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与融通: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外电视艺术比较——访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教授

本文系“电视艺术理论名家系列访谈”之十四。苗棣教授以“中外电视艺术比较”作为主要研究范畴,着重考察了全球化视野中中外电视在生产体制、交换机制、类型化、模式化生产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性;深入阐发了合理运用这些差异性,取长补短,保障中国电视本土化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

对华语语言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访谈录

2011年6月24日，在北京山水宾馆，笔者崔乐就华语语言生活的研究问题采访了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本文为访谈记录整理。为便于阅读，访谈录中适当增加了文献指引。

“十七年”时期东北话剧的制度型构、文化生产与历史价值

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黑、吉、辽三省得益于历史的积淀和社会现实,建构形成了一整套与工业基地物质生产体制匹配的话剧生产与传播制度,并取得堪称辉煌的历史成就,是“十七年”话剧领域的重要流派和生力军之一。尽管诸多当代话剧史和文学史著述都对东北话剧有关注和评价,但总体上的认识和评述还可以再深化和拓展,以展示其历史价值和风貌。

情境、角色与媒介:对《人生》两版本中集市与文化馆场景的分析

路遥的小说《人生》和由其编剧的同名电影中,均出现了富于文化意味的集市和文化馆场景,它们在艺术作品中呈现了社会转型期的城乡文化景观,也具有某种叙事潜能。借助对小说《人生》和电影《人生》的解读,研究者可以透视这两个场景的叙事功能,并在欧文.戈夫曼的传播理论基础上对其文化意味进行比较和阐释。

南宋书院文学创作中的“怡情”指向

"怡情"是南宋书院文学创作的重要指向之一。较之于那些书院之外骚人墨客,这种"怡情"的创作指向在体裁的选择、创作及批评实践的特征、"怡情"的意义等三个方面均有着自身的独特之处。通过探讨这些显著特征,不仅可以认识和了解南宋书院中人的多重角色,更有利于全面认识和分析南宋书院的创作观。

新媒体语境中的大话文艺对当代文化的颠覆和重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介的迅速发展给当代文学带来了新的景象。本文试图以盛行一时的大话文艺作为阐释对象和意象表征,不仅对文学外部环境的生存变化进行研究,也意图探讨文学内部的创作方式和生产机制,在更深层次中把握当代文化在颠覆和重构的内在秩序中新的发展路径。

文学与传媒艺术

本文对文学与传媒艺术的关系提出全面的、建构性的观点:不同意德里达和米勒等人的"文学终结论",也不主张恪守文学的原有疆界。德里达和米勒"文学终结论"的依据是印刷时代让位于电信时代,本文认为印刷文化只是文学的媒体之一种,文学并不会因为印刷文化退居其次而消亡。文学可以推溯到文字产生之前的口头谣谚,也可以延展到后印刷文化的任何时代。文学是无法终结的。电子传媒可以产生更多的文学样式,可以改变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关系,也可以使文学得到更为直观的表演。传媒时代自有传媒时代的文学形态。文学的属性在于语言美感和内在视像,同时,以文学运思为其连结纽带。传媒艺术不仅是图像呈现,而且要有内在意蕴,无论是叙事性的讲述,还是抒情性的画面,都需要用文学性的运思来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文学和传媒艺术的深度融合,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时代需要。

全媒体时代下影视流行文化之发展演变

全媒体是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借助新技术和新媒介,结合以互联网为主体的交互技术和数字技术,以及传统媒介优势,实现更有效的信息传播的特定媒体形态。在全媒体时代,各种媒体日益融合互通,促使中国电影电视艺术表现形态、运营模式方面发生了变化,不仅给影视流行文化的发展、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同时也在文化价值取向上带来了一些问题。

民族国家的想象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论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中的乡土叙事

在近代中国由"乡土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中,文学特别是乡土文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历史语境和时代精神的变化,从五四到抗日战争,乡土文学的叙事主题经历了一个由"启蒙"到"救亡"的变化。五四时期的乡土叙事,不仅是对农民自身的启蒙,也是对在"乡土中国"之上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召唤。而抗战文学正是通过对"救亡"的叙述,最终完成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重构和确认。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审美教育

审美教育是我们当下所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大众文化背景下,审美教育特别是艺术审美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在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今天,培养和提高审美主体的审美感知力,对大众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艺术进行净化与优化,是审美教育当下面临的主要任务。

隐喻思维与诗性文化——兼论《周易》对中国文化诗性特质的贡献

从思维方式和文化人类学的高度解读中国文化的诗性特质是一个新的视角。中国传统文化在以己度物、想象性类概念以及象形文字等诸多方面都与维柯等人所倡导的诗性智慧若合符契。而起源于远古文化观念的中国古代象征传统在本质上所体现的就是一种诗性精神,《周易》在这方面具有开创性和极为典范的意义。它确立了象征文化的东方传统、奠定了中国思维的基本范型、开创了"立象尽意"的审美传统、发明了"仰观俯察"的创造法则、开启了诗性言说的批评传统。

历史还原、现代阐释与理论创新——中国古代文论及美学研究方法浅议

在古代文论及美学研究中,“历史还原”与“现代阐释”属于应当重视的原则或方法,“理论创新”则是目的。在研究中要做好沿波讨源的“历史还原”工作,同时也要加强“现代阐释”意识,通过多渠道研究,努力在“中西融通”、“古今交会”中,实现“理论创新”。

留学生作文中的篇章偏误类型

本文从前后衔接和语义连贯的角度出发分析留学生作文中的篇章偏误,认为主要的偏误类型有:(1)时间关联成分的缺失、冗余与误用;(2)地点关联成分的误用;(3)指称成分的缺失、冗余、错位及指称不明;(4)替代成分的缺失;(5)关联成分的缺失、冗余与误用。

都市中的人群:从文学到影像的城市空间与现代性呈现

都市人群,不仅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现象,而且也一直存在于中国城市文化之中。在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形势的演化过程中,中国城市及人群问题不仅受到来自思想、文学、影视及其他大众文化等领域的广泛关注,而且其主题、再现形式与文化意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成为了民族国家、城市空间与个体生存体验三者之间展开文化博弈的重要对象,在构建与西方既密切相关又有明显差异的中国现代性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因此,近代以来存在于文学、电影与大众文化之中的都市人群问题,为理解中国百余年历史宏观进程与城市社会日常生存经验的文化想象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新感觉派小说的乡土想象——兼论上海文学中乡土性叙述的几种现象

新感觉派的乡土叙述呈现出两种态势:一是以刘呐鸥、穆时英为典型代表,将乡土完全等同于上海城市,以强调上海城市的西方性,有虚拟特征;二是以施蛰存为代表,将上海与中国乡土隔离开来,隐含着上海"非中国化"、"非乡土性"的身份指认。两者的价值立场有所不同,但都服从于对上海"去乡土"、"去东方"的西方式想象。

晚清文学中的上海叙述

文学中的上海叙述始于晚清,多写洋场和欢场。其表现"维新"(洋场)和"腐败"(欢场)两大主题,包含了对于上海城市最初的基本知识,即发达、进步的现代性与道德上的堕落。特别是前一个主题的反复出现,开创了百年来文学中的上海国家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传统。

编序、选目、解说及注释商榷——评中华书局版《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一卷)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本,是古代文学课程的必备教材,为大学中文系学生所必读,还往往为其他院系相关专业选用,读者既多,影响极大。1949年以后,该类书籍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广泛者,当属朱东润主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编辑发行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①。由于这部书出版已久,寻求替代的议论时时可以听到,2000年以来,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先后推出若干种新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本,200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以下简称为《选注》)即为其中的一种。据该书《前言》介绍,它拟与袁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史》配套使用。由于这部《中国文学史》系"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发行量很大,从长远看来,与其配套的书也将对中国大陆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产生重大影响,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全面评价这部书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亦非笔者学力所及,下面谨就涉及先秦两汉文学的该书第一卷(该卷为赵逵夫、刘跃进主编)谈谈笔者初步阅读之后的一些看法。

文学中的“新北京”城市形象——以“十七年”与“文革”诗歌为例

一在近代至当代以来的文学中,北京的城市形象基本上可分为三种。其一是对典型中国传统古都形态的体现,其二是作为传统城市形态在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理中所赋予的"家园"意义。这两者基本上不属于近代以来的现代性城市叙述,也不构成新文学的主流。其三是所谓"新北京"。

中西戏剧文化的历史性碰撞——关于“三大戏剧表演体系”

戏剧是负载意识形态的。但是,艺术的形态有它相对的稳定性和相对的独立性,而且具有时代的跨越性和民族的跨越性。艺术形态不宜以"进化论"的观念来简单划定先进与落后。当代,文化的全球化不等于一体化,更不等于西方化。在现代文化的进程中,各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不仅不应当被削弱,反而应当保持甚至弘扬。作为具有深厚文化艺术积淀的中国戏曲——古典戏曲、传统戏曲、现代戏曲,其中呈现的表演艺术理论是东方文化、东方戏剧的杰出代表,也是世界性古典戏剧的杰出代表,需要进行深入、系统的总结和探索。因此,我们的立足点可以是"东方古典戏剧"。

文化大发展与东北振兴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建设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建设巩固东北根据地,党中央向东北派出两万余名干部,其中包括众多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的优秀人才。新中国建立后,为建设东北工业基地,党中央又向东北派出大批科技文教人员,同时广泛建设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文化设施。这两次大规模的人才派遣,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文化版图上东北"人文不盛"的局面,嵌入式地使东北成为工业基地的同时,也成为科技文教都比较发达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东北的文教人才开始向关内中心地区流失,改革开放之初和90年代后,又出现两次较严重的流失现象。在这一背景下,党和国家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业中,必须振兴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教育,而制止人才大规模流失和吸引与培养新人才,是全面振兴东北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