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中的“真”字與“算”字——兼論簡牘文書分類

出土简牍文字的释读是简牍学中最为基础的工作之一。释文的正确与否，关系到能否准确地理解简文的原意，对于利用简牍资料进行学术研究或者历史问题探讨，尤为重要。只有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

走馬樓吴簡中的簽署、省校和勾畫符號舉隅

本文在簿書解釋的框架内對吴簡中所見的簽署、省校和勾畫符號進行釋例。調布入受莂上的簽名"祁"應爲臨湘侯國丞祁的親署,而庫入受莂上的"丞弁關"爲佐吏的代簽。無論是親署"祁",還是代簽"丞弁關",皆具有權威性和有效性。户品出錢簡上(臨湘)侯相之下的校記"蟚",是臨湘侯相"管君"或屬吏檢校户品出錢簡後的批字,表示"已核"(已經檢核)。襍錢領出用餘見簿中常見的"朱筆塗痕"(朱筆長線條)爲核對賬目流轉的勾畫符號,與校記"中"所起的作用基本相同,亦表示"符合、正確"。

銅器銘文中所見兩周時期曾國的婚姻關係

曾國一直是學術界討論的焦點。傳世文獻中有鄫國,是一個依附於魯國的姒姓小國。然而從宋代開始,出土的零星青銅器材料表明,在湖北隨州還存在着一個曾國。1977年隨縣擂鼓墩一號墓發現後,這個曾國得以呈現在世人面前,引發了學界的廣泛討論。1978年,李學勤先生提出“曾國之謎”,認爲曾、隨一國二名。隨後很多學者都有討論。

新出文献战国文本的差异叙述

依新出文献所记史事角度,不同种类的新出文献对于同一叙事主题(人物、事件)均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叙述差异情况。叙述差异的产生与战国时期文本编纂、流传的情境息息相关。"史"、"语"、"子"等取材于"世"、"书"等成书较早、材料较原始的文献,它们之间又互相影响,构成了战国文本丰富形态之一隅。不同文本的差异叙述,发展了"言公"与"私意"的论断。"言公"在于共同文化背景、共同目标的相同,而差异叙述的目的则在于发扬"私意",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

东方朔仕进小考

东方朔一生仕宦虽官秩不高,但却属于汉武帝核心决策层次的人物。东方朔仕宦不显,主要原因在他个人身上的游士风格,也有其政绩缺乏的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战国以来的游士风格与秦汉大一统国家间的政治矛盾、制度矛盾。从东方朔身上,既可以看到大一统背景下游士的处境与心态,又可以窥见战国到秦汉间,士从游到不能游的历史变化过程及原因。

常乐卫士铜量研究拾遗

常乐卫士铜量是金石大家陈介祺收藏过的一件重要文物,带长柄,器身椭圆,平底,口沿外壁平行刻铭27字:'常乐卫士上次士,铜饭帻容八升少,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铭文下方有一正方形斗检封。此器在簠斋身后流散出国,而形制在当时罕有人见到,拓片也流传不广,再加上铭文中存在难解之处,故学者讨论的并不多。2009年,国内一位收藏者在美国通过拍卖将此器带回北京,由于机缘巧合,我与器主结识,随即看到了这件铜量,得以上手仔细观摩。

從■簋銘淺談西周王朝三有司的任用

三有司(司土、司馬、司工),是西周王朝官制中較爲獨特的設置,反映了當時貴族社會的運作機制,且在春秋時代的貴族政治中繼續沿用,[1]在戰國秦漢的官僚體系亦可見到其沿革與影響。長期以來,我們都未較清晰地認識西周王朝如何任用三有司的問題,即三有司從哪類貴族中産生,由哪些貴族擔任,故仍有必要利用金文材料進行較系統地考察。由於學界對西周王朝任用三有司的情况,還有若干模糊的認識,也導致對五祀衛鼎(銘圖2497)、裘衛盉(銘圖14800)、師永盂(銘圖6230)

濟陽劉臺子西周墓葬青銅容禮器的器用問題簡論

器物在特定情境下具有特殊意義。墓葬由於特殊的埋藏形式成爲考古學遺存中很少保留下來的、完整的、未被破壞的特定場景。這些場景曾經解决過很多以單件器物研究而容易出現的問題。比如鉞曾被看作是石斧或石鏟.

兩周時期宋國與諸國的政治聯姻

據《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武王滅商後,封紂子武庚禄父以續殷祀,後武庚作亂,周公遵承成王令誅殺了武庚,命微子代殷後,奉殷先祀,國於宋。[1]宋國作爲一個異姓諸侯國,又地處兵家所争之要地,對兩周時期政治局勢變化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顧春秋時宋最喜事,春秋之局變多自宋起。'[2]研究宋國的政治外交對於我們了解兩周時期政治形勢變化至關重要。政治聯姻作爲兩周時期各國之間進行得最爲頻繁的邦交活動之一,是政治外交較爲直觀的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