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音乐史学”特征及其影响

从学理基础、研究方向和具体成果看,东洋史学与东洋音乐研究、近代日本音乐教育、日本民族音乐学、日本的“中国音乐史学”等,对中国音乐史学具有重要影响。这促使中国音乐史学界从反思中认知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从反思的认知中构建中国的音乐学术,从而促进中国音乐史学迈向新的历程。

历史音乐人类学的基础(上)

本文为麦科勒姆、赫伯特主编的《历史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的第一章。在该著中,作者系统地展示了史学新方法的各种方式以及新技术的相关应用,它对于音乐人类学家寻求富有意义且具有代表性的跨越时间和空间界限的音乐传统所开展的工作产生了影响。本文以引论性章节开始,直接审核了各项定义、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接下介绍了该著内的各个章节,展示了这些方法和探索在全球范围的音乐传统的创新性历史研究中的应用。这些对于亚美尼亚、伊朗、印度、日本、南部非洲、美国犹太人及美国南部小提琴传统的音乐历史皆具有深入研究,描述了全球音乐史研究的新理论方法和方法论的开端。

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与历史性——论吴越传统的“长三角”音乐与文化关系

文章以音乐的区域性、民族性、现代性和历史性几个方面为切入点展开分析,讨论了“长三角”地区音乐类型的区域性共享表现、超越地方性的特质,以及长足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在现代性与历史性部分的论述中,强调上海的现代性发展所形成的集聚效应与宋代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基本架构,对于“长三角”音乐文化发展所起到的极其重要的影响。结语指出,透过这些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吴越音乐传统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过程,促使在“长三角”音乐研究中,发现和挖掘更丰富的内容,以及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方法或思想,以此来推动区域音乐文化的深入探讨。

一张旧照片 两个史学会--“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学座谈会”、高师“中国音乐史学会”与“两会合并”忆记

读刘再生著文介绍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吉联抗先生,其中随文的孙继南先生提供的照片等弥足珍贵。在东亚文化之都、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学座谈会"的集体照,以"弘一法师纪念馆"为背景,历经33个春秋,依然清晰。旧影之中,高师"中国音乐史学会"举办的首次高师中国音乐史教学会议、理事会,和中国音乐史学会关系的决定等珍贵的历史信息,与吉联抗先生、孙继南先生等"两会"名家的诸多业迹,共同记录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音乐史学发展(尤其是高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始终、中国音乐史学队伍建设等)的特殊一页。抚今追昔,睹物思贤,令人感慨,思绪万千。

中国音乐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思考、路径及其理论框架

对于“中国音乐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框架式思考,可从中国音乐史学科发展及其当下所面临的基本问题;中国音乐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思路、视角与范畴;中国音乐史学原理的探索理念、框架与愿景等三个部分加以整体性阐述。

论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理念中的音乐教育功能及其中国实践

自20世纪初以来,多元文化作为一种思想或理论在人类学、历史研究、文化批评等多个领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和研究。随着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矛盾的激化,多元文化的概念及思想内容也在不断地充实和完善,使得其思想越出书斋,在国家政策的制定以及民族文化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实践指导作用。本文通过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理念、多元文化理念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多元文化理念下中国音乐教育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三个部分,探讨了音乐人类学多元文化理念中的音乐教育功能及其中国实践。

中国现代基础音乐教育的倡导者--由陈洪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说开去

本文取音乐教育学的研究视角,以陈洪^(1)先生1934年发表于《广州音乐》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为研究对象,指出陈洪先生通过对相关背景及中小学音乐教育实际的考察,对《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做出的批判性反思表现出一位音乐教育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反观当下中小学音乐教育现状,我认为陈洪先生的《部定初中音乐课程标准检讨》对当下乃至未来中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健康发展仍有积极的启迪作用。

从学术出版窗口探测音乐学科建设及其发展光谱

学科建设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架构设计,体现在既有坚实基础上展开具有目标性、前瞻性、开拓性及引领性的学科分类建设方针和策略之中,可有效支撑和推动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这种设计、方针与策略很大程度反映在学术成果的产出及评价上;学术发展的有效性及其质量评价,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成果的发表与出版的数量和质量。因此,从《音乐艺术》和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这两个学术出版窗口,可探测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学科建设及其发展的光谱。

音乐飞地,音乐人类学的“流散诉求”研究——论郑苏“华裔跨洋流散音乐生活研究”及相关问题

美国华裔学者郑苏的名著《流散诉求:美国亚裔/华裔的音乐与文化》经过翻译,再次“流散”到了她的母国,将大洋彼岸发生的故事带入每位读者的心灵世界。通过对译著的分析,以及结合国内外相关问题的探讨与多层次的透视和解读,作者指出,流散音乐研究的学术意义早已超出了音乐本身,是通过探求突破民族/国家界限的流散群体音乐文化的动态性、相互关联性和延续性,从而去解读有关全球性、跨文化、认同和文化政治的议题,呈现出更为宽广的社会学、人类学和华人移民史的研究意义。

中亚音乐研究(一)——中亚音乐的范畴、属性及其音乐、艺术和文化特征

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500年左右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网络"丝绸之路"不仅发展了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各种宗教信仰、技术创新、科学思想及艺术活动从东方和西方分别流入中亚。同时,中亚自身在艺术及科学方面的成就也在欧亚大陆广为流传。全球化时代,中亚内部及其与欧亚大陆接壤地区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边界正被积极地重新定义,有的认为应参照政治经济活动的格局或石油天然气管道的排布,有的认为应以语言、文化及宗教特征为划分标识,还有的则认为应将在中亚及世界各地的文化与社会之间所建立的概念性、象征性或隐喻性相关的价值观、信仰及行为作为准则。本文按照人类学研究范式,从文化地理、宗教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探讨了中亚音乐、艺术和文化特征,以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为主要分析线索,将其乐人、乐器、乐种、乐风与乐事拼合成了生动多彩的中亚音乐景观。中亚复杂且丰富的音乐景观如具有生命的织锦那样,通过重复与变化无缝相接合成无限可能的图案,似曾相识但又令人兴趣无穷。

“唐朝传来的音乐”的历史本真性与文化想象——《大唐余韵——吴蛮演绎敦煌琵琶谱》的历史音乐人类学叙说

文章分为前言、历史记载中辉煌的唐朝音乐、“唐朝传来的音乐”的历史“本真性”,以及余论“唐朝传来的音乐”的“文化想象”四个部分,作者着重对于敦煌琵琶谱与唐朝音乐的“本真性”、敦煌琵琶谱“主人”琵琶乐器的“本真性”,以及吴蛮敦煌琵琶谱演绎的历史“本真性”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作者与琵琶大师吴蛮之间的访谈对话,体现了《大唐余韵——吴蛮演绎敦煌琵琶谱》这一“唐朝传来的音乐”的特殊价值和意义。在最后的“余论”中,作者提议以“敦煌乐谱”所载“曲子”蕴含的中国文化特有的“语音性”思维、敦煌乐谱的音韵格律决定曲子“节奏”的思路,寻找打开敦煌乐谱“节奏”之锁的钥匙,研究者可以有据可依地敞开对于“唐朝传来的音乐”的“文化想象”。

论“文革”后期对传统音乐的秘密“抢救”

在"文革"后期的七十年代,曾由江青授命国务院文化组和后来的文化部,一度开展过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抢救"工程。其一是所谓"音乐历史长河"制作,实际上是一项整理和改编中国传统音乐的工作;其二是所谓的"录音录像"工作。这两项工作既有时间上的前后差别和任务的不同,但又相互关联,并因涉及到传统音乐在"文革"初被认为"四旧"的敏感问题。

城市音乐及其跨区域现象的音乐文化诗学阐释——近代汉口音乐活动及其与“音乐上海学”关联性问题的探讨

文章由近代汉口城市音乐的特征、近代汉口与上海城市音乐的跨区域性、近代汉口城市音乐的音乐文化诗学阐释及其与“音乐上海学”的相关问题四个部分构成。作者通过对近代汉口与上海城市音乐的共有地方特征、跨区域互通及其上海城市音乐跨区域性及其辐射力的分析,总结了近代汉口城市音乐的租界环境中的“城市地理、经济和文化的同质性”及“上海城市音乐跨区域及其辐射力下的复制性”现象。作者认为,武汉是一座“音乐富矿”,永远值得不断挖掘,其对于武汉及其荆楚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对于音乐的地方学以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丝绸之路琵琶行——文化大使吴蛮的世界音乐叙事

昨晚收到吴蛮发来的原创微信作品《吴蛮琵琶与文化漫游——我去约旦国干什么？》。吴蛮在此日志式的写作中回顾了她2016年的工作经历，这篇是该系列之二。

中国音乐史教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价值观导向

2016年以来,中国音乐学院倡导“中国乐派”建设,大力推进中国乐派“8+1、思政+X”课程体系建设,修订优化教学大纲,编写符合新时代专业音乐教育发展要求的《中国音乐史》教材。这一系列举措,激励和启发新一代《中国音乐史》教育工作者,要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不断思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些根本问题。本文提出,中国音乐史本科教学成败的关键,是要处理好艺术与文化、知识与观念、过程与质量三对关系。要在研究型教学理念贯穿过程中,做好教材内外音乐史概念和现象的提炼融通,以知识主题任务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利用全过程的教学评价手段,组织学生参与课堂陈述与唱奏演示,在学史明理、情理交融的教学情境中,培养学生辩证的音乐史观和文化价值观,最终发挥好“以史育人”的功能。

“重生”的中国古代乐队 千姿百态的乐俑之唐朝篇(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共计出现过3次高潮,唐朝就是继汉代之后出现的第2次鼎盛时期,史称"强汉盛唐"。先后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唐朝,经济空前繁荣富庶,尤其是"开元盛世"时的唐朝,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当时的首都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达到百万的城市。唐代诗人杜甫的《忆昔》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社会经济的大繁荣必然会导致唐朝上下崇尚厚葬之风,而大规模出土的唐代乐俑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大唐帝国崇高的国际地位和辉煌的经济、文化成就,使亚洲各国乃至欧洲、非洲国家对之产生了由衷的仰慕之情,他们争相与唐朝交往,遂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文化最重要的交流中心之一,从而造就了唐代乐俑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华乐胡音杂陈的艺术特色。下面,我们就来领略一下大唐乐俑的风采。

中国古代乐器之王编钟家族中威严高贵的镈

编钟,是我国古代一种成编使用的、具有固定音高的旋律性青铜打击乐器。在我国古代琳琅满目的乐器中,编钟的地位最为高贵,规模最为庞大,制作最为复杂,科技含量最高,音域最为宽广,没有任何一种古代乐器可与之相媲美。它是我国乃至世界青铜文化中一枝绚丽夺目的奇葩,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古代乐器之王"。根据形制的不同,编钟一般可以分为镈、甬钟、纽钟三种。其中,镈是制作最为考究、纹饰最为华丽、地位最为高贵的一位。

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编钟家族中璀璨夺目的甬钟(上)

在上一期中,我们欣赏了编钟家族中高贵威严、繁缛精致的镈;这一期我们来一睹另外一位成员——甬钟的风采。甬钟是编钟家族三位成员中音乐性能最佳、科学技术含量最高、文化底蕴最深的一位。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陕西长安斗门镇遗址出土的陶钟(图1),可以看作是甬钟的始祖。这件陶钟于1955年出土,年代约为公元前2300～前2000年。

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编钟家族中精致小巧的纽钟(上)

在上几期中,我们欣赏了编钟家族中高贵威严的镈以及璀璨夺目的甬钟,今天我们再来欣赏最后一位成员——纽钟。之所以谓其精致小巧,是因为与镈、甬钟相比,纽钟的体量要小很多。从目前所见的实物来看,绝大多数纽钟通高均在30厘米以下,重量不足3千克,小的不足1千克;

青铜乐器中的奇葩——神秘的铜鼓(下)

在上一期的文章中,我们欣赏了琳琅满目的各类铜鼓,如质朴的万家坝型铜鼓、绮丽的冷水冲型铜鼓、雄伟的北流型铜鼓、精致的麻江型铜鼓等等。今天再来谈谈铜鼓繁缛精美的装饰艺术。据有关专家统计,铜鼓上的装饰纹样至少有一百多种,它们的布局一般围绕着圆形的鼓面和鼓身呈圆圈状排列。铜鼓的装饰主要分为两大类:立体装饰和平面纹饰。