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地区先秦冶铜遗址调查与初步认识

晋南中条山富含铜矿,是先秦时期中原重要的铜产地。自本世纪初以来数家考古单位合作,在中条山地区进行了多次规模不等的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出18处先秦冶铜遗址,其中多数属于夏到早商时期,只有少数几处可能存在两周时期的冶铜遗存。本文对每处遗址的概况和冶铜遗存的发现情况作了介绍,并简要分析了本地区先秦冶铜活动的兴衰演变过程和原因。这些资料的发表和初步的认识,将有助于学界了解青铜时代中原王朝崛起与晋南铜矿资源之间的重要关系。

稳定同位素视角下龙山—岳石文化时期胶东半岛旱作农业的强化——以山东砣矶岛大口遗址出土人骨为例

山东烟台砣矶岛是庙岛群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自古就是沟通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的重要海上通道。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聚落形态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以砣矶岛先民为代表的海上岛屿人群,其生业方式经历了怎样的变化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鉴于此,本文以砣矶岛大口遗址为研究对象,选取18例人骨开展了骨胶原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除M4、M18外,大部分人群的食物结构均较为相似,较高的δ^(13)C、δ^(15)N值表明大口遗址先民摄取了大量的C_(4)类动物蛋白。结合考古资料及大口遗址独特的地理位置,我们认为这可能是先民大量食用粟黍、以粟黍副产品为食的家畜以及海洋生物所导致的。龙山文化至岳石文化时期,先民的食物结构未发生明显改变。在与胶—辽半岛同时期其他遗址的同位素数据进行对比后,本文认为,粟作农业始终是大口遗址人群最重要的生业经济类型,旱作农业在这一地区保持着不断强化的发展态势。

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考古回顾

1921年,钜鹿古城的发掘揭开国博考古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博考古稳步发展,始以田野考古为主,后陆续开拓水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领域,设立专门机构。2018年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重塑工作格局,优化组织机构,在原综合考古部基础之上成立考古院,明确主要工作任务是服务国家和国博事业发展全局,在巩固做好内地优势项目的基础上,工作重点逐渐向西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倾斜,重点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探索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古代丝绸之路形成与变迁的代表性物证。百年来,国博考古开拓进取,主持或参与了多项考古调查、发掘项目;积极配合国家重大工程;承担或参与国家重大课题,业已取得丰硕成果。

“立足中国考古事业,推动中华文明传播”主题座谈

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s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9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举行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高度重视考古工作,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借此机会,本刊参与组织了“立足中国考古事业,推动中华文明传播”主题座谈,以期助力博物馆对考古成果的转化、利用。

湖北大冶四方塘遗址出土炉渣检测与研究

文章选择2012年大冶四方塘遗址西区出土的炉渣20枚,运用SEM-EDS方法对其进行科学检测和研究。结果表明,该遗址的炉渣渣系为SiO_(2)-FeO-Al_(2)O_(3)三元系,冶炼产物均为红铜。炉渣高铝、低镁钙的特征显示冶炼所用物料与铜绿山矿山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并推测强势文化融入当地生产生活以及对矿冶业的干预控制,使得当地青铜产业格局纳入楚文化技术体系。文章的综合探讨旨在为系统认识铜绿山铜矿及长江中游冶金文明的发展框架提供全新的技术资料。

考古学视野下的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2021年10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指出:“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①本文就百年考古学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脉络的历程及成果,略谈一点心得体会。

无人机航拍在皖南土墩墓考古研究中的实践

皖南地区是土墩墓的重要分布区,以芜湖市南陵县所在的漳河流域分布最为密集,也最富地域特色。使用无人机低空航拍和三维建模对南陵小乔村、危家大塘两处土墩墓群进行研究后发现,土墩墓群的选址和布局方式不仅注重与地貌环境相融合,且通过分配茔域空间,限制土墩体量,安排墓位顺序等手段来确认和表达群体与个体的地位及关系。而两墓群在墓地规模和结构上的差异应是各自代表的继嗣群体不同所致。

秦汉祭祀玉人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秦汉时期祭祀遗址经常出土一种玉人,很多祭祀遗址的发现也是根据出土玉人的线索才得以确认。秦汉时期的祭祀遗址中,经常出土一种特殊形制的玉人。以往学者根据一些遗址出土的零星玉人,对其性质进行讨论。近年来,随着雍地秦汉祭祀遗址考古工作的开展,玉人出土数量成倍增长,而且其组合及出土位置有了明确信息。

安徽铜陵夏家墩遗址出土青铜冶金遗物科学研究

前言 安徽铜陵地区因存在较多青铜时代矿冶遗存备受学界关注,2010年师姑墩遗址的发掘与检测不仅发现有早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冶金遗物,其所揭示的技术特征还为判定该遗址的性质与功能提供了重要线索。2013年秋冬之际,为加强铜陵地区早期矿冶文明的整体研究,深层次认识当地冶金技术的面貌特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又对师姑墩东侧600米的夏家墩遗址进行了联合发掘。

安徽怀宁孙家城遗址夹植物陶器初步研究

本文分别采用微观结构观察、成分分析和吸水率-密度测定等方法,对比共出的夹砂陶和泥质陶,对孙家城遗址较为典型的夹植物陶进行分析。陶器坯体微观结构显示夹植物陶疏松多孔,植物类孱和料呈现的形式主要有植物碎屑、炭化颗粒、植物印痕等,应与夹炭陶相区别。成分分析表明夹砂陶、泥质陶和夹植物陶所用的制陶原料存在差异性且一定程度上有重合,后两者在制作工艺上有相似之处且有别于夹砂陶,而且夹植物陶鼎的口沿、腹部、足部的原料和制作工艺也不同。陶器胎体断面元素含量的变化可能是制陶过程中有意为之,也或与烧制过程和器表施加陶衣相关。吸水率-密度分析显示夹植物陶的质地最为疏松多孔,质量最轻,而且吸水饱和后更为脆弱易碎。

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的认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2018~2019年植物遗存浮选结果及分析

前言兴隆遗址地处长城以北的蒙古高原南缘,东邻辽西-赤峰地区,南邻泥河湾盆地,属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文化区,也是粟、黍驯化和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该区域属于北温带干燥草原地带,遗址位于坝上浅山丘陵区,丘陵与盆地、谷地、山间洼地相交错。坝上地区史前考古工作较少,邻近的内蒙古化德裕民、四麻沟和镶黄旗乃仁陶勒盖等遗址的文化面貌[1]与兴隆遗址较为接近,尚义四台遗址也有相近的文化内涵[2],应为同一(类)考古学文化(图一)。

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

西吴壁遗址位于山西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南,地处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南距中条山约6公里(图一)。遗址地势东北高、西南低,东、南部的大冲沟20世纪曾有泉水,向西南流向涑水河(图二)。西吴壁遗址总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于21世纪初在运城盆地开展了区域系统调查,发现多处与冶铜有关的遗址,西吴壁是其中规模较大,冶铜遗存较为丰富的一处[1]。

夏及早商时期晋南地区的冶铜技术——以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为例

前言夏及早商时期是中原地区青铜文明逐渐发展并得以迅速壮大的关键阶段,其先进的冶铸技术也是中原地区自青铜时代开始成为东亚地区稳固文明中心的主要推动因素。然而目前冶金考古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却十分有限,学者们仅就二里头、东下冯、垣曲商城出土的冶金遗物以及运城盆地东部考察发现的冶金遗物进行过实验室分析与探讨。

上山文化水稻植硅体研究的几点思考

前言(一)上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上山遗址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渠北和三友村之间,地处钱塘江支流浦阳江上游北岸的二级阶地,面积约3万平方米。该遗址自2000年考古调查发现,经过多个年度的考古发掘与多学科协同研究,向学界展现了浙江地区一种新的史前文化面貌。

隋代泰州小考——以《韦协墓志》为新线索

《隋书》记载韦协曾任秦州刺史,新刊布的《韦协墓志》则作"泰州"。结合《韦协墓志》《旧唐书》《薛氏墓志》等资料来看,隋代确实设置有泰州,《隋书》韦协传的记载有误。隋代泰州可能设立于文帝开皇十六年(596年),罢废于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下辖有蒲坂县;它的设立、罢废与周边州县一样,是当时政区统一调整中的一部分。

叔虞封地探索

一以往討論叔虞始封之地,多以探尋晋國始封地爲主。原因在於■公簋(圖一)面世之前,學術界不能確定唐與晋是何關係,不少學者以爲晋由唐改名而來,進而認爲晋國早期封地與叔虞封地範圍相同,所以將二者視爲同一概念。通過近年面世的■公簋可知,叔虞之子燮父曾爲唐伯,後受王命而侯于晋,成爲首代晋侯。并且,燮父是從叔虞封邑遷到晋地而稱侯。^([1])燮父侯于晋後,國號爲晋,所以晋地才是晋國的始封地。晋侯墓地的發現,使我們知道晋地即今天馬—曲村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