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聚贤与中国考古学

1921年～1949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和初步发展期。短短的二十多年里，虽然期间还经历了8年抗战和4年内战．但是考古学却从无到有，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笔者以为，推动这一时期考古学发展的，就国内而言，有一主一辅两支力量。主力军广为人知，是以李济、梁思永、裴文中等为主的学院派，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供职于专门或与之相关的研究机构（主要是中研院史语所．也包括地质调查所、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等），无论发掘还是研究，

中国古代家马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马作为古时非常重要的使役畜力，在推动社会发展、加速开疆扩土、实现民族交融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地位显赫。另外，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地位的动物，马在考古遗存中出现的表现形式也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较为常见的有整齐摆放整马、肢解后埋藏，还有车马坑。由此，马在古人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可见一斑。自从野马被驯化成家马，它就始终作为人类的忠实助手，陪伴在我们身边。家马起源的研究一直都是世界动物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学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家马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波太遗址。在中国，家马的出现突然且集中，它们究竟是本土起源还是外来物种？这一直是我国动物考古学研究里的一个重要课题。旧石器时代我国境内曾广泛地分布着普氏野马，而到了新石器时代出土马骨骼的遗址数量却寥寥无几，直到商周才又开始大量出现，很显然家马在我国的发展之路与家猪等本地起源的动物不同，对此进行研究，讨论中国家马的来源有助于了解我国家畜起源的另一种机制，对研究家畜驯养的不同发展模式也有帮助。

商周祭祀动物遗存研究综述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乃研究中国上古社会的重中之重。有学者甚至认为“不了解中国上古的祭祀就无从知晓中国古代社会”①。商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更是祭祀大发展的时期，并且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不在少数。动物作为文化象征物，在祭祀活动和遗迹中常常出现。研究这些动物，对理解祭祀制度和礼制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回顾以往研究，明晰目前研究现状，其中主要涉及的是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而非文献。

考古学文化新界说

“文化”这个概念在人类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同样,“考古学文化”也是考古学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核心概念,因为考古学是研究人类古代文化的科学,在西方一些国家,考古学本来就属于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天文考古学与上古宇宙观

对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蚌塑宗教遗迹的研究表明:距今6500年前,以北斗与四象星官为代表的五宫体系已构建起雏型,中国传统天文学的主体部分已经形成;西水坡45号墓墓葬的特殊形制表现了最原始的盖圆;灵魂升天观念以及王权政治与天命思想在西水坡蚌塑遗迹中有所展示;中国古代四子神话的出现年代至迟在公元前第四千纪的中叶已经完成。这一天文考古学个案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古代科学的发展历史也就是古代思想的发展历史。

先秦时期家犬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家犬是我国最早被驯化成功的动物，其在先秦时期的社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文献资料对家犬在先秦时期的作用有详细的记载，如《周礼·秋官·犬人》记载：“凡祭祀，共犬牲，用栓物。伏、瘗亦如之。凡畿、珥、沈、辜，用骇可也。凡相犬、牵犬者属焉，掌其政治。”贾公彦疏日：“犬有三种：一者田犬，二者吠犬，三者食犬。①”《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德公）磔狗邑四门，以御蛊灾。②＇，另外，在先秦时期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用家犬随葬的现象③。由上可知，家犬在先秦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有：狩猎、看家、食用、祭祀和随葬。鉴于家犬在先秦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并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对先秦时期家犬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并对今后的家犬研究进行展望。

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综述和展望

羊是中国古代"六畜"之一,不少考古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中包含羊骨,这些羊骨是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国家羊的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回顾和展望。第一部分按照时代早晚梳理目前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羊骨遗骸,归纳不同时段羊的种属、数量、地理分布及特殊考古现象等阶段性特征。第二部分以家羊的动物考古学专门研究为主,回顾目前在定性定量分析、起源与传播以及开发利用方式等方面取得的进展。第三部分对今后的研究方向和方法等提出一些设想与展望。

访古循迹 勤耕不辍——访考古学家杨泓教授

记者:杨泓先生您好!中国考古学学科产生已有100多年,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是几代考古学人上下求索、薪火相传的成果。请您谈谈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过程。

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鸟形盉铭文试释

盉铭前段为乞立誓称公命,后段"报厥誓"为递解前誓。其核心在强调遵从公命用事,不敢"自谟",可与铭末因"对(遂)公命"而作器相呼应。经对比金文"身"字文例,动词施与"身",例于"身"字前加领格词,此铭"鞭身"当断开,不连读,其后读作"身笰(敝)传(转)出(黜)",故所设惩罚措施为受鞭,并身败而废弃其职。铭中"出"字,可对比大河口墓地M1017所出尚盂铭文"出"字得以论定。

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

考古学作为一门科学,以其独立性而有别于其他学科。在全球化、整体化、综合化的科学背景下,考古学既要加强专业深度,又要与整个社会相融;给大众传播知识的同时,也要从中汲取营养。因此,有必要对考古学的科学化、大众化问题进行分析,以探讨二者结合的途径。

试论新石器时代的特征与开始的标志

考古学中的新石器时代,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标志着人类真正自立于自然界的开始,而且还孕育了以后的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切因素.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的不同,新石器时代在全球各地开始的时间和具体方式并不一样,由此便引发了对其起始标志问题的争议.一最早使用“旧石器时代(Palacolithic)”和“新石器时代(Ncolithic)”这两个概念的,是英国考古学家约翰·拉布克(John Lubbock.1834-1913).他在1865年出版的《史前时代》一书中认为新石器时代或新的石器时代(NewStonc Agc)是“较晚的或磨制石器的时代(Polishcd Stonc Age),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用燧石和其他石料制造精美的武器和工具.很显然,“新石器时代”的概念在考古界中最早是仅以磨制石器为突出特征的.

中国古典意义的“大同·小康社会”

若干常规聚落以群相聚组成了史前的复合聚落,复合聚落内部随后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复杂化,最终形成了以陶寺中期城址为代表的各个社会阶层和谐共处于同一个大型聚落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随着中国早期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社会发生了重大变革,转变为了以二里头遗址和殷墟遗址为代表的,在聚落居住方式上具有明显社会阶层分化的"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无需”考

孟簋与班簋作为西周穆王世之标准器,其铭文同述毛公征伐东域叛戎事。然孟簋铭文所云之"无需"究竟何义,向无定说。"无需"即班簋铭文所记之"戎",实即史载穆王时之徐偃王。"无需"为偃王之字,""或为其名,名字皆得于其患膝骨之疾,而"偃"则为其号。文献称徐偃王"有筋而无骨",偃而不能俯,与铭文所记甚合。

伊安·霍德(Ian Hodder)教授访谈录

上篇 刘岩：霍德教授,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的采访。在这次访谈中我想跟您谈谈您有关后过程考古学的观点、您个人的一些理论思考以及您个人的一些学术经历。我想,通过这次对话,能够让中国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您的思想。在中国,考古学界一般是通过您的著作《阅读过去》（Hodder and Hutson 2003）以及布鲁斯·特里格（Bruce Trigger）的著作《考古学思想史》（Trigger 2006）了解到您的。虽然您的著作《阅读过去》已经有了中译本,但大部分中国学者仅仅通过一、两本书还不能够完全透彻理解您的思想。而且在中国,后过程考古学也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马的胸椎异常及其利用方式的演变

马的驯化及使用深刻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马不仅为人类提供肉、奶等蛋白性食物,而且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运输和战争能力,推进了人类的迁徙、民族的融合、语言和文化的传播等等。可以说,没有一种家畜像马一样,在战争、运输和人类社会交往方面,发挥出如此重要的作用。骑乘无疑是人类使役马匹的重要方面。如何研究遗址出土的马骨,探讨其是否被骑乘,一直是考古学家关心的课题。本文的作者玛莎·莱文(Marsha Levine)博士等运用古病理学对马的利用方式进行了探讨,研究了马的被骑乘与否和马的第11-18胸椎异常之间的关联。他们对比了未被人骑乘的现代马骨和明确被人骑乘的早期铁器时代和中世纪的马骨,认为在早期铁器时代的马胸椎上出现的异常模式很可能与骑乘有关,从而表明从动物古病理学的角度探讨古代人类对家马的利用是切实可行的,这一研究思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动物古病理学研究在国外开展已久,然而这一研究在国内尚十分薄弱,这正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之一。

北宋邵雍书篆祖士衡墓志考

宋代理学宗师邵雍一生著述丰厚,但书迹尠存,河南洛阳出土的祖士衡墓志是目前仅见其楷、篆书体。本文通过对祖士衡墓志的考证,对于了解邵雍书法特点、书体风格变化与理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由邵雍所书、篆的几件祖氏家族墓志,可以看出邵雍与祖氏之间的密切关系,反映了邵雍虽隐伏不仕,却仍然关注朝政,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事件中,邵雍作为保守反对派所处的立场及态度。

晋姜鼎铭文“繁阳(榷)”考释

春秋早期铜器晋姜鼎铭文记载了晋国之人至繁阳■(■)以盐换取铜料这一事件。鼎铭"繁阳■"中的"■"字可隶定为"■",释为"榷"。根据文献记载和青铜器铭文来看,繁阳榷是周王设在繁阳地区的具有垄断性质交易场所,其历史可以追溯至西周时期。因此,晋姜鼎铭文"繁阳榷"的考释对于周代经济制度和相关史实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新疆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出土马骨脊椎异常现象研究

前言 马作为与古代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而家马起源又是目前的研究重点之一。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能于公元前四千纪在欧亚草原被首次驯化。我国学者通过分析遗址马坑、车马坑的埋葬现象，测量马骨形态和测试分析DNA样品等，认为中国家马的出现应不晚于公元前1300年（商代晚期）。我国学界重视研究马挽车问题，但马的骑乘功能并未受到足够关注。

汉唐时期东亚文化的交流——以人面纹瓦为中心

东亚地区作为人类早期文明的中心之一,其文化的交流相当频繁。国内已有学者分别从考古学上研究了3世纪、4世纪的东亚及其文化交流。本文所说的人面纹瓦主要有半圆形的人面纹瓦当、圆形的人面纹瓦当和半圆形的人面纹瓦(当沟)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