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突破

伴随意识形态的全面改革,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革也势在必行。如何改革呢?史学界目前的看法和主张尚不一致,但有不少同志(青年人居多)提出,要在历史理论和历史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我赞成这种意见。下面谈谈我的看法。第一,努力搞好经济史研究,特别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史的研究。抓好经济史研究是进行突破的基础工作;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历史研究就能站到突破的至高方位,掌握其制高点, 刚跨入八十年代,老史学家刘大年曾撰写了一篇史论文章,题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他从当时的实际出发回答说:“应当狠抓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述评

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是在老一代中外人类学家研究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政治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并在本土学者研究实践下逐步建构起来的。在秉承中国人类学者研究传统的同时,当代中国政治人类学扩大了研究范围和学科关怀对象,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中国政治人类学研究的本土化实践,在基础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建设上,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尚存在较多问题,还有着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读好书如饮琼浆——2017年度“中国好书·人文社科类”简评

2017年度“中国好书”获得推荐入围的人文社科类图书共15本,这些图书是由学术界、出版界、传媒界等领域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以兼顾知识性和普及性为标准,从全年出版的几十万本新书中,经过几轮精心挑选,反复讨论,投票表决而选出来的精品.

略论清末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之关系——以女子参政权为中心的考察

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性别与权利之关系的问题,存在着正反两股相悖的思想潮流:一是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尤其是个别先进女性,提出“女国民”的概念,认为女性当然具有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近代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文章认为,论者探讨清末女权思潮时,往往有片面夸大之处,因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更无法解释复杂历史的矛盾纠葛。其实,清末人对于女权的提倡与压制并存,双方的力量是极不成比例的,这样正反相悖的两股思想潮流,正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得以兴起与终至失败的思想根源。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通商口岸和外贸态势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外资在华势力快速膨胀,中国资本主义性基本产业开始产生和初步发展,中外贸易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西方列强对中国商品输出和原料需求的升级;中国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初步兴起后对外国商品需求的增加。中外贸易状况由出超向入超转变,并成为此后中外贸易变化的基本趋向。

中国作为方法——对话羽根次郎

刘昕亭：羽根，你好，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先从自我介绍开始吧，先跟读者聊聊为什么你会对中国感兴趣？为什么选择来中国大陆留学？

一战后日本的对华文化政策——以郭春秧提倡的孔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一战期间日本趁机在中国扩张势力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不满。日德在华的舆论战、二十一条引发的反日浪潮以及日英美在华的经济摩擦等一系列压力迫使日本必须调整对华政策。于是旨在拉拢中国民心的文化政策应运而生。在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认识不到中国的思想界已经发生变化,受一名福建籍归化商人郭春秧的建议,试图将孔教运动作为联络中日亲善的工具。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创立辨析

1920年夏,一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上海推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即同时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半公开闪现社会,并很快被邀请派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这本身就是它正式建立的一个标志。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性的团体,自1920年起,不仅在上海,还在北京、天津、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发展并开展活动。虽然青年团直到1922年5月才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团的中央机构中央局早已存在,上海团组织兼为团的全国总部。除个别地方团组织活动有短暂停止外,全国团组织活动并未中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初期,党团一体,隐党于团。青年团一大前,中共中央局和上海团组织兼团中央局,就是全国青年团的中枢。

中国式现代化的黄帝文化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式向全国各族人民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及其实现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烙有浓厚的黄帝文化的印记。《炎黄学概论》中说:“关于炎黄学或炎黄文化的定义,有人认为,炎黄学是研究神话和古史传说的学问。有人认为,炎黄学是‘根’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龙头文化,它每每体现在寻根拜祖的活动中。也有人认为,炎黄文化的定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炎黄文化是指炎黄二帝及其时代所创造的文化;广义的炎黄文化既包括炎黄时代亦包括中华儿女所创造的文化,这样就等同于中华传统文化。”同重利轻义、个人至上的西方现代化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秉承的是“民为邦本”、推崇的是“天下为公”、追求的是“大同社会”、践行的是“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中华优秀文化价值理念。

革命的张力与历史的弹性:苏区史研究的再解读

革命在其所以在、存其所当存。苏维埃运动是中共革命过程中逼不得已也是不可或缺的阶段,尽管苏维埃运动遭到失败,但它奠定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革命建国的道路。我们应通过历史资料而非价值评判,去客观地回首这一段历史。

中国思想的自觉:科学与人生观论争

前不久的亚东图书馆遗珍展中,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等手稿原迹得以向公众展示,不禁让人回想百年前那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科学之兴中国文化人历来不懈追求新知,如果用儒家的理念说,就是"一事不知,儒者之耻"。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人并不盲目拒斥外来文明.

近代种族改良论的优生学方案:以潘光旦为例

晚清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竞相吸取来自西方种族竞存的理论讨论中国的“保种”问题,种族改良论遂风靡此后数十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轫于英国的优生学开始较多地引进中国,被中国知识分子采用作为论述种族改良的新的知识依据。作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优生学家,潘光旦在美国接受了严格的优生学专业训练,同时将优生学知识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实际相结合,发展了一套较为系统全面的提高中华民族品质的论述,这是晚清以来种族改良论的一个重要发展。

1949年以来国内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外交关系研究综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在对外关系上,一方面延承了北京政府所遗留下的外交局面,继续进行关税自主以及废除治外法权的交涉,尝试与有约各国进行修约谈判;另一方面,亦将北伐以来的革命外交理念予以变通执行。国民革命军北伐过程中发生的济南惨案以及宁案,都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必须予以解决的外交个案。此时,在对苏关系上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恶化,日本亦加紧筹划在中国东北的扩张,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略论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精神

'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精神'这一主题,视野广大,内容丰富,包容性强,覆盖面宽,不仅有着丰富的学术含量,有学术上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据我所知,近30多年来,在为数颇多的有关孙中山的学术研讨会中以此作为主题的尚属首次.

我在中南海见到的朱老总

从国内战争时期的工农红军，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再到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总司令。1949年后，朱德逐步离开军事指挥岗位，主要担任国家领导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但人们还是习惯地称呼他朱总司令，或简称朱老总。这表现了人们对他的尊敬和亲切感。

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祝贺《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

非常感谢宁夏大学邀请我参加这个盛会,我主要是来祝贺《中国藏西夏文献》出版的,讲一点自己的感想。面对这20册文献,我马上联想到30年前我们编写《中国通史》'西夏史'这一章时的情况。过去通史里面以宋、辽、金为主,西夏占得很少。当时我考虑把这一编分成宋、辽。

中共与察哈尔抗战

几十年来,日本一直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国共联合抗日,中共党员协助冯玉祥组建抗日同盟军,收复多伦等要地。后来,范长江又协助刘汝明抗战,为保卫察哈尔地区,作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中心——纪念明定重庆为陪都暨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

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曾是中国战时的首都。重庆不仅成为抗战中国的中心,而且也是东方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心。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对抗战时期重庆的重要历史地位有意或无意地不予重视,或忽略了。今天,我们要尊重历史,充分认识重庆在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地位。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了。由于敌强我弱,中国只有经历长期的持久战才能战胜强敌,取得战争的胜利。中国国家重心原在东部,战争开始后。

翁文灏与早期中国科学共同体的功能

如何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的学术功能和社会治理功能,发挥引领作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理应成为科学技术界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思考题。在中国地质学创建100周年之际,回顾其早期历史,或许可以给我们某种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