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视域下的中国科技典籍对外译介——访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

中国科技典籍的对外翻译与传播已然是中华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学者是科技典籍外译的主力军之一,又是相关研究的助推者。但既有研究对科技典籍的认识存在不少分歧,与文史哲典籍翻译研究的区别不清,且重复性研究日趋明显。鉴于此,本文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显斌研究员进行访谈,向其求教科技典籍命名依据、基本特征以及对外译介问题。孙显斌研究员从科技史、古典文献学和典籍数字化视角,论述科技典籍之“名”与“实”有助于为相关翻译研究明确阵地范围,科技典籍对外译介观点为外语学者的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域外翻译和传播研究提供了“他者”视角的关照。

把握时代脉搏,开拓学术新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60年

科技史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新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议题,中国科学院在1951年筹划科技史研究,1956年制订十二年研究规划,1957年创建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扩建为研究所)。研究所(室)遵循50年代提出的研究范式,撰写了许多学术论著,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1978年以来,研究所提出新的学术问题,实现由古代到现代、由中国到世界的拓展,促进学科交叉及"应用科技史"研究,尝试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面向未来的机遇与挑战,研究所将继续追求科技史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卓越,并进一步促进学术研究的国际化。

打造专业化、数字化的科技史文献支撑平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俨图书馆小记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图书馆从1957年建所即开始筹办,经过数十年、几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从无到有,逐步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科技史专业图书馆,是目前国内收藏最丰富的科技史专业图书馆,也是国际上收藏中国科技史文献最丰富的专业图书馆。图书馆阅览室位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二层西侧,包括本所研究成果、创办期刊、学位论文和赠书展示区,以及现刊、工具书、民国图书、古籍等多个典藏区。另有图书库和过刊库,位于研究所一层西侧,主要贮藏中外文普通图书和过刊、报纸。

四十八载风雨春秋——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术发展侧记

从三个主要阶段论述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48年来的发展历程,并详细讨论了该研究所在各个时期开展的研究活动和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科学史在科学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

竺可桢:开发中国科学传统现代科技创新功能的奠基人——庆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50周年

竺可桢是卓越的科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他在历史气候学、历史天文学、历史地震学、中国自然科学史等学术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创办了"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使我国的自然国学研究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在他的身上具有很崇高的科学精神,但他是人不是神,他的学术研究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他曾提出过"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观点,这是一种过分把西方近代科学中的实验基础本质化的观念。另外,西方科学的还原论思维特点,也限制了他对中国古代科学体系能够作出更高的认识。他奠基、开创和领导的"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事业,其宗旨不是为了传统而研究传统,更大的目的是古为今用,即开发中国科学传统的现代科技创新功能,这种开拓性贡献是无人能比的。为了继承他的精神,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在保持几十年来的分科传统的同时,还要开拓综合性研究,以发掘中国传统科学中的宝贵矿藏,促进和实现全人类的现代科学创新。

常青院士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教授

2020年12月19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科学文化研究支撑中心主办的“科学文化与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院士专家论坛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城乡历史环境再生研究中心常青教授受聘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名誉教授,科学史所所长张柏春研究员、副所长关晓武研究员等出席敦聘仪式,张柏春研究员向常青院士颁发名誉教授聘书。

严敦杰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严敦杰早年专职会计工作,业余研究科学史。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与抉择,1956年走上职业科学史研究道路。他曾参与创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草该室筹建方案与该室工作和全国科学史研究工作十年发展纲要,较长时间推动着该室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事业的发展。但他在这条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文革"结束前频繁遭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学术研究工作和身体均受到影响。本文还原严敦杰走上职业科学史研究道路的原因和过程,论述他对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创建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以及政治运动对他的影响。

中德科学史合作研究——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建伙伴小组

2001年7月,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和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共同建立伙伴小组.文章从学术目标、小组成员、小组的运行、研究专题、学术研讨以及国际学术活动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该伙伴小组自成立以来各项工作运行的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果.

加强实验研究平台建设,支撑科技史创新发展——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技史综合实验室概貌

中国科技史综合实验室(以下简称"综合实验室")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以下简称"科学史所")内设科研支撑单元,是科学史所开展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科技史与科技文物分析检测、模拟复原实验、数字仿真研究与成果转化等工作的重要平台,是对外开展服务和合作的有力载体。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讨论班与中国解析数论的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数论组举办讨论班训练青年研究人员。经过四五年的系统训练,培养了一支数论研究队伍,他们在解析数论尤其是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连续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成就。文章考察了从1953年至1958年数学研究所数论小组的组建、学习和研究情况,探究了华罗庚领导下的数论讨论班的研究活动和学术生态,分析了华罗庚如何通过讨论班这一研习形式进行人才培养,揭示了我国解析数论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一些关键因素。

1980年全国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及学会成立大会研究

1980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召开的自然科学史学术会议及学会成立大会,是中国科技史界规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的召开受到自1976年“文革”结束至1978年中国的政治变革、科技政策和规划,以及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李昌的影响,是筹备工作经历搁置后该所联合所外力量重新筹备而获得的成果。这次会议恢复了中断24年的全国综合性科技史学术交流活动,展现了高质量的学术交流状态;遵循严谨程序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为日后国内和中国国际科技史交流活动的展开奠定重要的组织基础。这次会议是中国科技史事业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反映了1980年中国科技史事业发生的历史性转变,推进了中国科技史的建制化历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科学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纪念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60周年学术研讨会

2016年12月24-26日,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科技史家的使命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史纲》出版座谈会于2月2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院士、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兼发展规划局局长翟立新、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原所长陈发虎院士、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彭斌等几十位来自中国科学院、科技史学界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围绕该书的学术贡献和出版意义,以及如何提升其社会影响力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发展规划局、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科学出版社)共同主办,关晓武副所长(主持工作)主持会议。

中国橡胶树北移栽培研究的历史考察

以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开展的橡胶树北移栽培研究作为研究对象,从科学史的视角,系统梳理了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橡胶禁运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与当时林垦部下辖地方农垦系统、地方科研院所面对国家需求,在华南与云南分别开展系统的中国热带生物资源考察,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橡胶宜林地,开展橡胶树抗寒抗风研究,最终成功实现橡胶树北移栽培,满足了国家对橡胶这一战略物资需求的过程。这有助于深入理解20世纪50-80年代国家实施的“任务带动学科”的科学发展方针,同时对于认识当代科学研究如何满足国家需求、重大科学研究中不同机构如何更好开展协同攻关,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价值。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理论创新引领打造政策分析国家队: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的国家高端智库建设心经——专访汪寿阳主任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预测中心”)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重要智库,联合中国科学院多个院所中从事经济社会预测和分析领域的研究力量,以理论和方法创新为特色,打造出独特的高端智库品牌。本刊围绕智库理论创新与服务决策的关系、智库建设基础条件、智库人才培养模式、智库成果转化及品牌拓展等方面内容,对预测中心汪寿阳主任进行了专访。

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的合作历程及其经验启示

中国科学院作为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学术机构,与英国皇家学会开展了长期的科技交流合作。本文研究了中国科学院与皇家学会的合作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英国皇家奖学金项目”与“皇家奖学金+科学合作协议项目”的资助模式进行了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国际科技合作中存在的非对等性和持续资助模式及其构成的完整合作链条,揭示了“非对等”合作的现实意义与“隐性”合作成果的重要性。同时基于上述研究总结分析了双方合作的历程和经验及其对当下和未来合作工作的启示,指出应对国际合作给予耐心和宽容度,将目光和目标放得长远;对于有价值的合作,不必拘泥于形式及投入的对等,鼓励非对等合作的开展;优质的国际合作应该是全方位、全链条的合作;中国科学院与皇家学会的合作作为科技外交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为中英关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未来也将成为维系两国科技交往的纽带;在国际合作过程中要摆脱“坏国际化”陷阱,中英两国学术界应通力合作,应对目前科技爆发式发展与人类安全面临的巨大挑战,构建负责任的、可持续创新的新型科技发展模式,造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