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七年来的回忆:从师问学、比较方法与中国话语--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顾元教授访谈

问:顾老师好,您曾在《研究生法学》1998年第1期发表《论香港主权回归后的法源形式》一文。请问您当时蟓何选择在《研究生法学》杂志上进行发表呢?答:这篇论文是我研究生二年级时写就的一篇习作。坦率地讲,习作当时想要发表的话,很难达到正式期刊的用稿要求。所以就想到了《研究生法学》。当年法大的研究生并不是很多,一届大概也就一百多人,博士生更少,《研究生法学》这本刊物在研究生中间还是很有知名度的。而且这本刊物由学生主编,感觉距离上也是我能够接触到的,所以我就投了一下。投完稿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也就出刊发表了。

日本江户时期的中国法输入与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

日本江户时期和我国清朝时期,大部分时间都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并无正式邦交,但是中日法律文化交流从未停止。这种交流主要通过日本对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和对中国法的研究而展开。中国法律书籍的输入,又带动了日本对中国法律的研究。锁国时代的中日法律文化交流虽然并未直接促进这一时期日本的“中国式”立法,但对于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期日本仿照明清律进行立法,仍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当时和他们一起思考”——“同情法”在法律史解释中的运用

"同情法"是指面对历史问题,假设自己处于同一情景,最大限度地还原同一背景,站在换位思考的角度下,追问:"设我为彼,当何所思?"最终合情合理地探求出其中的原因。实际上是尽量做到"在当时和他们一起思考"。因为人的心灵相同,历史学作为一种"人学",再加上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解释,这三者决定了"同情法"在法律史解释中是能发挥作用的,考诸许多法律史问题,用"同情法"可以更好、更深入地进行解释。但是此法的应用也是有限制的,它必须建筑在尽量"客观真实"的材料基础上,且还需要和其他方法配合,方能更好地发挥其解释力。

法律史学的开拓、发展与中华法系的复兴——张晋藩先生学术访谈录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以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建设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以及法律史学之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张晋藩教授:新中国法律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

张晋藩教授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中国法制史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为指导,以远远超越前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法制史学研究,使得中国法制史学成为一门特色鲜明的新学科。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学术成就为重建新中国法律史学作出了卓越贡献,并对中华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创造性转化,对法律史学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现实借鉴价值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

《用益法》颁布的历史考察

都铎王朝时颁布的《用益法》等法令对普通法地权制度影响深远。用益使得土地保有人规避了领主权益,实现了处置土地的自由。原本亨利八世试图在议会中通过立法以重新获得作为领主的封建权益,然而被下议院否决。随后,国王借助达克雷案转而通过司法手段实现目的,最终迫使议会妥协,推动了《用益法》的颁布。普通法律师试图利用法律手段规避《用益法》,国王不得已作出妥协,导致《遗嘱法》的出台。《用益法》颁布的前后过程展示出国王与贵族、乡绅在议会上的复杂博弈,以及王权与司法权的互动。

“变”与“不变”:20世纪上半期中国法律近代化转型的趋向问题

刚刚成为“过去完成时”的 2 0世纪中国的匆匆百年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史上却是遭遇前所未有变故、挑战和机遇的漫长而又艰辛的百年 ,也是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中曲折而又奋进的百年。对这百年历史给以科学、理性、宏观、深邃的历史透视 ,总结其智慧、经验、教训和启示 ,是当代学人的职责和使命。为此 ,我们拟专设几期 (不定期 )“2 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栏目。此次约请和组织刊发的张晋藩教授、郭德宏教授、许纪霖教授和郭世佑教授四位专家的四篇以学术敏锐和理论创新为特色的高论 ,为本栏目第二期。通过几期这一笔谈形式的探讨和讨论 ,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百年历史 ,有助于推动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深入和活跃 ,则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这次约请的 ,除历史学界的专家外 ,还有法学界的专家参加 ,这样 ,可以有助于拓宽和深化对此百年历史探讨和认知的范围和程度。在此 ,我们竭诚欢迎和邀请精治此百年历史的学术各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这个园地以热心关怀和鼎力支持 。

中国古代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史鉴管窥

中国古代是以农立国的农本国家,十分重视基层组织的建设。从周之乡遂到明清保甲,辗转相承,代有兴革,绵延不绝,积累了极其丰富的乡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践经验,为确保基层的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稳固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社会巩固基层、维持治安、寓教于民、保障民生、自治自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对今天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辉煌与隐忧:法律史学六十年评述

中国法律史学已走过百年历程,特别是新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无论是专门研究机构设置的增多、研究队伍的日渐壮大、还是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表,均有长足进步,堪称辉煌三十年。但也存在着不容忽略的问题,包括既不能在法学学科内进行有效交流,也不能与历史学进行平等对话,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排拒";不重视文献资料建设,追求所谓的"填补空白",致使研究成果中引领学科发展的创新性论著凤毛麟角。这成为学术发展的隐忧,如不能正视并加以解决,中国的法律史学最终走不出狭小的"象牙塔",无法"成为世界法学发展的基础学科之一"。

中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产生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上，是土生土长的，其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力。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仅注重监察体制的完善，而且致力于监察法的制定，以保证监察效能的发挥。监察网络对中央和地方实行全覆盖，整个官僚制度都被纳入监察网络之中。由于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包括行政监察、立法监察、人事监察、司法监察、经济监察、军事监察、仪制监察。

继往开来的百年中国法制史学

本文对清末中国法制史学科的创设、民国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法制史学的跌宕起伏和近三十年中国法制史学的辉煌成就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指出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任务是解决传承与创新的问题;要从中国的本土国情出发,关注世界法学发展的大势,引入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以后,复兴中华文化,成为首当其冲的任务,其中也包含复兴法文化问题;要深入总结四千余年来在治国理政、明法治吏等方面的超越时空的历史经验;深入发掘规律性的经验,进行理论综合,在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同时发展中国的法理学;百年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证明:一定要自主创新走中国自己的路,继续克服阻碍中国法制史学发展的西方中心论和片面学习苏联的影响。

明朝盛行的御史巡按制度——廉政法制建设的先导

明朝是中国古代御史监察制度的发展阶段,中央建立都察院,作为最高监察机关。同时创立六科给事中职掌监察六部,使科道合一统一了监察权的行使,提高了监察机关的权力地位。尤其是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从巡按御史的选派、点差、出巡到更代、回道等一系列环节制度化、法律化,是汉唐以来御史巡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论传统中国法律信仰缺失的成因

传统中国虽然有篇帙浩繁的成文法典,统治者也重视通过法律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但古代中国却缺乏西方传统中视法律为"至尊"、以法律来限制最高权力的信仰。这是与中国古代"工具主义"的法律观、法律从属于权力以及儒家法"德主刑辅"的政治观密切相关的。构建现代法律信仰,需要以个人权利概念转变法律的工具性,赋予其独立价值;以公民社会背景下的多元秩序来制约权力的专断性,使权力在法律约束下运行,从而实现法治秩序。

唐律研究新的里程碑--法史学家评钱大群教授《唐律疏义新注》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钱大群先生毕生精研唐律,成果卓著,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推出了巨制《唐律疏义新注》。该书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甫经问世,学界即好评不断。本期特蒐集法史学界诸多名家对该书的评论,以利读者对《唐律疏义》的理解。

乡饮酒礼的法律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乡饮酒礼是中国传统上颇具特色的一种古礼,它起源甚早,内涵丰富,历代王朝皆重视推行此礼。乡饮酒礼有多种形式,其所体现的法律内涵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明礼以导民,主要从崇德、尊老、辨等三个方面来塑造长幼有序和敬爱和谐的主流价值观;二是因礼设法,即便在现实中无法被切实遵行,却表达了立法者良法善治的理念;三是化民成俗,意在造就一个社群共同体。明乎这个乡饮酒礼的法律内涵,就能在三个方面发掘其现代价值:一是其有利于社会资本的培养,二是其有利于公序良俗的推进,三是其有利于集体意识的养成。总之礼取其义,对乡饮酒礼的创造性转化,能为现代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的治理提供智慧的借鉴。

法律史学科发展之我见

本文将法律史学科放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提出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中国法律史学科要获得更大发展,应该与历史学深度融合,进行基础材料的全面梳理,主动打破研究方法上的界域区隔,进行实证性研究、系统性研究。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之镜鉴

中国古代的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内容。自夏朝以来,廉政问题一直是统治者关注的焦点,被视为治国理政的保证。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在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代,总结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廉政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实现廉政最重要的在于制度保障,如惩贪的立法、慎选贤才的铨选以及考课、监察等各项制度相互为用,共同以廉政为目标,在历史上曾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各朝都把完善各项制度作为廉政建设最重要的保障。

中国古代廉政法制建设之镜鉴

中国古代的廉政法制建设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内容。自夏朝立国以来,廉政问题一直是统治者关注的焦点,被视为治国理政的保证。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在当前反腐倡廉、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时代,总结和研究中国古代的廉政法制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实现廉政最重要的在于制度保障,如惩贪的立法、慎选贤才的铨选以及考课、监察等各项制度相互为用,共同以廉政为目标,在历史上曾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也正因如此,中国古代各朝都把完善各项制度作为廉政建设最重要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