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中心主义”的刑法应对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资源与核心引擎,并孕育了数据要素的“中心主义”效应。应围绕数据要素建立法律保护机制。网络基本法与专门法初步建立了有关数据的法律制度及保护体系,也确立了数据与个人信息“二元”立法格局,但面向数据要素的法律制度建设及立法整体滞后。受立法原意、技术代际落差的限制,刑法已然不足以直接、全面保护数字经济发展与数据要素安全。透析数字经济的不同应用场景,数据要素呈现出多元、立体的属性,在法律性质上可分为经济性质为主、非经济性质为辅、新兴权利的特定面向等。这勾勒了刑法保障数据要素安全与强化数字经济发展的主线与路径。应围绕数据要素的不同性质,在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和信息网络犯罪、财产犯罪等领域启动类型化的专门立法。通过修改已有犯罪、增设新犯罪等,逐步有序夯实刑法规范供给机制。

中国刑法的最新修正

一、前言2015年8月29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是我国刑法最近十分引人注目的一次修正。该修正案共计52条，于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法内容涉及到对现行刑法典大量内容尤其是分则规范的修改补充。这是我国立法机关自2011年通过修法规模较大的《刑法修正案（八）》（共计50条）之后，

刑法学研究展望

刑法学研究展望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昌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总干事当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各种新的犯罪特别是新的经济犯罪不断出现，１９８０年开始施行的刑法，已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因而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我国刑法已是势在必行。...

网络刑法的发展回溯与理论供源

传统刑法体系遭遇网络犯罪形态后频现应答疲态,预防性立法由此显身,开启由网络犯罪策动刑法转型的号角,但网络刑法的理论根基尚不稳。网络刑法的演进是网络社会发展与网络犯罪迸发共同作用下真实的渐显;网络空间社会思维是网络刑法的建构基石,衍生丰富的刑法学意义。网络安全秩序价值的相对优位与网络自由的并重、网络安全法益的统领地位与刑法任务变更、预防性理念的内在觉醒与审慎运行,是网络刑法的根基之本,框定网络刑法的发展脉络。刑法知识迁移是渐进的,网络犯罪、网络归责、网络制裁堪当生成网络刑法知识范畴的参照性“母版”,未来可创设网络刑法典以实现知识结构的创造性立法固化。

治安防控视野中新疆城市流动人口问题研究

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分布与生存状态成为城市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不仅仅关涉新疆跨越式发展的前景,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新疆地区的治安稳定与反恐大局。该群体在城市适应中面临各种体制约束和个人困境。政府应特别重视从服务和管理两个方面,推进维吾尔流动人口与当地社会、其他民族的顺利融合。

勾连刑法与生活的扛鼎力作——评马荣春教授的《刑法公众认同研究》

在社会转型纵深发展的历史时期,刑法公众认同承载着刑事法治模式由"政法法治"向"公信法治"的转型和刑事话语模式由"精英话语"向"公众话语"的转型。刑法公众认同的倡导在催生实践刑法观和理性交往刑法观之后所迈向的是"民本刑法观",而"民本刑法观"可通过人民的刑法获得感予以深化。进一步地,刑法公众认同的倡导在呼唤刑法学理论的"融合范式"之中给出了"整体刑法学"的路径预示。刑事法治模式和刑事话语模式的转型承载、"民本刑法观"的思维导向与"整体刑法学"的路径预示,又反过来共同提升了刑法公众认同的问题意义和《刑法公众认同研究》一书的出版意义。

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中国特色刑法学高质量发展论纲

中国特色刑法学是独立自主发展的产物,以兼容并蓄为内在特质,已取得了重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在“十四五”期间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导向下,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中国特色刑法学应当快步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并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按照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规划,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要求为纲目,应抓紧做好做优刑法治理能力与体系建设,尤其是提升轻微犯罪的治理以及网络犯罪、数字经济犯罪等新兴领域的规制效能。全面推进科学的刑法立法仍任重道远。有必要从整体上做好顶层设计,有序攻克具体的重点难点,持续保障立法的高质量。

当代中国刑法立法模式的演进与选择

新中国成立70余年,我国在刑法立法模式上经历了一个由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并存,到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并存,再到以刑法典为主并辅之以单行刑法的过程。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既有主观性,直接受制于刑法立法政策和刑法立法能力;又有客观性,受到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刑法立法技术的影响。综合新中国刑法立法模式的演进规律,我国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需兼顾事实、价值和技术三个层面。未来我国应当采取统一的刑法典模式,其中在事实层面上统一刑法典模式是我国的历史选择与现实明证,在价值层面上统一刑法典模式能保证刑法立法的灵活性和统一性并实现刑法与非刑事法律的呼应,在技术层面上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可有效维护统一刑法典模式。

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的认定规则与学理支持——评《网络平台提供者刑事责任研究》

网络平台是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结合的标志性产物。在网络平台与社会生活密切结合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其中就包括违法犯罪行为向网络平台转移的情况。尽管确实存在为了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而设立网络平台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形在现实中并不常见。网络平台刑事责任的考量更多出现在用户利用平台服务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形中,例如在购物平台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违禁品或者在社交网络发布诽谤言论、煽动性言论等违法信息。

《刑法修正案(十一)》罪名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增设了20余种罪名。罪名的确立应当坚持准确、合理、简洁的原则。罪名的范围可以大于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范围,但不能小于罪状规定的犯罪构成范围。在罪状规定的不同犯罪构成存在高度关联性的情况下应当确定为一个罪名,而不能确定为多个罪名,以保证刑法处罚的合理性。在准确、合理的基础之上,罪名应当尽量简洁。据此,可以对《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新增的犯罪分别确立罪名。

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刑事政策研究——以中国新冠疫情防控刑事政策为中心

中国疫情防控刑事政策立足于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需要,是对中国疫情防控总体政策的贯彻和"非典"疫情防控刑事政策的延续。精准化、依法从严是中国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刑事政策的纵向和横向要求,并具体表现为"依法及时、从严惩治"。中国疫情防控刑事政策的司法表达是用好、用足刑事法律,及时、重点惩治犯罪。中国疫情防控刑事政策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法治化的考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和法治化的趋势要求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刑事政策进行动态化调整,同时要完善刑法立法,将紧迫的社会形势等从重处罚情节、从轻处罚情节在刑法立法上进行列举式规定,并完善妨害疫情防控措施行为的刑法立法,严密法网。

CPTED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

CPTED是指"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Oscar Newman的著作《防卫空间:通过城市规划预防犯罪》由于专业视角独特、理论内容富有实践性,引起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Newman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防卫空间"。防卫空间的定义包含领属性(territoriality)、监控(surveillance)、景象(image)、其他环境四大特征。在后来的著作中他又增加了出入控制(access control)、目标强化(target hardening)、活动支持(activity support)三个要素。

中国法治如何向前走——访“非主流”法学家陈忠林教授

问：陈老师，您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注意到，您就改革开放30年来的法治和法学教育问题，先后接受《经济观察报》、《中国网》等著名媒体的专访，并与贺卫方、张千帆、谢晖等众多大家同台论道。期间，您进一步阐释了“常识、常理、常情”是现代法治的基础的法治观和法学教育观，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您能否给我们谈谈您是如何反思改革开放30年的法治建设，进而提出您的法治观的吗？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的理论置评与体系进阶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面临全新挑战。两高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与典型案例提供了分析司法逻辑及其主要问题的切入点。当前,必须高度重视并妥善处置三大主要问题。首先,刑法规范供给不足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尤为凸显,"入罪"的解释结论成为司法中的"多数",应通过立法完善等方式夯实合法性并提升合理性。其次,鉴于刑法知识结构的代际落差,对传统、计算机或纯正网络等犯罪构成要件要素的扩张解释成为必然选择,虽然激活了传统规范的网络化适用潜质并扩充了网络刑法规范的司法张力,但与类推解释的纠葛等问题有待澄清与消解。再次,为了便于对新型网络犯罪进行定罪处罚,司法功利主义有所"现身",对其利弊问题,应从刑法知识转型的角度推进专属刑法解释体系的规范化构造与发达。

中国死刑改革之路径探索

死刑的存废之争由来已久。我国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让死刑问题再次成为国内各界的关注点。近年来,限制和废止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也对死刑适用提出了严格限制,这为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受国情、民意、社会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在短时期内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我国死刑的废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当前只能保留死刑,同时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通过立法控制与司法限制,在尊重和引导民意的基础上逐步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最终达致废除死刑。

大学生犯罪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大学生犯罪层出不穷,触目惊心。大学生犯罪具有多样性、爆发性、残酷性、智能性、无因性等特征。大学生犯罪的主要原因有:大学生的性格和人格存在缺陷、学校教育不适应现实需要、家庭教育失败、社会上犯罪亚文化渗透等。就预防和控制大学生犯罪而言,学校应当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做好管理工作;应更加重视和完善家庭教育;全社会应共同努力,做好社会控制和管理工作。

《刑法修正案(九)》立法理念探寻与评析

从犯罪圈变化的角度看,以保障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为主要问题导向、以刑法功能的积极发挥为基本价值指引是《刑法修正案(九)》的基本立法理念。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呈降低趋势、刑罚积极一般预防目的突出是刑法功能积极发挥的具体体现。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主要问题导向具有价值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降低与我国当前社会状况相适应,但应当尊重我国二元体制存在的现实,保持适度。理念更新与体系性配套是犯罪社会危害性标准降低在价值上能否得到认同、效果上可否达到预期的关键。对刑罚积极一般预防目的的突出应给予肯定评价,但必须使其受到法治原则的约束。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刑事被追诉人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隐私权以宪法隐私权为根基,属于公法权利的范畴,涉及公民人身隐私、空间隐私、信息隐私几方面的利益。不同刑事诉讼模式下隐私权保护呈现不同特点。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为刑事诉讼中隐私权保护的主体内容,具体包括讯问、搜查、扣押、人身检查、技术侦查等强制措施中的隐私权保护以及备存资讯保存、管理中的隐私权保护。刑事被追诉人的隐私权保护遵循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和合目的性解释原则,实质性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国家赔偿构成隐私权保护的具体途径。处于信息时代和反恐政策下的刑事诉讼隐私权保护正面临新的挑战。

论环境污染的刑法治理:理念更新与立法完善

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犯罪态势要求我们必须更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理念,尽快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的转换,在此基础上通过立法体例改革、罪名分解、危险行为入罪、刑罚体系完善和法定刑提高来重构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机制,保障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效果。

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演进及其思考

新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经历了探索、确立和发展三个时期。中国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应坚持刑法典统一立法的模式,并应考虑在刑法典分则中设立环境犯罪专章。我国刑法典现有的污染环境类、损害资源类和与环境相关类三类犯罪方面均有增补某些犯罪之需要,但应审慎把握危害环境行为的入罪标准。对单位环境犯罪可考虑增设刑事破产和禁止从事特定业务活动两种资格刑,因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处罚力度总体较高而不宜再普遍提高法定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