以来中央集权统治在云南最为深入的时期,也是云南边疆内地化及其导致的民族社会变迁最剧烈的时期,各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随山区、半山区的深入开发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生态灾难在不同层面上纷纷呈现。各民族地区水利工程兴修及疏浚中呈现的程度严重的泥沙淤塞现象,反映了灾难的一个侧面,表现了云南内地化过程中人为因素导致的山地水土流失的严重后果,是清代云南内地化后果的一个缩影。

旅莫支部归国干部与大革命期间中共组织制度的改造

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共的建党原则在中共二大就已确立,但真正落实,则是在大革命期间旅莫支部归国干部成为党内中心力量以后。这些人以自身经验推动中共中央集权制改造,实现了党中央直接任命地方党部干部,并使之成为惯例。改造的主要内容是党以"铁的纪律"管党、地方服从中央、各级党部严格会议制度,其目的是使全党成为组织严密的整体。中央集权制改变了中共党组织的涣散状态,使其实现了在组织上的建党。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综述

本文首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圩田研究的历程,介绍了圩田的起源、分布、分类、发展特点、修筑管理、作用评价等内容的研究状况;接着指出这些研究多从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的角度入手,主要采用多学科交叉、个案、地图与表格的方法;最后对圩田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学术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