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人工智能法》的域外适用与中国方案建构

欧盟凭借自身的市场规模和监管能力,在越来越多领域不断扩展欧盟法的域外适用范围。欧盟通过《人工智能法》,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首个人工智能监管立法。为传播欧盟数字人权的价值观、维护欧盟人工智能市场竞争权和抢占国际人工智能领域的规则制定权,欧盟《人工智能法》将通过人权的普适性、先行规则的模范示范作用、严格执法等路径继续发挥欧盟立法的域外适用效果。但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复杂性、全球规则分化、监管能力不足等因素,《人工智能法》的域外适用效应可能受限。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竞争背景下,中国应以加强人工智能治理为契机参与全球数字人权治理、选择性吸收欧盟《人工智能法》的有益内容、以“互利共赢”为导向参与国际人工智能规则制定,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供科学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科学发展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制——以国际海洋法法庭“气候变化咨询案”为切入点

科学在国际和国内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一直备受关注。近年,气候变化科学取得了显著进展,全球兴起的气候诉讼将科学与法律的互动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国际层面,小岛屿国家气候变化与国际法委员会于2022年在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起咨询程序,所提问题给法庭设定了在气候变化背景下解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的语境,直接涉及科学发展对条约解释的影响及其限度问题。正是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法意模糊、该公约与其他国际法规则存在开放互融的结构,法庭在解释过程中倾向于运用体系解释方法和目的解释方法,反映最新科学进展的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报告在解释过程中发挥了相当显著的作用。解释者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考虑科学发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为了防范越法和造法风险,国际司法机构在选择解释方法和考虑科学发展时,仍需秉持司法克制的立场,恪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条约解释规则的约束,重视法律推理的权威,不僭越法律解释与法律创造的边界。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的实证研究——基于对2018年至2020年人民法院典型案例的分析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对于国际民商事诉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对此问题,国内相关理论研究较多,实证研究偏少。为评论和观察近年来我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政策及其走向,在对2018年至2020年人民法院承认并执行外国法院生效判决,尤其是具有财产给付内容的国际民商事判决的案件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梳理和分析,不难看出我国法院近年来采取更加开放包容的大国司法姿态,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审查标准、执行方式等方面更加积极主动,对于互惠原则的进一步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管辖混乱、程序规则简单、承认与执行不衔接等现实问题,需要在涉外司法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的过程中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人大立法中的“法法衔接”问题研究

我们更要关注立法中的部门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利益冲动,要高度关注立法本身的科学性、逻辑性,要树立“法法衔接”的立法理念,保证每一项立法都有专门的调整对象、确定的调整范围以及专门的立法价值指向。

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概念。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中也强调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全面依法治国工作应当抓好的“十一个坚持”。“十一个坚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为全面和系统地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科学地构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思想引领和政策指导。“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博大精深,不仅在方法论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涉及的问题域方面也是紧紧围绕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各个方面展开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归纳和系统总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法治思想”体现了自身内在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高度统一,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纲领。当下,法学界在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过程中,应当抓住其基本精神和核心要义,积极开展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研究,努力探索和构建科学的“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论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国际金融软法是用以规范国际金融关系、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实践中具有某种实际效果的规范性文件的总称,突出表现为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制定和发布的各类国际金融标准。既有条约规则作用有限、金融监管实践复杂多变、关涉敏感主权问题、缺乏争端解决机制,是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价值,既体现为"中转"价值,即作为向"硬法"演进或转化过程中的过渡阶段;更表现为独立价值,即凭借自身特点和优势长期稳定存在并独立发挥作用。在相当程度上,软法在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着比硬法更为重要的作用,使得全球金融治理呈现"软法之治"的面貌。

政府补贴的法律规制:国际规则与中国应对

补贴议题是WTO多哈回合规则谈判的重要内容,也是多哈发展议程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在补贴所体现的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与反补贴措施所体现的国际规制和国际秩序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始终是补贴与反补贴制度追求的目标。公共机构认定、农业补贴和渔业补贴三个领域国际规制的晚近发展,彰显出各国之间立场分歧的显著性和达成共识的难度。新形势下中国应当从三个方面做出应对:一是充分利用WTO既有规则反击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梳理和调整国内补贴实践做法,提高相关规则制定和实施的法制化水平;三是协调好我国所同时具有的全球经济大国的身份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以更加开放和前瞻的心态积极参与相关国际规则的形成或重构,提出更多符合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中国方案"。

中国的条约缔结程序与缔约权——以《缔结条约程序法》立法规范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缔结条约程序法》有关"条约"的概念与分类使用较为混乱。受制于《宪法》的规定,《缔结条约程序法》未规定中国国家主席的主动缔约权,由此造成了立法与实践的脱节。同时,由于中国《宪法》和《缔结条约程序法》中有关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批准条约方面的权力存在错位,进而导致条约与国内法关系难以厘清。因此,完善《缔结条约程序法》,应构造以《宪法》为核心的国际法立法与国内法立法体系,使两个法律体系在立法程序上实现良好衔接。

反跨国逃税避税的法律问题研究

各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的差异和国家之间税收征管信息的不对称是跨国逃税避税得以盛行的根源所在。各国为了应对跨国逃税避免,从单边、双边和多边三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措施。美国推行《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瑞士在双边税收协定中强化税收情报交换义务,经合组织修订《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实施《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行动计划》、制定《涉税金融账户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分别代表了这三个层面上的国际动向和趋势。我国近年来在反跨国逃税避税国内立法和国际合作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目前需要从适应《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要求完善《税收征管法》及相关制度、提高税收情报交换和利用能力、完善一般反避税措施及其他反避税规则、妥善应对美国推行《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实施等四个方面做出进一步努力。

论“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双重界定”及其意义

"八二宪法"对检察院的宪法地位与性质进行了"双重界定",即将检察院的宪法地位界定为检察机关,将检察院的性质界定为法律监督机关。学界对"双重界定"及其意义并无完整而清晰的认识,以致产生了检察权是法律监督权等在检察理论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深远的错误认识。因此,需要从理论与制度层面证成与厘清"双重界定"。这一工作的意义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厘清"检察机关"与"法律监督机关"不同的概念功能,唯有如此,才能正确认识检察权的规范性来源,相应地,法律监督权概念既不存在于宪法文本中,又不源于对宪法的正确理解,因而是一个伪概念;第二,洞察"法律监督机关"对"检察机关"的意义支撑,唯有如此,才能透彻理解检察院享有独立宪法地位的原因。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40年:历程、挑战和中国角色

1982年通过和开放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部重要的海洋领域综合性法律文书,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尽管《公约》构建了现代国际海洋秩序的法律框架,但《公约》并未穷尽关于海洋权利义务的所有事项。回顾《公约》通过40年的历程可发现,《公约》的谈判、通过、生效和发展无一不是时代的产物和利益的博弈,其精心构建起的微妙平衡反映了海洋管辖与海洋自由这一对相生相伴矛盾的互动。《公约》通过后的40年间,国家实践的差异、海洋技术的革新和自然环境的变化给包括《公约》在内的海洋法发展提出了诸多新挑战,外化表现为争端解决机制的不断扩权与随意滥用。中国与《公约》同行40年,在国内发展、国际形势和《公约》的共同影响下,逐步确立和深化了自身的海洋观念,践行着有特色的海洋实践。展望未来,中国应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提出应对《公约》挑战的可行方案,增强“海洋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国际影响力,推动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自成体系的社会权力研究——读郭道晖《社会权力与公民社会》

传统的制约国家权力的方式,即"人民主权","权力分立、互相制衡"和"用权利制约权力",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要增加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用社会权力制约国家权力是一个可行的有效的方法。口有助于保障人权、促进民主、推动社会进步和提高社会福利的社会权力,才是我们要极力发展的正当的社会权力,而这种社会权力的形成与发展,其基础在公民社会。

美洲人权法院引渡第一案的意义及其启示

人权问题常成为国际追逃过程中遣返、引渡工作的障碍。美洲人权法院审理的中国公民黄海勇诉秘鲁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对外追逃工作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国专家证人通过提供书面证词和出庭作证,协助秘鲁政府应诉,成功反驳了原告方的相关主张。2015年6月,法院判决由于不存在死刑和酷刑风险,秘鲁政府可以将黄海勇引渡回中国。这是美洲人权法院关于引渡框架下国家保障人权义务的首个案例,对于接受法院管辖的国家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对欧洲人权法院等区域性人权司法机构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具有一种启示作用。作为既有案例,美洲人权法院在此案中总结和运用的法理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启示。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遵守机制研究

《中美经贸协议》中的遵守机制包含了报告与公众评论制度、监督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对等和报复制度以及条约调整制度,体现了"先管理后强制"的思路。其中,报告与公众评论制度、监督制度可与争端解决制度联动,导致对等和报复措施,回应了美国部分WTO改革诉求,有可能会给我国造成较大压力。根据中美关于《中美经贸协议》可执行性的相关博弈,今后我国在管控中美分歧、聚焦中美合作时应首选多边渠道,并根据美国国内形势变化,积极影响中美合作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推动实现互利共赢。

领事保护之概念辨析和中国领事保护法律的完善

领事保护制度与每一位走出国门的国民息息相关。"海外中国"加速成型的新时代,越来越多境外的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人身、财产安全及各种合法权益遭受侵害的风险,这对我国常态化的领事保护工作提出了巨大挑战。这些挑战既缘于涉及领事保护的国际法和国内规则法律框架的复杂性,也是由于目前领事保护缺乏有效的国内立法和相应的体制机制。当前,需厘清涉及领事保护国际法规则与国内法规则法律框架的复杂关系,从概念层面识别广义领事保护与狭义领事保护,明确广义的领事保护包括领事协助和领事服务;同时,辨析领事保护与外交保护这两种不同的个人保护机制。完善中国领事保护法律制度,既可从国际法层面推动领事保护双边协定的缔结和相关国际磋商与合作;也需要在国内法层面推动领事保护专门立法的出台和生效,加强领事保护多元参与机制,形成"五位一体"领事保护体系,更好地推进和加强我国的海外利益保护。

入世十年与中国法治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法治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本文旨在梳理中国从复关到入世以及入世至今24年来,中国政府所作的努力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和机制对中国经济和政治法治建设起到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历史证明,现实的需要往往比理想更能促进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因现实而非理想的需要最终走向法治的一个路径。

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中国道路:权力监督的法治化

历史周期率是指政权经历“兴衰更替、治乱循环”的周期性现象。约束权力是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方法。权力制衡和权力监督是约束权力的两个维度。在民主集中制的权力结构模式下,我国以权力监督作为约束权力的主要方式,并找到了民主和自我革命这一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约束权力路径。权力监督的中国道路包括价值法则、制度体系和法治保障三个方面: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具体化为人民至上的价值法则,是权力监督的根本目标;扎牢权力的制度笼子,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要把国家监督、党内监督和人民监督贯通起来,形成监督合力;在法治的轨道上推进民主建设和自我革命,用法治的方式监督和约束权力,是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与中国对海洋权益的维护

1961年,我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早期从事国家和法的历史研究,即法制史研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是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中国政府当即决定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并开始重视国际法研究。1974年,我从法制历史组被调到国际法组,转攻国际法,特别是国际海洋法和国际人权法。那一年,我41岁。

司法:中国仲裁事业发展的坚定支持者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际法治观＂无疑应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指导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关系的法治化是中国的必然选择。在国际法治理念的指引下,相应的＂一带一路＂国际法治原则和规则才会得以发展,从而顺利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

国际刑法中公司的共谋行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国际刑法的行为屡禁不止。晚近,国际社会就应当对公司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追究相应的国际刑事责任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然而,鉴于国际刑法尚未承认公司的国际犯罪主体资格,通过对晚近国际刑法学界和实务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分析可知,当前国际刑法对公司犯罪行为的惩治只能通过追究公司在侵犯人权行为中的共谋行为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