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与现实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祭典的祭祀对象是上古帝王和历代名人而显得特殊,其保护实践饱受争议。公共祭祀的行为源于上古巫祭,在王朝时期得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祀礼仪。今天仅有少数祭典得以传承,一般以地方公共祭典的形式举办,多数已入选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祭典类非遗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国家层面,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内在凝聚力,激发爱国情怀;二是在地方层面,活化利用好这笔遗产,可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在个人层面,能为处于物化状态的当代人提供神圣体验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信仰力量。保护祭典类非遗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祭典的文化内涵和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以重塑祭典的神圣性、审美性与社会性。

国家战略视野下非遗保护研究的新趋势——“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述评

国家层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保护既是履行国际公约的要求,又是服务国家战略的需要。从2005年至今,我国非遗保护经过跨越式发展,已经全面进入系统化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阶段。从11月24-26日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主办的“非遗保护与国家战略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发表的论文来看,从国家战略高度思考非遗保护理论和实践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从如何激发社区文化自信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等视角,研究非遗保护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的基础逻辑、路径和模式等,是非遗保护研究发展的新趋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研究现状、热点及趋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艺术学科建设研讨会综述

2018年12月2日至4日,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山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艺术学科建设研讨会”在广州举行,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与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等近60名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艺术学科建设研究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俊华教授主持开幕仪式,中山大学中文系副主任林华勇教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主任分别致辞。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旅游利用的若干问题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适应与游憩机会”专题学者对话录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及其合理利用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结论认为: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我国的相关法律已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与分类进行了界定,但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中,概念内涵与分类仍在动态变化中,需要根据具体的使用目标谨慎界定。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属性,旅游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异类环境,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自身发展过程必然会面临的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旅游或者被旅游利用,本质上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调适自己与环境关系的问题。但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多样,不同类型及其所处的环境不同,其存续的方式和功能都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情境与场景抉择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的方式。

可持续发展理念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人类发展中诸多矛盾的新理念,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平等和代际公平的新实践,把二者相结合是新世纪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努力。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照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指通过维护自身可持续发展来助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系统化实践。非遗系统性保护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系统为根据,以对系统构成要素、结构、功能等的优化为路径,以自身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社会实践,是新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质量发展的具体体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与创新

以国际组织、国家为主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开始就确立了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的实践逻辑。规范以主体间性、契约精神为依据,以内部契约与外部法规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多方参与协同的基础。创新以主体性、活态性为依据,以要素创新与整体创新为表现形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持续的基本动力。在规范与创新互动共生理念指导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现了共同体建构与生命力延续的内在统一。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建设

为保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进而维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核可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为代表的一系列框架协议和约定,并与缔约国共同倡导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录制度",寄以抢救、保护和传承人类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作为缔约国所开展的一系列"名录制度"建设工作,不但回应、接续解构和内化重构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名录制度",而且在保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独特性和56个民族的文化多样性上发挥了巨大功效,同时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优秀的实践案例和"中国经验"。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和谐基因

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相表里,和谐文化以传统为根基。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许多和谐基因,如身份认同、以人为本、多元共存、活态发展等,挖掘和整理这些基因,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建设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与中国声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会议综述

针对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与经验,2019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山大学承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论坛在广州举行。200多名来自不同地区的专家学者,从实践经验总结、非遗现代化转化和个案分析三个方面对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新机遇和新使命进行了探讨,展示了非遗保护的“中国经验”,发出了“中国声音”。

非遗治理研究的方向选择——“政策法规与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高端论坛”述评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各参与方关系治理的研究,是非遗研究的内在要求。在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主办的"政策法规与新时代非遗保护高端论坛"上,非遗学者就非遗治理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地探讨,产生了许多新观点。目前,我国非遗治理研究已经进入更加科学、规范和务实的阶段,正确理解和遵循国际理念、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快推进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扎实实施整体性保护和利用、是非遗治理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录像制作解析——以“陈李济中药文化”项目为例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材料的组成部分,录像片在实际申报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陈李济中药文化”项目为例,结合录像片拍摄具体准备工作,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材料文字向图像的转化,做出个案解读。针对有关制作要求,结合具体拍摄实践,本文还提出了拍摄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民俗资料学的理论、方法与范式探索——“海外藏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研究”学术研讨会综述

随着海内外多元类型的民俗资料进入我国学者的视野以及资料保管技术的发展,加快建设民俗资料学的条件日益成熟。在2023年4月举办的“海外藏中国民俗文献与文物资料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围绕民俗资料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海外藏中国民俗资料及其价值、图像资料研究的民俗学路径等主题展开了讨论,尤为强调语境、田野调查、话语分析等方法论在具体研究中的运用,并显示出跨学科的特点。探索和完善民俗资料学研究范式,对于推动新文科视野下的民俗学学科建设,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促进中外文化与学术交流等具有重要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标准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一项全球性的文化政治策略,在理念上具有超越国家和民族、以追求人类普世性价值认同为目的的特点,同时它又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亦即文明的不同个性。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构成了非遗保护实践的复杂面貌:一方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层面,从文化相对主义出发,人们不断地强调相互尊重、可持续发展等原则,突出社区、群体与个人(GGI)在保护工作中的主导性话语权,避免本真性这类容易造成族群和文化冲突的词语的使用;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又不得不将非遗分类、保护手段等的界定放权给各签约国的政府机构,由其制定具体的保护措施,建立相关的评估体系。非遗保护的中国标准研究,正是针对第二层面即政府的工作需求而言的。

东风西渐:中国民族民间服饰在海外的收藏、传播及文化影响——以美国公共文化机构藏品、图像为中心

近代以来,受“西风东渐”的影响,我国服饰的形制、风格均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界对此进行的研究亦较多。然而在海外,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也对西方民众的穿戴及审美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这可视为“东风西渐”的一种表现。以美国收藏的中国民族民间服饰为考察对象,根据相关文化机构举办的主题展览、文化交流活动和各类影像的记录,并借助西方设计师从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中汲取灵感所作的创新设计案例,能窥见我国民族民间服饰文化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状况。在新时代,中国民族民间服饰亦可通过外交、经贸、文化交流、教育宣传等形式进一步向海外推广、传播,在实现其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基础上,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民族旅游场域中传统体育文化的选择性重构——基于山江苗族博物馆的田野调查

作为旅游景点的山江苗族博物馆为传统体育的现代展演提供新的场域,本文通过"深描"博物馆内传统体育的结构与形态,揭示传统体育文化如何经过挑选、包装转化成旅游产品或者商品。研究结果表明,民族旅游场域中展演的传统体育是穿着"原生态"外衣重构的"新传统",基于游客消费需求,在民族精英的主导下部分成为了旅游从业者的当地人参与了对传统体育的重构与发明,"新传统体育"不仅满足了游客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想象,也重构着当地的文化生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社会和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越发重视,数字化保护已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热点。通过数据库建设、数字化应用和大数据分析,数字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然而,当前数字化保护存在"重技术、轻文化"的现象,面临着忽视地方性、难以展现非遗活态性、重形式轻意义等文化问题。应倡导一种"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赋予传承人和拥有者参与数字化保护的权利,让他们参与进来,数字化保护才有可能够完成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使命,并逐渐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

《非遗传承研究》集刊2019年工作年会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读本》首发式举行

12月20日,《非遗传承研究》集刊2019年工作年会暨《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生读本》首发式在长宁民俗文化中心举行。上海师范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心主任、《非遗传承研究》集刊编委会主任、主编陆建非,上海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王耀东,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非遗处主任科员张昕,上海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高春明,上海市非遗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张黎明,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李守白。

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传承与传播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百年间的活态流变中,我们无法把握其"原生态",因为"原"在活态中出现,在活态中流变,又随着活态载体(人)的消亡而消失,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更是如此。但我们却可以把握其"本生态"和"衍生态",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多意义上是指对"本"的"代际承接";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则更大意义上是指对"衍"的"信息共享"。"传承"和"传播"虽同时建立在保护与发展的语境之下,但在学理逻辑上却又分属两个不同的学科方向,其在研究目的、价值诉求、对象选择、交互时间等方面都大相径庭,不能混而一谈,这一点需要厘清,并值得关注。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体系的建立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标准体系的建立是出于保护工作规范化的需求。引入标准的目的在于完善制度,协调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平衡参与其中的各方利益,促进非遗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而非为了限制作为传承主体的地方社区与传承者个人的创新自由。该标准体系的内容应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操作标准、项目分类标准和项目标准三大部分。其建立过程,应充分体现民主协商的精神,在各级政府、学者、传承主体和其他利益方之间展开充分沟通的基础之上形成。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倡导的交往理性与商谈理论可为此提供理论指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最终认定,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结果;这一官方认定制度,在激发传承人文化自觉的同时,也挫败了其他非官方认定传承人的积极性,重构了传承生态。现代社会的技术手段、信息传播、人员流动、资源交换以及消费者、市场等等复杂因素,都促使传承人在保守传统与适应创新之间做出适应现代社会变迁的选择。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经验以及对保护的"完整性"与"活态性"的认识,"体系外的文化与体制外的文化持有者"对于完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需要区分传承母体共享的"非遗"与脱离传承母体的"非遗",应该在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特点的基础上理解其"本真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