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药学素材与《七发》创作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以中医药为主要内容的中医药学,蕴含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健康养生理念及实践经验,所形成的中医药文化也凝聚着天人合一、阴阳平衡的哲理思想,孕育出辨证论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中华文明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初作家枚乘创作的《七发》既是作为新体赋的汉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性作品,在赋体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贾谊与贾谊集的文学史观察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准确而精当地界定了贾谊的文学史地位,认为他的赋作继承了秦代的杂赋文学传统。结合贾谊创作的两篇赋作《吊屈原赋》和《鵩鸟赋》,以说理为主旨,句式表达也与荀卿《赋篇》及李斯刻石文辞一脉相承,体现出主流的秦代文学传统。同时也受到了楚辞体创作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舒缓语气的"兮"字,表明汉初的赋体创作沿着两种文学传统在融合演进。贾谊集的编定,是固守别集本位和扩大"文集"范围这样两种理路的反映,意味着不仅要在纯文学范畴内观察贾谊的文学史,还要在杂文学的视野里注重《新书》的政论类作品。

班婕妤诗文的创作及流通

班婕妤能够引起文学史的关注,大概首先是《汉书·外戚传》载有她所创作的《自悼赋》(题名据《艺文类聚》),辞赋是汉代文学创作的主流,遂凭借该赋而获得第一篇女性创作的“宫怨赋”的美誉。班婕妤也成为中国女性文学史书写的“关键性”角色,或被奉为“圣人”,如称:“汉代女文学家被捧为圣人者有二人,一是班婕妤,一是班昭。”

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氏集》考论

影宋抄本《鲍氏集》的底本,经考察乃南宋孝宗年间所刻,其版本及文本特征表明出自唐写本,属于六朝旧集,纠正了四库馆臣认为鲍照集属重辑本的错误判断。齐梁时期的虞炎编本鲍照集,推断即《七录》著录的六卷本,萧子显和钟嵘均据此本而论定鲍照的文学地位。鲍照集在流传中也可能混入了他人诗作。明朱应登本应据宋本(影宋抄之底本)而刻,产生了讹误字和脱字,不宜作为底本使用。影宋抄本是校注整理鲍照集的最佳版本。

《招隐士》的歧异成因及作品结构初探

《招隐士》是中国文学史中一篇经典的骚体赋作,收录在《楚辞》和《文选》两种不同的文献载体中,因之呈现出著作权的歧异。后出的《文选》题"刘安"创作,经考察其依据的是南朝梁时流传的淮南王集编本。淮南王集编者对王逸《招隐士》的篇题小注(小序)进行了移植和改造,唐代文献中所见有关《招隐士》题"刘安"的诸种材料应均据自此集。李善注《招隐士》不仅直接袭用王逸注,还据以回改正文文字,造成该篇在《文选》各本之间产生文字歧异。李善与五臣在注释篇题和作者处理上略有差异,但都未能弥合《文选》与王逸注(小序)所称的不同著作者的矛盾。《招隐士》篇中的重复语句并非衍入,而是为体现作品风格而有意采用的复沓式结构。重复的语词及大量相同部首之字的使用,都可在此意义上得到理解。

枚乘《重谏吴王》篇“伪作”说析疑

《汉书·枚乘传》所载的《重谏吴王》篇,颜师古和李善均认为篇中所述部分细节与历史记载有矛盾,但并不否认出自枚乘之手。《重谏吴王》自宋人开始出现“伪作”说,或者认为篇中存在后人增益的细节,不尽是枚乘上书原貌。否定《重谏吴王》篇的枚乘著作权,或者认为掺入后人补写的细节,均需要切实的证据,应持审慎的态度。本文从分析前人何以有“伪作”及增益细节两说入手,审视《重谏吴王》篇在文本细节及理解方面所呈现的诸多复杂性,而非重在给出是否属伪作的“结论性”意见。

贾谊集的文献史

贾谊集(《新书》除外)的文献史由作者、制作者、读者和编本四者构成。史传是研究贾谊生平及作品的最为基础的第一手材料,细读史传,可以重构出司马迁与贾谊作品之间的关系,还有作品在汉代的保存细节。通过贾谊集的版本调查,还原出贾谊集传承中的制作者角色,制作者不仅通过编本的方式保存贾谊的作品,也在集部范畴内逐步确立贾谊集的地位。张燮编本贾谊集,便意味着这种地位的第一次确立,但离不开“李贽”批选本贾谊奏疏的前期铺垫。不同的编本,也透露出对于“文”“集”与子书之间关系的理解和适用。围绕贾谊集存在序跋、评点和题跋等传统的阅读积累,是读者和制作者共同创作的独立于编本之外的文献,自应一并纳入到文献史的视域。贾谊集的文献史,同时也是制作者、读者与作者作品即编本之间的“动态”学术史。

敦煌唐寫本《西京賦》注文校理

敦煌《西京賦》殘卷是觀察抄本時代和刻本時代《文選》李善注文變異和定型的標本,與宋本《文選》的比勘結果顯示,注文差異主要表現在省注處理方式的不一致和增注的出現。殘卷自身存在省注體例不統一的現象,但其存在的省注或未省注的注文,宋本裏的明州本、北宋本和尤袤本基本予以省注;而贛州本則基本未省注,導致重複性注文的出現,而且還有獨具的個别性注文,印證出贛州本值得注意的版本特點。宋本出現的增注,或是訓詁類的注釋,或是疏通文意性質的注釋,或是補充殘卷的缺失性注釋,以及改易性的注釋,印證出殘卷之後李善注文的修訂過程,在刻本時代得以規範和定型。殘卷也揭示出宋本存在李善與薛綜注文竄入互訛的現象,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

敦煌古写本《辩亡论》残卷校理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辩亡论》残卷,学界的一般意见是认为抄自《文选》,属于“唐写本”。残卷并未有明确的抄自《文选》的题署,亦不避唐讳,是否抄自《文选》及抄在唐代尚需辨析。通过写卷可能存在的避梁武帝之父萧顺之名讳用例,以及与宋刻本《文选》及《晋书》《三国志》录本的比勘,推测写卷有可能抄写在六朝时期,与萧统所编《文选》或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此帙写卷在保存异文方面的文献价值,但校勘结果未能坐实写卷抄自《文选》的判断。依据文献记载及第一手的采访档案,考察了残卷收藏者方雨楼的生平事迹,也澄清了写卷在流通收藏及鉴定方面不确切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