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力推进首善之区法治政府建设——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北京的生动实践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北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加强党对法治政府建设的领导,围绕建设法治中国首善之区目标,坚持系统观念,提升整体思维,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政府建设的北京实践,让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惠及于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法治政府评估中的公众满意度调查——以53个较大城市为例

公众满意度调查是法治政府评估体系中的重要指标之一。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在我国53个较大城市的政务中心、信息公开场所及商贩聚集地等向市民发放《法治政府建设公众满意度调查问卷》,并对回收的5300份有效问卷(每个城市选取100份问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53个被测评的较大城市公众满意度调查平均得分率仅为59.34%,有29个较大城市公众满意度调查得分未及格。总体而言,公众对政府在行政执法、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行政决策以及便民服务等方面的工作并不满意。因此,政府在加强法治政府制度建设的同时,应该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高度重视并着力提升法治政府建设的实际效果,提高公众对法治政府建设的满意度。

基于服务行政的法治政府发展趋势——以《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为分析视角

在市场经济逐步成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被重新定位为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这实际是在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看，“国家不是、也不可能只有一只手。它有两只手，一只管拿，一只管送——换句话说，它有一只粗暴之手，也有一只温柔之手”。这两只分别代表秩序行政的粗暴之手和给付行政的温柔之手，在权力边界、基本原则、行使方式等方面均大相径庭。因此，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路径、服务行政与法治政府的关系、服务行政的行为方式等成为决定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向的重大理论问题。莫于川带领青年学者撰著的《柔性行政方式法治化研究——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视角》一书（以下简称《柔》书）回应了这些基础理论问题。

新时代行政法学的变革与因应——基于2023年学术文献的分析

2023年,行政法学界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理论指引,扎实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政府建设的顶层部署,秉承深切学术观瞻,因应新时代行政法治的系统性变革,就法治政府建设论、行政法典、数字政府、协作型行政法、多元解纷机制等行政法“范式转换”过程中的重大理论命题持续形成学术产出,既澄清了困扰人们已久的理论争议,也加快了共识凝聚与知识定型进程。推动行政法学朝向纵深化发展,仍应立足基础理论并关注前沿命题,通过追溯“原典文献”、坚持现实问题意识、创新比较研究范式、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为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持续提供智识支持。

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这是继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修订后档案法治建设又一新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本期刊登《在法治轨道上推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供大家学习贯彻。

法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要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6年全国两会上,上述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有鉴于此,《暨南学报》编辑部组织"法治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专题征文,诚邀国内外学者撰写论文并从中择优选出四篇予以刊登,涉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化主题之下的四个领域。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敬波在《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几个关键问题———基于2013—2015年法治政府评估的数据分析》中认为,目前地方政府法治建设存在整体水平不高、各地区之间差异较大、各级政府法治水平层次不一的情况。为解决地方政府缺乏推动法治政府建设的动力和压力,应通过建立政府—社会的双向反馈机制、完善政府规范性文件的管理制度、健全行政决策机制、创新监管方式、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加强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等路径来推进新时期地方政府法治建设。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王方玉副教授在《国家立法与社会行为的转变》中认为,在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立法必须与社会行为尽量协调,稳健导引社会行为的转变,以期最终符合法治目标。该文基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对国家立法与目的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为和传统行为四类社会行为可能产生的冲突及协调路径进行了分析。文章指出,在法治社会中,国家立法应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主体的需要;政府也应积极普法,塑造社会主体理性的法律人格;国家在立法后还要能做到准确、及时地实施法律,如此才能有效地改变社会行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吴欢在《"互联网+"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行性进路》认为"互联网+"时代已经降临。当"互联网+"的创新性理念、元素、结构和基础成为国家层面战略行动和社会主流生活方式时,法治政府的观念、原则、制度和行动必然被迫或主动发生革命性转变。以"互联网+"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的可行性进路包括:拥抱互联网思维,创新法治政府理念;直面互联网时代,拓展法治政府内涵;顺应互联网特征,转变政府监管环节;借助互联网技术,革新政府履职手段;防范互联网风险,加强信息安全监管;尊重互联网精神,厚植法治人文底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徐健博士在《司法建议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具体作用》认为司法建议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制度,带有明显的司法能动主义色彩,司法机关可通过司法建议权对行政权予以指导、监督,体现司法权制约行政权的理念。但同时,政府工作人员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对法制规范的理解及把握离不开专业性、指导性的建议。可以说,司法建议对法治政府建设的作用既有宏观理论支撑,也有微观上的实践意义。从某种程度来说,司法建议可以缓和传统监督的尖锐矛盾,进一步促进政府自身法治思维及能力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所要求的外化制度及内化理念一脉相承。

坚持党的领导和建成法治政府:前提和目标约束下的党政关系

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界定党政关系,需要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以建成法治政府为目标,两者可以在依法执政的方针下获得统一。据此可以得出界定党政关系的法律标准:应当由政府而不是党的组织来行政,政府应当依据法律而非党的政策来行政,政府的行政活动应当向权力机关负责。目前的党政关系和上述标准还有差距,党的组织还直接行使着一部分行政权,政府在某些领域还是依政策行政,政府主要还是向同级党委而非向权力机关负责,对党的机构违法行使行政权的行为还缺乏权利救济和责任追究机制。只有逐一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构建起良性的党政关系。

主持人语:在法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探寻中国的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集中国共产党法治思想大成的里程碑式重要文献，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五大以来党的法治思想探索成果的继承和重大发展。《决定》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目标，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措施和保障。这一目标充分体现了法治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统一。一方面，法治的普遍性要求我们建设的必须是“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而不是别的体系。

建立健全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法治保障

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要求解决政府履职中的缺位、错位、越位问题,使政府在市场舞台主配角倒置和社会事务前后锋更替中功能复位和角色归位。由于政府职能往往与利益、责任相关联,加强法律的规范和约束是规范政府履职活动的有效之举。为此,立法层面,法律需要为政府应履行何种职能、通过何种方式履行职能提供充分、明确的制度安排;行政层面,政府需要增强依法行政各项制度建设的实效性并健全执法体制机制;司法层面,要充分发挥司法审查功能,为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提供有效的外部监督。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笔谈之六 法治政府的评估主体、指标与方法

法治是世界上普遍认同的理念和价值,法治政府也是我国已经明确的建设目标之一,党的十八大将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作为与小康社会共同实现的目标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措施之一。从法治研究的发展历程看,传统的法治研究以描述和定性研究为主,偏重于法治内涵的理论阐释与建构。马克斯·韦伯、

互联网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革新之路

互联网时代的当下,法治政府建设仍面临一些问题。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要"因地制宜",及时创新监管理念方式,寻找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创新工作机制,发挥科技力量在破解体制障碍中的作用。

谈谈防灾减灾中的“科学”和“法治”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科学减灾 依法应对”，这是一个有着深刻内涵的主题，告诉人们科学和法治对于防灾减灾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灾害应对中的科学和法治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既要讲科学，还要讲法治？把这个问题谈清楚，对于我们把握防灾减灾工作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于更好地构建我们的灾害防治体系，是大有裨益的.

中国行政法发展三阶段

同在众多大陆法系国家一样．行政法在当代中国被看作是有别于民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然而．权力不分、行政权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政治、法制传统不利于这种带有控权特征的部门法在中国产生和发展。在古代中国．县令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承担着税收、治安、邮政、教育、

“互联网＋”助推法治政府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敬波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上刊文《“互联网＋”助推法治政府建设》认为，“互联网＋政务”会破除部门立法格局，通过大数据分析，避免法律冲突，促进法律制度体系的协调，可以有效提高法律和制度体系的科学性、

法治政府建设的多维面向

当前正处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攻坚时期。从合法行政到良好行政,从形式合法到实质合法,是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增强老百姓获得感和满意度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法治政府建设具有数字(智慧)、行政和政治等多维面向,正在经历精细化发展的新阶段。

论政府行为作为行政协议诉讼中的不可抗力

政府行为可否作为不可抗力事由充满争议。行政协议对于不可抗力的认定标准不同于民事合同。行政协议诉讼中行政机关的职权、专业和行政程序等因素决定行政机关作为公方当事人与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等私方当事人对于政府行为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能力不应等同,应当建立行政机关的专业标准和私方当事人的一般人标准的双重标准体系。对行政机关提出政府行为作为不可抗力事由,法院应综合考量政策变化、规划变更等政府行为中行政机关的预见能力和控制能力,对行政机关采用严格审查的标准。厘清违约、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防治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的行政机关利用不可抗力逃避法律责任的现象。

当前乡镇法治政府建设的难点与路径选择

乡镇政府处在政府工作的最前沿,是人民群众最常接触的政府,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乡镇法治政府建设要做到权责法定、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乡镇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要针对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难点,多管齐下、多措并举,加快推进中国乡镇法治政府建设进程。

我国中小学生法治认同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近40年的普法运动中,青少年一直是普法的重点。2013年和2017年进行的针对中小学生法治素养的全国普查显示,从知识角度看,中小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法律知识有所了解,但是仍然存在知识断裂、缺乏体系化的问题。从法治理念看,中小学生已初步形成对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法治价值的认同,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争议的愿望强烈,但是普遍缺乏程序正义的理念,用法能力不足。从行为选择角度,中小学生初步建立对法治的认同,但是并不稳定,极易受到好朋友等社会关系和社会上不法现象的干扰和影响。从动员型的普法运动走向学科式法治教育,需要重新界定法治教育的社会性、专业性、生活性的关系,科学设定知识内容,弥合认知断裂,形成基本完整的法律常识性的知识链条。强化宪法教育,唤醒公民身份意识,解决主体地位模糊的问题。通过参与班级、学校民主治理等小共同体的法治实验,搭建价值认同到行为选择的转换通道。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法治政府建设的重点

规范重大行政决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之一。当前,我国就规范重大行政决策进行中央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当在总结我国已有的地方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围绕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进行中央立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轨迹

改革开放至今40年,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波澜壮阔、辉煌异常,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回顾这一时期法治政府建设轨迹,系统总结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规律,对于新时代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必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