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专利法中公共领域保留原则研究

专利法作为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致力于专利权所确立的专有领域的保护,同样也关注对公共领域的维护。公共领域的概念在专利法中经历了从产生到发展的过程。当代专利法虽然尚未明确引入公共领域的概念,但对相关理念已有所体现,并在专利司法实践中得以贯彻。专利法中引入公共领域理念、确立公共领域保留原则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可以激励创新和再创新,而且能够丰富人类文明成果,累积公共知识财富。从目前我国专利法的现状来看,对公共领域保留的规定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知识产权民事审判中的自由裁量指的是当法官审理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时,运用法律解释、类推等技术行使剩余立法权解决纠纷的活动。立法权可分为初始立法权和剩余立法权。由于人类理性的界限,法律注定是不完备的。因此,法院在实际中享有一定的剩余立法权。从技术上看,知识产权法中存在的开放性概念、兜底条款、模糊冲突的条款,以及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的国际背景和法官处理案件的逻辑等,都决定了法官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绝大多数法官判案时考虑的不是"劳动自然权利观"等普遍命题,而是解决纠纷。由于受限于诸多的外部和内部约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法官宁愿选择不自由裁量。尽管法律文本的开放性允许法官超越法律文本而自由裁量,但法官并不肆意而为,而是实际受限于立法者的各种意图。法官自由裁量的界限是,当他补充法律条文内涵时所依据的理论,必须源于知识产权法律文本的总体精神和司法政策,而不能在知识产权框架之外寻求渊源。

诚实信用原则及其在商标授权确权中的适用研究

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在2013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7条中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引入商标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引入该原则,可以有效防止采取不正当手段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行为发生,维护商标注册秩序,促进商标法制的健康发展。

知识产权作为第一财产权利是民法学上的一个发现

民法总则是人身与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财产制度的总章程。知识产权是与物权属于同一逻辑层次、处于同一位阶的民事财产权,知识产权法是民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民法制度应将知识产权位列财产权利之首,这是财产制度漫长运动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既是逻辑的,也是实践的。建议我国民事立法转变财产观念,在民法总则中将知识产权列为首要的财产权利,这将成为我国对各国民法典的一个超越。

完善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论断和战略任务。知识产权科学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内不可忽视、不可或缺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起了本土化、现代化、国际化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研究以私权保护、立法构建为开端,知识产权法学科基本范畴、理论体系初步确立;进入"以我为主"的发展阶段后,立足于知识产权制度实效,经济学、管理学、传播学等诸多领域学者进入知识产权研究而形成了服务知识产权政策制定的交叉学科格局,在全球治理中逐渐突破"西方中心主义",走向"自主话语权力"。但总体而言,知识产权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研究对国情掌握不足、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不够,跨学科合作研究能力薄弱,知识产权自主话语仍显势单,学术发展不足正掣肘创新型国家建设。在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纲要的制定中,应当系统布局重构知识产权学科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学术体系、强化知识产权话语体系,以充足的理论供给为顶层决策提供支撑。

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价值取向研究

知识产权规则的建立,可以起到保护智力劳动成果,激励创作和创新的作用。纵观知识产权法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秩序的作用过程,可以看出该法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个体方面的激励,更在于其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于个体知识产权利益的维护并不能最终实现知识的长远发展与进步,只有从私权保护基础上更高层次之公共利益角度来对待公共领域的保留,方可实现知识产权法的最终价值。为了维护公共领域视角下的公共利益价值,有必要从官方权威构建、社会自治构建、国际协商构建三个层面的协同构建实现知识产权的公共利益价值的综合体系。

知识产权法基本功能之重解

通说认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功能是鼓励创造,鼓励创造说既无法在逻辑上证立,又无法充分说明知识产权法的具体规则。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功能是分配基于符号表达产生的市场利益,这一重解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尤其是对知识产权正当性论证和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有启示意义。

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关系——以公序良俗为连接点

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探索知识产权法与民法典的关系具有重大立法价值和实践意义。作为民事基本法的知识产权法,亦需恪守民法基本原则。公序良俗原则作为知识产权法与民法的连接点之一,其在知识产权法上的适用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密切逻辑关系,亦体现了知识产权法向民法进一步回归的趋势。

反垄断法规制标准必要专利运用时的利益平衡——兼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

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在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实现该目标过程中面临着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冲突以及不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需要进行利益平衡。标准必要专利的运用既涉及直接利益冲突,也涉及包括多方面社会公共利益在内的深层利益冲突,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进行有效的平衡协调。在反垄断法规制标准必要专利滥用过程中,要坚持利益平衡的基本理念;基于利益平衡的要求,灵活运用豁免、罚款等实体规范,进行必要的程序创新,如构建利益相关各方共同参与的机制和专家利益评估机制,灵活运用被调查人承诺制度,积极引入标准制定组织参与机制;在进行利益平衡时还要考虑到技术标准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从利益平衡角度看,《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还存在一些问题,亟需予以关注。

专利法第四次修订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加强专利权的保护和促进科技成果的运用方面有诸多亮点,但在总体思路方面有两个重要的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一是外观设计保护制度的单独立法;二是专利行政管理机关的职能定位。外观设计具有与发明明显不同的特性,单独立法保护更科学;加大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侵权行为的措施,重点在于完善侵权救济措施、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重损害赔偿责任,而不是通过增加专利行政机关的职能和加大其行政执法权来实现。

《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及权利构造——兼评《著作权法》第47条

2021年6月1日,第三次修正的我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对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了扩张,增加了广播组织的网络同步转播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引发激烈争论;有关广播组织权的主体、客体也一直是争论焦点。为此,有必要分析广播组织的多元主体地位,对其享有的权利进行解构,对《著作权法》第47条关于广播组织权的内容进行思考并提出完善建议。广播组织权的立法模式,建议采用“许可权”;网播组织目前无法享有广播组织权,建议结合网络广播产业实践,在维护国家新闻传播权威性的基础上,探索网播组织纳入广播组织权的可行路径;以“广播、电视”作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能够避免“信号”“节目”之争,因为广播组织权控制的主要是传播行为与传播渠道;赋予广播组织网络同步转播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符合技术发展现状与产业发展需求,具有必要性与正当性。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角色的构造

知识产权法政策学是研究知识产权法制度设计及其运行技法的学问。按照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知识产权是一种制约他人行动自由的特权,在其设计与运行过程中,立法、行政、司法、市场应当分担不同的作用。在知识产权法政策学视点下,司法在适用法律处理个案过程中,无论面对立法、行政还是市场,都应当发挥能动性,立足于改善作为知识产权正当化根据的效率性和一般公众的行动自由,在个案中积极纠正立法、行政或者市场中不利于实现效率性或者过度妨碍一般公众行动自由的做法或者因素,促进创新和创造,以此增加整个社会的福利。

礼让原则在商标侵权纠纷中的适用问题 一起涉外商标纠纷引发的法律思考

基于商标权的地域性,对于涉外商标侵权纠纷,人民法院通常不会根据礼让原则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但是,如果中国大陆的商标权人行使权利的行为最终损害的是外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且其行使权利的行为与中国大陆的市场没有实质的联系,那么,人民法院就不宜根据商标权的地域性,拒绝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在处理涉外商标侵权纠纷时,人民法院应当对其他国家的司法判决给予必要的尊重和承认,以便更好地协调商标的国际私法保护。

论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规划设计

知识产权审判面临事实查明难度大,民事、刑事和行政审判领域之间缺乏沟通,确权纠纷解决程序设计不合理等现实问题。世界范围的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改革业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趋势和做法,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规划设计应当合理借鉴比较法经验,秉持战略思维、国情思维、改革思维和治理思维,按照四级两审、交错并行的纵向架构,均衡分布、两区分离的横向布局,在案件管辖上实行民事、刑事和行政纠纷的三审合一与技术类纠纷的集中管辖,通过准确的程序定位与有效的程序衔接提高确权争议解决的效率,以多元设计的程序规则和增设序列的队伍配备保障知识产权法院的有效运行。

平台垄断数据的法律规制研究

数据已然正式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一起被纳入国家所定义的要素范畴并实行市场化配置,其重要性愈发突出。近年来数据垄断问题已成为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重点。平台企业正是以获取用户数据为目标,依托平台流量优势与算法技术进行纵向排斥,企图将垄断优势扩大到多个领域。这类行为在破坏市场竞争秩序的同时,会损害用户的权益,数字时代平台企业的垄断问题日益凸显。平台经济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活跃对传统反垄断法理论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提出了挑战,2022年修正的《反垄断法》第23条关于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却仍然以市场份额为主展开,忽略了新业态下数据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影响。为在保护公平竞争的目的下鼓励创新,促进平台经济下企业间的数据开放与共享,应当在立法层面完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规则的同时,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多方协同治理模式,强化数据同行业监管与数据跨行业监管。此外,可以进一步参考欧盟《数字市场法案》中开创性规定的守门人制度与事前监管制度等数字垄断制度创新性成果,结合数字可携带权的适用,探索我国平台企业的数据垄断规制方法。

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及其制度完善——民法典实施背景下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与发展

知识产权属于民事权利、具有私权属性,无论是知识产权法理论还是我国民事法律制度都均对此给与了明确肯定.在我国《民法总则》《民法典》中也是如此.然而,《民法典》并没有像对待物权、债权等民事权利一样设立知识产权编,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只是零散地规定在分则中.在民法典即将实施、强国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即将发布的背景下,如何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制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论统一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制定的构想

为了适应经济转型与现代化国际竞争的需要,国家须将知识产权治理结构从1.0版本升级到2.0版本,制定一部覆盖知识产权运行全范围、全流程的统一基础性法律,对知识产权制度中根本性、长期性重大问题予以固定,从而为形成系统、整体、协同的知识产权治理格局提供制度基石。从属性上看,这部统一的知识产权基础性法律应具有混合法的特征,既是组织法,又是管理法,还是促进法,更是保护法。立法者必须首先要解决好选择什么样的立法体例、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采用什么样的立法技术这三大先决命题,以具有创造性的立法技术,突破固有观念与范式,才能制定出具有首创精神的法律。

产业视角下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判定中的注意义务研究

短视频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业态,呈现出制作传播碎片化、生产消费一体化、互动分享社交化和产业融合生态化的特征。这些特征给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责任的判定,特别是在注意义务标准方面带来了新的影响。我国并没有完全采纳类似于美国法的避风港规则,而更倾向于坚持民法上传统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短视频平台版权侵权过错归责应当基于服务性质和产业特点慎重划定注意义务,通过梳理不同类型的注意义务形态,考量多重因素动态综合评估行为人是否具有过错。

我国《民法典》设立知识产权编的合理性

当下，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对《民法典》分则草稿开始审议。原本计划中的五编分则，有所变化。其中，根据一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在原计划五编分则的基础上，增加了“人格权编”，形成目前的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的六编分则方案。另外，出于对知识产权法的不同理解，提出了一些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对知识产权能否提炼出一般规则，并独立成编，融入《民法典》持怀疑态度。

刘春田:知识产权法院应有所为有所不为

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已设立的北、上、广3家知识产权法院,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改善审判体制,对于我国提高司法的可预见性,提高知识产权司法水平,为日后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体系,奠定了良好基础。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领域3个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是：知识产权案件裁判尺度不统一;专利权、商标权的确权纠纷循环诉讼,违反私权司法终局裁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